广东为何“反地方主义”(上)


特别感谢作者朱健国先生在本站首发此文
  
                         朱健国

  不过,就算在毛泽东死后,其“反地方主义”的成果被叶剑英反攻倒算,但是
他所开创的“反地方主义”传统,却和他的许多独创性思想一样,并未衰亡。因为
毛之所以要反地方主义,毕竟来源一个铁的规律:每一个新登台的权威人物,要想
树立绝对权威,建立专制,必须毫不留情地加强自己的势力基础,必须进行后来看
来是痛苦和错误的反地方主义。从这一角度看,只要中共有新权威出现,新一轮的
反地方主义义就会以形形色色的新貌开始进行。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今天
的人们只是可以希望,新的反地方主义,能否沿着毛泽东从杀AB团改进到只处分地
方主义分子的改良道路,以更宽松的方式“反地方主义”——这一期望,不知是否
可从今日中共“核心”以“反腐败”方式对“北京帮”和“广东帮”进行的整肃中
体现。
                                           ——摘要

  引言
  一、何谓“广东地方主义”
  叶剑英统帅“广东派”
  陶铸、赵紫阳提出广东“地方主义”三大特征

  二、广东反地方主义“三大战役”和主要受难者
  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斗争”
  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广东地方主义骨干”
    制造“反党集团案”批量处理2万“地方主义分子”
  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斗争”

  三、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的真正根源
  叶剑英的“广东特殊论”为导火线
  两广纵队曾与“四野”开火结怨
  “ 林、叶之争”与中南局与华南分局的争斗
  周恩来与广东“地方主义头子”关系密切
  A. 冯白驹与周恩来的亲密关系
    B. 方方是周恩来的老部下     
  C.古大存早就追随周恩来  
  D.尹林平紧跟周恩来
  广东反地方主义与“毛周之争”
  A.防止中国出现新的赵佗
  B.毛泽东亲自出面来处理广东问题
  C. 陶铸深夜带枪见周恩来

  四、毛泽东思想——从不信任“地方军”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歼残酷整肃“AB团”
  “肃AB团”的理由与广东反“地方主义”何其相似
  “烧阴户,用小刀割乳”
  毛泽东反地方主义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了

  五、任仲夷的期望

  ◎引   言

  自从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谢飞1997年被调离广东,海内
外便再次流传“‘广东帮’将被‘江核心’整肃”,“广东将成为继中共北京市委
大换血后,又一个要大换班的重点目标”。这使得许多广东人担心:广东是否又要
开展“反地方主义斗争”了?广东人可是一提起“反地方主义斗争”,就心惊肉跳。
谁能忘记那残酷的历史悲剧?如果说毛泽东从井岗山时期起就有用“军队党帮助地
方党”[1]的反地方主义传统,尔后在江西瑞金、在延安乃至文革时的北京等地都
开展过各种名义的“反地方主义”运动,那么,中共近80年来最持久的一场“反地
方主义”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 1951 年1月(以赵紫阳从河南省来广东省接替
方方管广东土改算起)至1971年9月(以广东省副省长林锵云之死和林彪逃亡为终
点)在广东开展的历时20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表面看来,这一运动的受
难者(失败者)是叶剑英、方方、古大存、冯白驹等3万广东地方干部(包括解放
前来粤的外地干部),胜利者是林彪、陶铸、赵紫阳等“四野”体系的军党干部,
而深入研究,其深层矛盾,则要追究到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争。
  当然,若要以平反者为最终胜方来看,从1979年8月以习仲勋、任仲夷为首的
新广东省委下达《关于复查地方主义案件的通知》[2],吹响平反斗争的冲锋号,
至1994年4月在以谢非为首的广东人主政的广东省委的不断要求下,“广东地方主
义”最后一个未平反的“首领”方方,也终于得到中共中央下达的平反决议。至此,
历时15年的广东平反地方主义斗争大获全胜,最后的胜利者当是周恩来、叶剑英。
  这一场前后长达44年的广东反地方主义之争,到底缘何而产生呢?让我们通过
对有关当事人的经历和大量相关史料的研究,对广东反地方主义的特点、方式、根
源、后果作一简明梳理。

  ◎一、何谓“广东地方主义”

  如果简要地概括“广东反地方主义”历程,可以这样说:“广东反地方主义”
起因于周恩来支持叶剑英组阁华南分局和毛泽东委派林彪主持中南局;发难于李雪
峰批“广东土改右倾”,深入开展于赵紫阳、陶铸入主广东,停止于林彪、黄永胜
垮台,终结于毛泽东去世;初步平反于叶剑英上升为中共三号人物、成为邓小平必
须依靠的元老,彻底昭雪于赵紫阳下台、江泽民尚未完全独立主政之时。

  叶剑英统帅“广东派”

  1949年9月之前,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为方方,但1949年9月11日-19日, 叶
剑英奉命代表中央主持了在江西赣州召开的中共华南分局委员会扩大会议,宣布中
央决定:由叶剑英为首,张云逸为第二书记,方方为第三书记,陈庚、邓华、赖传
珠为常委组成新华南分局。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叶剑英为广东省
人民政府主席,方方、古大存、李章达为副主席[3]。这两次改组, 就形成了以广
东籍回乡干部(叶剑英、古大存)和解放前外地来粤干部及广东籍本土干部(冯白
驹、方方)三合一的“广东派”干部。这种“广东派”干部的共同特点是,熟悉广
东、热爱广东,力主因地制宜治理广东。由于这时“四野”为主的大批南下干部还
未成为广东领导层主流,没有真正的“外来通天权威”,这一阶段是“广东派”的
发展良机,毫不存在“反地方主义”。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将全国一分为四,批准成立东北、华东、西南、中南四大军政委员会[4],
“分封”给高岗、饶漱石、刘伯承、林彪。广东省隶属于中南军政委员会,叶剑英
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彪任主席)。1950年春,根据中南军政委员会的指示,
广东开始试行“土改”,由方方担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主任。1950年9月正式成立
了广东省土改工作团,团长李坚真, 副团长林美南、罗明。叶剑英提出了“广东
特殊”,先从“三县着手”的土改试点方案,确定先在揭阳、兴宁、龙川三县进行
试点。“同年8月,李坚真到中南局参加土改会议,向中南局汇报了‘全省着眼,
三县着手’的做法,中南局没有提出不同意见。10月,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土改工
作,毛泽东说:‘土改面积除原定三县外,其他各地委均需选一个区乡进行试点。
11月,分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了惠阳,鹤山、曲江、宝安、遂溪、丰顺、英
德、普宁等八个县各选取一个乡为土改试点。[5]”

  陶铸、赵紫阳提出广东“地方主义”三大特征

  但是,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中南土改委
员会出面),在对广东土改的评价上,一直同华南分局存在着严重分歧。不久,时
任中南局土改委员会主任的李雪峰,公开对广东的土改工作不满意,多次在机关报
《长江日报》批评广东土改群众发动不够,太右,是“和平土改”(若没有中南局
一号人物林彪的支持,能在机关报上公开批广东么?)。然而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华
南分局却一再不同意中南局的批评,我行我素。在这一背景下,1951年 4月,中南
局开始大动“手术”,将河南南阳地委书记赵紫阳调到广东,任华南分局“俱乐部”
(办公厅)秘书长,不久升任广东省土改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12月25日,又将四
野政治部副主任、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陶铸调任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一来,就接
替方方主管广东土改运动。于是,陶铸与赵紫阳紧密合作,从牢牢抓住广东土改大
权为突破口,全面接管广东大权。
  至此,中南局正式提出了“广东党组织严重不纯,要反对地方主义”的口号。
在陶、赵主持下,广东先后36次大规模进行“土改整队”、“整肃”,到1952年5
月, 全省共处理广东“地方主义”干部6515人。这期间,提出了“依靠大军,依
靠南下干部,由大军、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于是,各级党委都要由大军和南下
干部挂帅,当第一把手。任命四野第十五兵团副政委欧阳文、第四十三军政委张池
明分别担任粤东区和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第四十四军政委谭甫仁、第四十五军政
委谢明分别担任东江和珠江地委第一书记,其他各地、县,原则上均由南下干部担
任第一书记;先后调入数万名大军、南下干部。作为广东地方干部的老领导方方,
一直不同意“广东干部队伍不纯”的估计,挺身保护广东干部。这样,陶、赵便开
始提出广东地方主义问题,最终得到中南局和毛泽东的肯定。1952年6月,毛泽东
在中南海亲自主持会议,在周恩来、 薄一波、罗瑞卿、邓子恢、叶剑英、方方、
赵尔陆、陶铸在场的情况下,毛当面批评方方:广东搞地方主义,并说:“这里是
最高会议,讨论广东问题。”又说,方方“你犯了两条错误。一是土改右倾;二是
干部问题犯地方主义错误。——广东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
国三个乌龟,广东、福建和广西。现在福建、广西爬上来了,广东还在爬[6]”。
  毛泽东宣布,陶铸取代方方,叶剑英抓总(实际上让叶不要管陶)。叶剑英只
好当场检讨自己的广东特殊论。
  这时,人们方明白,所谓“广东地方主义”,其特征是:
  1.反对中南局提出的“依靠大军、南下干部”,在干部任命中,偏重本地干部。
  2.提倡广东特殊性,搞“和平土改”。
  3.拉帮结派,“组织反党小集团”。    
  ◎二、广东反地方主义“三大战役”和主要受难者

  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斗争”

  广东反地方主义共有三次大战役。
  第一次是1951年1月至1953年。
  起因是当时华南分局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将一批当正县级的南下干部,降为副
县级(见1951年6月31日叶剑英在华南分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一些南下干部对
这种做法不满意。尤其是对土地改革,有着不同的看法。地方干部大多主张缓和,
主张“宁慢莫乱”,“宁可无土改,不可无公粮”,“要有步骤有秩序进行。”⑺
于是1951年1月和4月,中南土委会的领导人李雪峰等两次来到广州, 先后召开了
11县土改总结会议和华南分局扩大干部会,对方方的总结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
广东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有问题:第一,11县的土改,缺乏农运高潮,
党内部分干部未坚决站在农民方面,为彻底消灭封建势力而斗争;第二,照顾其他
阶级多,体贴农民生活感情少,缺乏阶级分析:第三,对敌人不够狠,对群众不够
热;第四,广东基层组织不纯,不能依靠。这四条把三县的土改全盘否定了。当时
华南分局的领导人,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⑻
  然而,以林彪为第一书记,邓子恢为第二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南局,以及中南土
改委员会,在对广东的土改评价上,一直同华南分局存在着严重分歧。只是碍于叶
剑英是华南分局第一书记,才不便于直接指责和批评。中南局和中南土改委员会也
作了调查研究,而且掌握了不少事例。认为广东土改缓慢无力,群众没有发动起来,
是因为党组织不纯,干部队伍不纯,许多干部同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
侨地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在在地改中下不了手。
  由于林彪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林彪对“解放战争”的特殊贡献,中南局的看
法,直接影响到毛泽东。毛泽东和中南局认为,要改变广东土改领导软弱和进展缓
慢的局面,需要物色得力的领导干部,加以调整,并抽调一批干部予以支援。⑼
  这一次“反地方主义”,终于使叶剑英于1953年2月在“养病”8个月后调离广
东,到中央军委分管教育闲差;方方于1952年7月,由南方分局第三书记降为第五
书记,位居陶铸之后,1955年调离广东,到中央侨委任副主任;海南行政区一把手
冯白驹也只在名义上保留海南区党委书记,于1952年8月调离海南;随着这三位主
帅的贬谪,上万名广东干部都被先后戴上了“地方主义”帽子受整受贬。由此,广
东建立了陶、赵体制,成为林彪“四野”体系根据地——林彪终于在让出东北根据
地后,重新建立了自己的新领地,以至于文革“9、13”前夕林彪曾有割据广东与
毛泽东南北对抗的设想。
  1953年5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南局的通知,叶剑英正式调离广东。陶铸接任
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兼省人民政府主席。赵紫阳经中共中央批准,升任中共中央华南
分局副书记,并兼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成为陶铸在广东的副手。这时,赵紫
阳年仅34岁。赵紫阳成为中国最年轻的省级干部之一。广东的陶、赵权力体制也随
之形成。⑽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改组成立中共广东省委
员会,任命陶铸等28人为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其中,陶铸为书记兼省长,古大存为
副书记兼副省长,赵紫阳为副书记兼省委秘书长,冯白驹为副书记兼副省长,林李
明为副书记兼港澳工委书记、省监委书记,陶铸、古大存、赵紫阳、冯白驹、林李
明、贺希明、文敏生、林锵云、王德、李坚真等11人为省委常委。冯白驹调离海南
岛到省工作。⑾不久,陶铸又从外地调来陈郁当省长,从此以绝对优势压住了“广
东地方主义”。

  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

  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从1957年6月至1962年10月,历时5年。
  这一次起源是“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在整风运动开始后,以冯白驹、
古大存为代表的广东干部对前几年的“反地方主义”进行了质疑,于是陶、赵体制
立即借“整风”转为“反右”的契机,开展了“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发动了第
二次反地方主义大战。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省委第一书记,副书记均称“省委书记”)的区梦
觉对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有一段精粹地介绍——
  广东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批判了方方和冯白驹等人之后,“当时一些犯有严
重地方主义错误的人并未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认真地改造自己,而是把错误的根
子隐蔽起来,等待适当的气候以便重新滋长。因此,到了一九五六年,当社会主义
革命高潮到来,国内阶级斗争较之民主革命时期更为深刻尖锐的时候,特别是在国
际上发生波匈事件,出现修正主义的逆流,而国内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我们党
内又产生反‘冒进’错误的情况下,便又重新泛滥起来,形成了以古大存、冯白驹
两人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肆无忌惮地向党进攻。他们抗拒和反对党中央的政
治路线与组织路线,反对省委的领导,破坏省委的团结,阻挠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
利用反‘冒进’的错误口号,否定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的成绩,不但松懈党内的思
想斗志,而且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给党的工作造成莫大的损害。
  “从1956年以来,古大存和冯白驹在反对中央的方针政策上,在反对以陶铸同
志为核心的省委领导上同流合污,结成了反党集团。他们视省委的忍让等待的做法
为软弱,苦心孤诣求团结的态度为可欺,得寸进尺,顽抗到底,而且在资产阶级右
派猖狂进攻、牛鬼蛇神纷纷出动的时候,竟里呼外应,步步进逼,迫使党不得不与
他们开展一场大论争。因此,从1957年的夏季开始,广东党内就以‘广东历史问题
大辩论’为中心开展了一场党内斗争。
  “他们既然给党出了许多题目,就必须发动全党来作文章——到底‘依靠大军、
南下干部挂帅’的方针是否正确?广东土改是否‘搞左了’?土改整队是否‘偏差
很大’?合作化后到底把农村搞好了,还是搞坏了?工农业生产发展了还是‘比陈
济棠时代都不如?’镇反到底是消灭了敌人,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还是制造敌人,
把‘好人赶到敌人那边去了’?省委执行的是否‘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整编琼
崖纵队是否‘消灭异己’?中央和省委是否‘不重视广东历史’或‘割断琼崖历史’
?让全党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座谈会,以至党的代表大会来找答案
吧!经过四、五个月的辩论,终于事实真相大白,是非界限大明,党内觉悟大为提
高,而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则大为孤立,处境大为不妙,他们彻头彻尾地辩输了。”
  关于第二次反地方主义的结局,区梦觉说:
  “从广东历史大辩论中揭露出来的问题是十分惊人的,不仅有古、冯为首的反
党集团,还有广州市以市委书记吴有恒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韶关、汕头、西
江、合浦、兴梅等地的一批地方主义分子结合的反党小集团。而有地方主义思想的
人就更多了。仅省级机关处长以上干部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被确定为重点辩论对
象的就有83人,占这类干部总数的6.4%;在省委委员、候补委员中,有严重地方
主义错误的有11人,占委员总数的20%;在省委常委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有4
人,占常委总数的 27%;而在书记处中有严重地方主义错误的就有3人,占总数的
30%。 从这里可以看出,地方主义对党的肌体的侵蚀,特别是对省委领导核心的
侵蚀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⑿
  而陶铸则进一步总结说,所谓广东历史问题大辩论,目的就是要把广东的地方
主义彻底搞掉——
  1957年12月19日,陶铸在中共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的总结中,对
广东历史大辩论的作用和成果是这样说的: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个很好的马列主义会议,正因为是一个很好的马列主义
会议,我们才能够彻底解决长期存在在广东党内的地方主义问题,能够解决地方主
义问题,就可以做到广东党内真正的团结。广东党几年来之所以团结得不够好,就
主要是因为没有把这个妨碍团结的因素——地方主义彻底搞掉。”
  关于广东地方主义的严重性,陶铸说:“从去年省党代表大会以来,海南的地
方主义已经不是一般的地方主义,已经发展到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的地步。所谓一般
的地方主义,主要是指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搞不大清楚,并有一些地方主义的言论等
方面而言。但是海南的地方主义已经变成有组织的、有纲领的、有目的的进行阴谋
活动的反党集团。他们避开党的组织搞阴谋活动,反对我,反对省委,企图改变海
南区党委的领导;而‘临高事件’变成了地方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相勾结的反革
命行动。
  “海南地方主义分子背着党的组织去搞反党小集团,进行反党的阴谋活动。在
这些地方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下,海南区党委的领导权虽然还没有完全操持在地方
主义者的手里,但是已经很危险了。如果再发展下去,海南的党就会脱离正确的领
导,就会完全变成地方主义的‘党’而不是共产党。他们的反党活动如果得逞,并
继续发展下去,是可以走上反革命道路上去的。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临高的反革命
事件不是明显地说明了这一点吗?”
  对于广东的地方主义的特点,陶铸说:“广东的地方主义在那些方面向党进攻
呢?归纳起来,大体上是:翻民主革命的案;否定党所领导的历次运动的伟大成绩;
破坏省委领导的威信;排斥、打击外来干部与反地方主义坚决的地方干部,等等。
企图逐步夺取省委的领导权,最后变为地方主义的小王国。他们先进行翻案,说过
去的案子都搞错了,然后说省委领导的历次运动没有成绩,说省委领导错误了。既
然把历次运动说成没有一点成绩,并且都搞错了,说省委的领导很坏。那么,这个
省委当然就不能维持了。如果现在的省委真正象地方主义分子所讲的那样,那就应
该改组;如果说现在的省委是正确的,是坚持执行中央的方针路线的,那么他们攻
击省委抱的是什么目的,不是显而易见吗?……比如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
的非法活动也成了半公开的合法,很多人都知道,不但没有人揭露,遭不到任何的
抵制,而且很多人同情他、支持他,也没有人向省委反映过这个情况,可见党的组
织原则和纪律已被破坏到何等严重的程度。”陶铸最后又给广东地方主义分子加了
一罪,说:“地方主义分子是不能反右派的。广东反右派斗争之所以落后一步,与
党内的地方主义影响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地方主义思想实际上和右派分子是一致
的。”陶铸、区梦觉还讲,毛泽东曾指出:“地方主义就是右派。”可见,地方主
义问题已是敌我矛盾。⒀

  “广东地方主义骨干”

  广东第二次反地方主义的战术是以抓住林克泽(省政府秘书长)一封写给冯白
驹谈如何新组建海南区领导班子的“密信”,而揪出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冯白驹、
古大存反党集团为突破口,一举将冯白驹、古大存等上万名广东干部降职、撤职、
查办。
  先后被陶铸、赵紫阳点名处理的广东地方主义骨干有:
  尹林平:男,江西兴国人,1908年生,1927年参加革命,1930年入党,1949年
4月任中共华南分局副书记,历任红军独立第三团团长,东江纵队政委, 粤赣湘边
纵队司令兼政委,广东军区副政委。
  云广英:男,海南文昌人,1905年生,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0年入党,广
东省委党委兼政法部副部长、广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历任红七军组织处处长、团政
委,参加长征,八路军广州办事处主任,中央军委编译局副局长兼俄文学校副校长,
吉林省和龙县委书记,江西省政府秘书长,广东省政府秘书长。被撤销党委职务。
  吴有恒:男,广东开平人,1931人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广州市委书记。历
任中共香港市委工委书记,市委书记,广州市委工委书记,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长,
中共七大代表,中央党务研究室研究员,粤桂边人民解放军代司令员,粤中纵队司
令部,粤中地委书记,广州市委秘书长。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从行政8级降为 
11级,1958年6月下放到广州造纸厂当车间副主任。
  周楠:男,广东中山人,1929年入党,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历任中共香
港市委组织干事、广州市委常委、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司令、广东区党委驻越南劳
动党中央联络员、中共滇黔边区党委副书记、中共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
委政法部副部长。1958年降职为韶关专署副专员、省交通部副厅长。
  饶彰风,男,广东大埔人,生于1913年,1933年入左联、1936年入党,广东省
委统战部长。历任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广东省临时省委秘书长、南方日报社社长,
中共华南分局统战部副部长。被撤职降级,下放连平县挂职县委书记,锻炼改造。
1970年9月12日死于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中。
  冯桑:广东恩平人,生于1899年,1925年入党,省政协副主席。历任莫斯科赤
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德国海县码头工人国际代表大会代表、组织部长、全国
总工会救济部副部长,参加长征、西南特委副书记、广南军分区主席、粤中纵队政
委、广东省交通厅厅长,省总工会主席。受到大批评。
  王维:广东梅县人,1918年生,1937年入党,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农工部
副部长。历任梅县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广东省水利厅厅长。受到撤销省委候补
委员、农工部副部长职务、工资降两级,下放博罗县任县委副书记。
  谭天度:广东高明人,1893年生,1922年入党,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历任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保卫处秘书、东江行政委员会主任、西江专署专员。(区
梦觉前夫)因讲过广东地方干部“逢长必垮”,受到批判、冷落。
  何浚:海南琼海人,1904年生,1927年入党,中共琼崖区委副书记。历任中共
漳州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漳洲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1944年参加延安整风,
中共琼崖民主政府副主席。受到撤职处分。古大存:广东五华人,1892年4月生,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4年入党, 中共华南分局第一副书记,广东省委书记。
历任红十一军军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七大代
表、七大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东北局西满分局常委、秘书长、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
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受到撤销省委书记、副省长职务处分,下放三水县挂
职县委副书记。

  制造“反党集团案”批量处理2万“地方主义分子”

  仅仅把“广东地方主义骨干”处分查办是不够的,还必须让“广东第二次反地
方主义斗争”中发现的2 万多“地方主义分子”都一网打尽,为此,陶、赵制造了
一个又一个的“反党集团”、“反革命事件”。1957年12月19日,陶铸在中共广东
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扩大)的总结中,还谈到了广东全省地方主义出现许多“反
党集团”的严重情况:“广东其他地区的地方主义活动,最近一年多来,也表现得
相当严重,相当广泛。地方主义首先是在海南发起,接着广东其他各地也跃跃欲试,
蠢蠢欲动,有的已经发展到组织反党小集团的地步,例如欧新反党小集团、陈华反
党小集团、蓬荆反党小集团、陈恩反党小集团等就是,这说明一年多来,除了海南
反党集团以外,广东其他各地的反党小集团也是相当严重的,数量不少,并已开始
向党进攻,只是规模和声势没有海南那样大罢了。”自从陶铸来广东,他就抱着这
样的论断,自然就有了一系列“反党集团”、“反革命事件”。请看几例——

  1.“海康英利反革命暴动案”——1952年春,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古大存接到粤
西行署公安处发来紧急电报:“海康县英利区发生反革命暴动,反革命分子进攻了
区政府”。古大存立即深入调查,原来是当年海康久旱无雨,田园难以下种。一部
分有迷信思想的农民便依照过去的旧俗,拜神求雨。谁知这一发不可收拾,参加的
人数越来越多,区干部也制止不了。区长不作深入了解,便武断认为是有坏人在利
用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个区长带着一班民兵前去村里抓了两个为首的农民,借
以平息这场迷信活动。不料,当天夜里看守“犯人”的民兵枪支走火,连响两枪。
群众听到枪响,以为区政府杀了两名被捕的农民,便一齐向区政府涌来,愤怒地破
门而入。他们见到区长后便七手八脚地揍了他一顿。这消息被区政府人员加以渲染
后,报到粤西行署公安处。处长不加调查,便武断地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下令
派武警前去捉拿了10多个农民。古大存在掌握了上述情况后,便分头找农民和那些
被扣押的“犯人”进行核对,终于弄清楚案情的是非曲直。认为农民这么干当然是
错误的,但并非是反革命暴动,而是英利区区长任意捕人而引发的一场骚乱,它构
不成反革命罪。古大存找区长谈话时严厉批评了他滥用职权,擅自抓人,违反法律
的错误。 责令他马上全部释放扣押人员。⒁ 后来陶、赵得知,推翻古大存意见,
作为“地方主义”重案。

  2.“惠州反革命集团案”——1952年夏,广东省委驻惠州的工作组报告,惠州
破获由几十人参加的反革命集团案。古大存深入调查,原来是工作组捕风捉影,逼
供给制造的假案,最后予以撤消。后来陶、赵得知,推翻古大存意见,作为“地方
主义”重案。

  3.“广宁反共救国军团长高玉山案”——广东广宁人高玉山是1924年由彭湃亲
自介绍入党的老党员。1952年看到南下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逮捕毒打27个老区群众,
为了救乡亲,只好承认自己是“反共救国军团长”,在执行枪决时,行刑的宁县公
安局县中队队长抵制行刑,并急报古大存,由此调查清楚平反。后来陶、赵得知,
推翻古大存意见,作为“地方主义”重案。

  4.“龙川三八事件”——1952年3月8日,古大存检查工作途中,入住龙川县委
招待所,其警卫通过与当地公安武警战士交谈,发现当地“三反”打老虎都是通过
吊打嫌疑人的逼供信而定案,便告知这是违法行为。其时由惠阳军分区派驻到当地
公安大队的打虎队,正式在通过吊打公安指战员而逼供信。当公安大队听说“三反”
有不允许逼供信吊打的政策,遂和“打虎队”由辩论发展到武装对立,双方架起机
关枪武装对峙。古大存知道后首先批评了搞逼供信的“打虎队”,但陶铸不支待处
理“打虎队”,只好不了了之。后来陶、赵得知,推翻古大存意见,作为“地方主
义”重案。

  5.“莫雄险被冤杀案”——广东韶关人莫雄,是1907年参加同盟会,1923年被
孙中山委任为旅长,尔后多次给中共送情报支持共产党的有功人员,特别是其1934
年将蒋介石“铁桶围剿计划”窃取秘送中共中央,使中央红军即时撤退,开始了二
万五千里长征。但是,南下干部组成的土改队却要将莫雄作为贯匪枪毙,赵紫阳和
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田星云亲笔批准。叶剑英和古大存闻讯后,几番说明历史真
相,才保了下来。1957年,因莫雄给公安机关提过《关于纠正某些公安人员违反宪
法的行为》的意见,被划为右派分子,终由大存力争而免去罪名。后来陶、赵又推
翻叶、古意见,作为“地方主义”重案。

  6.“松仔岭事件”——本来只是一宗普通刑事案,却发展成为广东的一宗政治
大案。“松仔岭事件”缘起于1950年8月26日晚, 恩平县三区乡村发生一宗凶杀案。
案发后,经县公安局侦破,县人民法院审判,地、省、中南区法院核准,判处杀人
主犯何荣、何兆廷、何兆祯死刑,从犯许仲等5人徒刑。
  结案一年之后的1952年4月,在粤中土改整队会议上,三区区长顾江反映, 此
案中的何兆廷等人都是贫下中农,判刑过重,影响对松仔岭农民的发动。当时参加
会议的华南分局第四书记陶铸,根据汇报,即通知华南分局社会部副部长田星云到
恩平进行调查。田星云经过8天调查,把原结案彻底推翻, 他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
发,认定此案是“不法地主、恶霸串通和勾结打入机关的坏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
有计划地杀害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破坏清匪反霸运动,镇压农民翻身
的事件”。这一观点,正好迎合了林彪、陶铸、赵紫阳等人认为广东组织不纯,很
多坏人混进了党内和机关内部的论断,于是1952年7月21日《南方日报》全文发表
了一万多字《恩平三区权仔岭事件调查报告》,《人民日报》也进行了报道。
  田星云在报告虽提出了四项处理意见:第一,给原定的凶手何兆廷建立烈士纪
念碑;第二,对冯汉英、吴朗等判处死刑,郑鼎诺等有关案犯分别判处死刑、徒刑;
第三,粤中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谢创作检讨反省;第四,广东省法院亦应有所检讨。
  由于郑鼎诺是县长,地主家庭出身,就成为恩平的地主阶级总代理人,该县姓
郑的干部,被说成“郑家党”、“郑家祠”。调查报告提出,对冯汉英(县公安局
长)、吴朗(法院副院长)、郑鼎诺(县长)三人处以死刑。
  由于吴有恒的拼力质疑,县长郑鼎诺刀下留命,改判9年徒刑, 而另二人则因
赵紫阳的电令而执行死刑。但吴有恒因此在1957年被定为“为地方主义翻案”的漏
网“地方主义分子”。郑鼎诺刑满回广州后,四处伸冤告状,直到1980年 11月11
日才由中共广东省委下文彻底平反:“‘松仔岭事件’是建国以来我省影响较大的
一宗案件,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历史遗留问题的精神,
对这宗冤案给予平反纠正。佛山地委、恩平县委和省、地、县各有关部门做了大量
的工作,因为一案受珠连的郑鼎诺、冯汉英、吴朗同志已经佛山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撤销原判,宣告无罪。并经省委批准,恢复冯汉英、吴朗同志的共产党员、
革命干部的政治名誉;恢复郑鼎诺同志的党籍和原政治待遇,并定其行政工资14级
待遇,安排适当工作。对其他有关人员,佛山地委和恩平县委按照有关的政策规定,
已分别作了处理,正在继续做好善后工作。”⒂

  7.“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1955年6月7日,广东省委书记冯白驹从海南
慰问回来后,提出了海南区党委执行干部政策有宗派主义情绪,对地方干部培养不
够,对老区党组织、老堡垒户照顾不力,赫赫有名的“红色娘子军”得不到安置等
问题。陶铸由此拟派省政府秘书长林克泽去海南当二把手(行署主任)。而林根据
陶铸让他提名行署班子人选的意见,给老领导冯白驹写了一封未封口的信,说了他
组建行署班子的设想。不料此信交给冯白驹的秘书郭晓东后,郭晓东为迎合陶铸一
贯的倾向,私自将此信不给冯白驹而密报省纪检会转交给省委主要负责人(赵紫阳
与陶铸),陶、赵据此在1957年广东省委第四次会议上向冯、古发难。1957年12月
7日, 陶铸主持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作出《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
白驹、古大存的错误决议》。12月19日,  陶铸在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说——
  “海南的地方主义活动是以冯白驹同志为首的,并已形成为反党集团,这个性
质应该肯定下来。揭露的事实充分表明:冯白驹同志的错误性质已不是一般的地方
主义,而是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地进行反党阴谋活动的反党集团,而冯白驹同
志正是这个反党集团的头子。因此,冯白驹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我们所以这么说,
是有大量确凿的材料作根据的。他的错误由来已久,在历史上对党中央的领导和中
央派去的干部就是很不尊重的。在1952年曾经犯过地方主义错误,并且同他斗争过;
1955年去海南的活动(即慰问活动),以及向省委写的报告,也说明了他还是存在
着地方主义的情绪和观点。”⒃
  怎样处理呢?陶铸说:“这次会议上很多同志认为应把冯白驹同志开除出党,
是不是过分了?我看不过分,从他的错误性质来看,同志们的要求是一种爱护党的
正确的情绪。但是,我们考虑对他的组织处理的时候,仍应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
织处理从宽的原则;还因为广东党内的地方主义是比较广的,所以对地方主义的处
理应与右派加以适当的区别。根据这个方针,省委常委认为他的党籍可以保留。至
于他的工作职务哪些应该撤销,哪些可以保留,我们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来加以研究:
第一,从冯白驹本人来说,当然不应该炫耀自己坚持了‘23年红旗不倒’,但是我
们来考虑,还是要照顾到这点;第二,这次冯白驹同志对他的错误的检查批判,较
之过去还是有进步的,从他揭露与古大存同志的不正确的关系这点来看,就是他进
步的一个表现,他不讲我们就不知道。因此,省委常委的意见是:撤销省委书记,
撤销省委常委,撤销海南军区政治委员,其他一些兼职也可以撤销;保留省委委员、
副省长。”⒄陶铸又说:“省委认为黄康、林克泽、符哥洛三人在海南反党集团中
的地位,虽然次于冯白驹同志,但是他们的错误情节都十分恶劣,而且他们对自己
的错误至今仍不悔改,所以应该开除出党。例如黄康,我们派他去海南,已向他再
三交待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帮助区党委好好解决海南的团结问题,他不仅不去搞好团
结,2 月会议后他还在海南挑起海南干部对省委不满,煽动地方主义分子更疯狂地
向党进攻,甚至企图派人到军队点火。有人说‘依靠南下、依靠大军,大军、南下
干部挂帅’是错误的,黄康则说:‘这你不能讲,这是中央的政策,是对的,但陶
铸利用这个时机来树立个人势力’。这种完全颠倒是非是造谣污蔑的说法,是极端
恶劣的。⒅

  对于海南地方反党集团2号人物古大存,陶铸是这样说的——
  “从古大存同志所犯错误的性质来看,并不比冯白驹同志的错误轻些,古大存
同志品质的恶劣程度也不比冯驹同志差,但是在实际活动中对于党的损害今天还没
有冯白驹同志的那样大,所以在组织处理上应该有些差别,但差别不能太大。省委
常委的意见:撤销他的省委书记和省人委党组副书记职务,保留省委常委和副省长
职务。”⒆
  陶铸继而指出冯、古“阴谋篡夺省委的领导权”:“古大存同志的错误,也是
极端严重的。对于冯白驹同志为首的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古大存同志是积极支
持的。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他们都有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都对省委领导严重不
满,在政治思想上又是一样的严重右倾,因此他们联结在一起,一致地抗拒和反对
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一致地反对省委的领导,他们终于从互相利用,互相支
持,而互相联合起来进行反党活动,反对省委的领导,阴谋篡夺省委的领导权。”
⒇
  陶铸最后强调——“地方主义在我们干部中影响的面也是很广的,据省委整风
办公室的不完全统计,省委和省人委直属机关在这次广东历史问题的大辩论中,副
部长、厅局长、处长级以上干部的重点辩论对象就有73人,占这类干部总数的6.4
%。 这不是很严重吗?因为既作为重点辩论对象,就不是一般的地方主义,甚至
有些堕落成右派。至于一般干部有地方主义言行,则有1790多人。省委成员里面的
情况怎样哟?在56个省委委员中,有严重的地方主义错误的10人;在15个常委中,
有地方主义错误的占4人;在书记处中,10个书记,有地方主义的占3个。”[21]

  8.“李氏家族自治会”——
  1952年秋,《海南日报》发表了中共海南区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写的《李氏
家族自治会》的社论,号召全党干部与“阶级异己分子”李定南(澄迈县县长)划
清界线,打倒“地主分子”李定南。于是由李定南介绍入党的李独清,只得站了出
来,“反戈一击”,不然,他也是“李氏家族自治会”的成员呀!连调来海南当林
业一师师长的王昌虎,虽然不是海南人,又非姓李,都因同李定南同单位工作过,
也无可奈何地作了检讨。区党委副书记李黎明,只因姓李,也得带头检讨与李定南
的工作关系。一时间,同姓、同宗、同学、同事、同乡……等等有“五同”关系的,
都纷纷要作检讨。据《冯白驹传》介绍,李定南自知几十年来,自己忠心耿耿,尽
心尽力工作,问心无愧,何来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早在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读书,
然后入党,与周恩来同一个党支部生活和工作过;抗战初期,党派他回海南发动群
众参加抗日战争,一直在冯白驹为首的琼崖特委领导下工作。琼崖抗日独立队(即
琼崖纵队前身)的第一挺机关枪,就是他动员叔父用家里的钱购买的。后来,周恩
来总理到海南视察工作,查问李定南的下落,当时身为区党委书记的林李明还欺骗
周总理,说没有这个人。周总理经过个别查访,好不容易才找到被开除党籍、撤职
后没有工作、生活无着的李定南。总理问明情况,责令区党委纠正对李定南的处分,
遂安排到海南行署商业处当副处长。[22]

  9.“临高小匈牙利反革命暴乱”——
  1957年6月,临高县回乡的400多名复员退伍军人,因为没有妥善安排,生活困
难,有人便想邀到县政府静坐请愿,要求解决生活困难,安排工作。这被县领导视
为“闹事”。县公安局把情况报告海南行署公安局。海南区党委立即派纪检会书记
林王精、海南兵役局长陈岩,会同临高县老红军老干部符英华、符凤耀,组成工作
组去平息事端。他们经过调查,认为这事件发生,是由于处理这些复员军人回乡没
有妥善安排引起的。应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于是工作组就劝他们不要闹事,并经
海南行署副主任陈武英(出差在该县)同县委商量,作出妥善处理。县委制作表格,
发给复员退伍军人填写,答应逐步解决问题。本来工作组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逐
步来解决问题了,可是后来因县委书记郭怀信和区党委的主要领导(都是南下干部)
持不同意见,认为林王精、陈岩、符英华、符凤耀和陈武英都是本地干部,处理问
题无力,甚至怀疑他们同临高“闹事分子”有勾结,于是他们决定把工作组撤回。
[23]
  事件平息后,政法工作组和临高县委联合向区党委写了报告。区党委研究后,
认为临高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经过严肃的批评教育,做到不处理人为好。临高县
委书记郭怀信听了传达,认为区党委的指示正确,坚决执行。
  可是,事隔半年之后,到1958年1月, 海南第二次大规模的反“地方主义”前
夕,林李明从陶铸那里领命回海南,大肆寻找海南“地方主义”反党材料,于是就
把已经处理好了的“临高事件”重新翻出来,说成“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区党
委副书记、行署主任肖焕辉听了“一把手”林李明的意见,突然180度的大转变,
也跟着说“临高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他带头否认自己曾对传达过区党委指示
“临高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临高县委书记郭怀信也翻脸指责区政法边防部
长文度在传达过程中“违反区党委指示”,掩盖了“临高县退武军人闹事是有组织
有计划有纲领的小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之真相。[24]
  根据这些无中生有的揭发,海南区党委在林李明指示下,作出了《关于“临高
反革命暴乱”的决议》,指出“临高事件是海南地方主义反党活动发展到极点而转
化成敌我矛盾的小匈牙利事件。”决定将符英华、符凤耀开除党籍,逮捕入狱,长
期迫害。而陈武英、文度也都被打成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受到撤职
和开除党籍的处分。甚至把区党委派文度到昌感县(今东方市)慰问老革命村庄,
听取群众意见的正当工作,也说成是文度去昌感勾结地主富农反攻倒算,制造什么
“昌感事件”等等,使文度罪加一等,含冤长达22年。[25]

  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斗争”

  广东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斗争”历时4年,从1966年文革开始到1971年林彪逃
亡。起因是对古大存的再次批判与重新评价。
  1966年4月30日,《南方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看, 田汉在广东说了些什么
话》的批判文章,通过批田汉,揭露了古大存在1962年8 月陪田汉看汉剧《齐王求
将》后,写过一首“反动七律”与田汉合唱。由此第三次猛批广东地方主义。并在
中南局机关刊物《中南通迅》上公开点名批判。但是,由于文革开始时的大民主,
陶铸、赵紫阳也属可以批判对象,不久就有许多人为古大存辩护,提出“古大存的
骨头是红的”。1967年,当广东成立了“批陶联”红卫兵组织后,广州市大街小巷
贴满了“古大存骨头是红的”的大字报。一时间,围绕着古大存骨头是红是黑问题,
红卫兵组织分成了“红派”与“黑派”,这两派红卫兵的背后,分别有决心为“广
东地方主义”平反翻案和拼力死保陶、赵坚决反击“广东地方主义”的副省级干部。
前者以尹林平为代表,后者以林李明为主帅。广东的反地方主义斗争至此转入了老
干部幕后策划,红卫兵冲锋陷阵的“民主斗争”。当两派斗得难分难解时,周恩来
亲自到广东接见了两派代表,提出:“古大存的骨头是红是黑,由历史来作结论吧”
[26],然而,这时在广东主政的广州军区司令员、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黄永胜却按照
林彪的旨意,成立了“31号办公室”,专门审理广东地方党14起重大历史事件,大
抓“南方叛徒网”,矛头直指周恩来,最终结论道:广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人民游击武装为土匪队伍,提出坚决打击“地方主义翻案风”,再次把第一、第二
次反地方议中漏网的广东地方干部打成“地方主义分子”。
  在第三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中,首当其冲的是副省长林锵云。
  林锵云,又名锟池,昌文。新会人。生于1894年, 1914 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22年参加香港海员大罢工。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从事农民运动,次年
参加广州起义,历任中共香港洋务工会支部书记,中共南海县委书记,香港海员工
会特派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1933年在上海被捕,至抗日战争爆发后,
在转移途中逃脱。先后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员,两广纵队副政委。
1948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兼组织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
广东省总工会主席,中国海员工会华南区委员会主席,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
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林锵云在两次反地方主义中,都幸免于难。他是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之后作为
“并非排斥广东干部”的姿态而安排当副省长的。但“文革”时却还是成了“漏网
地方主义头子”了。
  其时林锵云年逾古稀,重病缠身,举步维艰。受审查时,露天吃饭,从住地走
到吃饭的地方,挪动碎步要走好几分钟。直至病重不起,才被解押到省人民医院就
医。就医期间仍然被关押在一个小病房里,不得自由。1970年10月2 日,在医院含
冤去世,临终时没有一个亲人在他身边。至今仍弄不清他的尸体是如何处理的,骨
灰被丢落何方![27]
  其次是饶彰风。在1957年的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中,饶彰风被撤销了省委统
战部部长,省人委秘书长职务,下放连山县锻炼,1960年才调回广州,任省科委副
主任,广东外语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文革”一开始,饶彰风就受到“监护”,随着“案情”的不断升级,饶彰风
也被不断地转移关押。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紧急指示”,全国进入战备状
态。饶彰风被秘密押送到粤北乐昌七里营被作为一名“特殊要犯”,单独关在一间
牢房里,白天由看守人员监管着,晚上则施刑审讯和折磨,甚至用假枪毙、活埋来
逼供。有一次,北京某单位来人向饶彰风调查该单位一名被审对象的历史,饶彰风
如实相告,结果触怒了审讯人员,立即被推到审讯室外面的活埋坑,泥土埋到饶彰
风的半截身子。1970年 9月12日夜晚,在林彪党羽的残害下,饶彰风终于悲惨地离
开了人间,时年58岁。
  事隔半年之后,才把死讯通知其夫人何秋明,并约法三章:“不准告诉自己的
子女,不准告诉亲友,不准外传。”以至4年后的1974年10月31日, 饶彰风才得以
举行骨灰安葬仪式。
  与饶彰风一样,在第二次反地方主谗受到打击的冯桑,也因第三次反地方主义
的严酷斗争而于1970年6月死于狱中。
  至此,从1951年开始至1971年(也就是从林彪执政中南局到林彪“9、13”摔
死温都尔翰),前后历时20年的三次广东反地方主义斗争,共有3万多广东干部受
整受贬,有4000多干部被遣送回乡务农,有70 多人自杀(其中海南红色娘子军60
多人),饿死百万人(从王广英说),被冤枉枪决3人, 至于被冤为“地方主义”
的华侨,更是不计其数。1956年之前,广东经济,特别是广州,一直领先于香港,
但是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斗争之后,广东的经济大丧元气,终于在60年代直线落后于
香港。 

未完,接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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