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先生关于时局及其发展趋势的三篇大作

一、美国的战略目标和中国的“巴尔干牌

二、“从纸到纸”的循环:重新认识美圆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

三、回应巴尔干战争和中美WTO谈判的挑战





  美国的战略目标和中国的“巴尔干牌”


  美国从其本土派战机轰炸我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警醒了中国人民。我们不
认为是误炸,也不认为美国的调查和解释有实际意义,甚至不认为对这个事件细节
的讨论有意义。因为,真正应该引起重视的,是美国轰炸使馆背后所隐含的“一石
三鸟”的战略目的。即:遏制欧盟;削弱俄罗斯;逼中国加入军备竞赛。

  一、美国战略目标主要是遏制欧洲崛起、压欧元贬值

  本文认为:美国积极介入巴尔干冲突的战略目标,既不是为了改变欧洲地缘政
治格局而帮助科索沃独立,也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对立要消灭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
其主要目标是首先削弱欧盟,是遏制欧洲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和发行欧元,崛起为
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力量。

  因为:

  其一,日本在1985年“时代广场协议”被迫提高日元币值后,10多年来已经在
加速资本输出、实物经济下降的同时,使国内经济的泡沫化程度超过200%;属于
接近于崩溃的垂死经济,客观上已经不再有条件与美国竞争。

  其二,保持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这是美国从来不择手段和
不遗余力所必须维持的。美元总量23万亿,占世界金融资产总量的60%和各国外汇
储备的70%;欧洲货币总量虽然有27万亿,但欧盟成员国除了英、德、法三国外,
多数国家货币在国际金融资本的基本结构中并无地位。但欧元发行后币值高于美元
约10%,如果不出现大幅度贬值,则有望成为最强势的货币;欧洲各国货币只要满
足欧元要求的财政支持条件,当然顺理成章地搭便车。

  可见,欧元的发行才是对美元的最大威胁,欧盟的经济政治一体化才是对美国
核心政策的最大冲击。

  90年代以来,欧盟国家新生代领袖借华约解体之机,吞噬前苏联的制度遗产、
改变地缘政治结构,及其凭借资本实力占有东欧资源等一系列战略上的成功,都有
利于促进欧洲一体化,有利于巩固新生欧元的上升趋势。再加上欧盟经济的证券化
程度只有约30%,远比已经高达160%的美国和高达200%的日本经济健康得多。欧
元顺利渡过准备期之后将使区内贸易量大幅度增加,从而更加成为吸纳包括美元在
内的国际过剩资本的中心。而如果欧元币值坚挺、进而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
币和外汇储备币种;则必然使外强中干的过剩美元资本币值下降。到那时,依靠资
本收益和以所谓服务业为主的美国经济将由于资本大量流出而衰萎。

  因此,欧盟的经济政治一体化,不仅是对美国下世纪称霸全球的最大威胁,而
且将是最有条件捅破美国病入膏肓的泡沫经济的力量。

  二、欧盟新生代政治领袖的认识转变

  在这次的巴尔干战争中我们还应该看到,欧盟新生代政治领袖的确不够成熟老
练,而且略嫌短视。他们先是在改变欧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北约东扩”中咄咄逼人,
冒逼俄罗斯拼命的风险进攻南斯拉夫,给美国人创造了显示军事实力、加强其对欧
洲政治军事领导地位的空前机会。后来,尽管逐渐意识到被美国人玩了,可做为始
作俑者又找不到台阶,无法体面地脱身。总算俄罗斯出面形成8国方案,却又让美
国人对中国大使馆的轰炸给破坏了。

  我们看到,美国介入并且不择手段地延续这场战争,能够在两个方面对美国经
济有利:

  其一,可以在巴尔干战争中出售库存军火、实战检验高科技武器,以此拉动美
国军事工业以及依附其上的高科技产业。据报道美国在空袭开始后的20多天里已经
卖出了24亿美元的军火,其中有大量的过期库存。难怪就连轰炸我使馆的5枚导弹,
都有2枚是打不响的。

  其二,战争和难民造成的巨大开支只能由北约各国分担,而且必然转化为欧盟
各国的财政赤字。由于各国减少赤字是欧元币值稳定的前提,因此巴尔干战争必然
会拉住欧元的后腿。果然,空袭开始欧元就下降6个百分点;8国外长和平方案出台
才使欧元有所回升。

  可见,如果从战略层次分析,轰炸中国大使馆的最大得利者是美国的大金融垄
断资本和军火工业巨头;最大的输家是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不得不继续打下去的欧
盟和俄罗斯。

  三、中国处理这次事件的利弊

  中国20多位外交人员和记者的牺牲负伤,突然给中国领导人手里送来了与美国、
俄国和欧盟打巴尔干“牌”的条件。从我国处理这次事件的过程看,第三代领导确
有大国政治领袖的“老道”之处。

  中国不仅没有被这个意外事件搞乱,反而以此为契机教育了民众,初步检验了
第三代领导的国民动员能力(军事动员能力已经在去年的水灾中得到检验)。尤其
可贵的,是没有因此改变既定的发展经济、对外开放的方针。这就使美国逼中国进
行军备竞赛的战略目标落空了。

  但是,我们在人家已经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情况下,毕竟不能再坚持“只说不
做”的守拙原则。当然,我们进一步的策略如果得体,则可以借力打力,还美国“
一石三鸟”。即:促进美国与欧盟的对立竞争;削弱宿敌俄罗斯;引战争祸水西移,
再争取10年和平环境。

  中国在自己的大使馆被轰炸后打出的牌是要求北约首先停止轰炸和任何方案必
须由南斯拉夫认可,俄罗斯和欧盟本来希望中国同意8国方案,或以投“弃权”票
为最低限度,而中国这样做等于否决了8国方案。这张牌打得有理、有力、有利,
实际上使中国成了与美国不相上下的4方牌局上的赢家。一方面,美国人得以继续
主导这场发生在欧洲的战争,并且不得不更加重视中国的作用。另一方面,欧盟自
己酿造的苦酒不得不自己干杯,也认识了中国的作用忽视不得。

  但是这个牌还没打完。

  首先,中国应该在继续呼吁和平的同时,向欧洲(不包括英国)的新生代领袖
解释美国遏制欧盟的战略意图。加强与欧盟的各方面既有关系,鼓励在民间交流中
扬欧抑美。最极端的结果是促使欧盟主要国家反战意识上升,明确反对地面作战,
甚至退出空袭,则北约将由于根本分歧而出现裂痕。欧盟与美国的矛盾越尖锐、越
公开化,越有利于打破美国的一元化,促进中国希望的多极化。退而求其次,如果
巴尔干战争继续,欧盟和俄国被削弱,中国也会由于战争祸水西移而得以延续自己
渴求的和平发展环境。

  其次,中国可以适当地以自己过剩的粮食和库存积压的一般日用品援助南斯拉
夫。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战后,我们得以曾经实际援助过巴尔干为有利条件争取市
场,以过剩的建材和建筑能力投入南斯拉夫的战后重建。

  中国在使馆被炸事件后,中止与美国的军事交流与合作。这个安排也恰如其分。
但我们确实没有条件与美国公开对抗,而且又明明知道美国人的调查和解释肯定不
能符合我们现在的提法。于是就会有一个两难局面:主观上不能接受美国人的结论;
客观上不接受却没有更加严厉、 有效的措施。显然,中止与美国在其它领域的合
作,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也许是预见到了这个局面,中国的所谓“老朋友”基辛格博士在美国发表谈话
认为美国的“道歉”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向中国作出任何让步。许多美国人士则
更直接地提出,不能因此在WTO谈判美国已经获得的利益上后退,不向中国做实
质性让步。相对而言,本来应该把这两个事件结合在一起分析的中国人,却几乎没
有声音。表现得底气不足。

  进一步看,这个事件所代表的对中国主权的挑战刚刚开始。我们如果在主权问
题上真地不能退让,就应该对中美两国在WTO谈判中的条款认真评估审议,不能
完全排除我们以美国退出中国市场为底牌的可能,尽管这个底牌打出去的后果怎么
估计都不过分。

  (下篇将分析我国的战略调整问题)

1999年4-5月于北京
引用地址:http://166.111.97.88/ztw/jcwz/wtj1.htm



  “从纸到纸”的循环:重新认识美圆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


  继上篇:“美国的战略目标和中国的巴尔干牌” 之后,我们提出本文作为中
篇。拟对最近讨论中的一些疑点提供参考意见。

  一、什么是真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干预南斯拉夫科索沃省的民族自治问题,我国的强烈反应隐
含着对下一个实验场的不详预感。在政治战略上我们已经认识到,美国以军事霸权
推行所谓“人权大于主权”的国际政治关系新准则必将在我国不能退让的主权问题
上提出挑战。

  在中美WTO谈判中,美国对自己长期巨额逆差的一般商品贸易虽然也予以关注,
但由于它实物经济不占主导,不择手段所要坚持的核心经济政策是保证美圆的强势
地位,因此美国特别强调中国正在发育的资本市场开放,尤其强迫性地要求在金融、
电信、粮食等既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又确实存在严重问题的战略产业上“市场准入”
。 

  尽管中国在农产品贸易上已经做出了重大让步,在电信、金融上也准备让步;
而美国却不仅没有在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协议上正式签字,反而“现在坚持这样的
要求:即使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也应该让美国有权对中国实行单方面贸
易制裁”(参考消息,99年4月13日)。不仅如此,“克林顿一直坚持认为,中国
在这个贸易组织中的成员资格不是关系到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一体化问题。
它将使中国进入一个法律框架,迫使它根据西方式的贸易法律行事。它将使市场极
大地开放,从而及早地使得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到外国思想的影响”(New York 
Times,04/10/ 1999)。

  正是由于这种制度歧视和经济压迫,才使中国人在经济战略上逐渐认识到WTO
谈判是美国以资本霸权对中国推行“全球一体化”的西方自由贸易法则的一次实验。

  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事件本质上高度相关。因为,无论军事的还是资本的霸权,
背后所体现的都不过是西方几千年奉行的一元论哲学。

  1、冷战之后美国人的历史机会

  现实地看,美国在“两极世界”解体之后,确实得到了让全世界服从自己“国
家利益”的历史机会。美国统治集团如果坐失良机,听任世界上其它国家在“多极
化”的竞争中强大到对自己形成威胁,那就无异于对美利坚民族犯罪。

  出于这个潜在于美国人内心深处的动因,无论国会表决还是盖洛普民意测验,
美国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支持对南斯拉夫动武的。这在本质上与当年的纳粹德国大
多数人拥护战争没有区别;只是借口和形式表现不同而已。

  在中国大使馆被炸事件上,美国在咬定“失误”的同时尤其强调不能放弃WTO
谈判中已经获得的利益;在口头道歉的同时把中国的群众示威描述成对美国的侮辱
和对西方的威胁。同时,舆论界几乎一面倒地接受“考克斯报告”猜测、推断的结
论,大量报道各种对中国的批评意见,客观上已经把中国树立为继前苏联之后的第
二个主要敌人。

  诚然,美国人在冷战之后实际上已经没有对手,也明白知道中国人根本不是对
手;因此才不必再掩饰自己充满霸气的全球战略。而我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
展战略驱使下,客观上也已经走到了不得不做出选择的岔路口。

  2、中美关系上的两个“不可能”

  在考虑中国在世纪之交对国家发展战略进行调整时,我们确实存在两个“不可
能”的前提性悖论。即:美国不可能不与中国为敌;而中国却“不可能”与美国为
敌。

  美国认为对其构成威胁的主要因素是: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域冲突的热
点地区;有组织的犯罪;毒品走私。由于我们有核武器,国内有台湾、西藏、新疆、
南沙等热点地区,再加上周围有北朝鲜、南亚等基本上也符合美国提出的所谓威胁
因素的国家,因此,美国不可能不把中国作为战略上的敌对力量。

  尽管中国政府在大使馆被炸事件的实际处理上仍然十分慎重,社会公众和舆论
也只是做出相对比较强烈的反应,美国就受不了,指斥中国政府操纵学生和群众反
美。政界和舆论界的主流已经认为: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失败;中国虽然重要,
但不可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不能让中国坐大。中美政治关系越来越暴露出本质上
的对立,走下坡路已经是不可挽回的趋势。最近一个阶段美国爆炒政治“捐款”案,
以及“考克斯报告”认定中国20年来大量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3000多家在美公司
多有嫌疑,都不过是这种趋势的必然反映。

  显然,一方面中国即使有“韬光养晦”的动机,但除了让步之外客观上没有修
复中美关系的条件和能力。另一方面我们在中美关系恶化已属必然趋势的压力下,
却没有与美国为敌的实力,既不具备核武器的“二次打击”能力,也没有以常规武
器控制周边热点地区局势的能力。

  如果按照国内“鹰派”的批评意见,改变过去20年追求“和平与发展”的路线
和已经初步完成的经济体制转轨,即使现在马上着手重整军备、恢复集权,也至少
需要20年。而美国却可以在我们开始转变战略之初,就直接对北朝鲜动武,或在台
湾、西藏、新疆、南沙这4个我国拥有主权因此根本不能退让、但确实在战略态势
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方向上,策动敌对势力动武,逼使我们被动应战;最终我们难免
象现在南斯拉夫这样蒙受屈辱,并且有可能随之连带发生国内政治变故,甚至重演
本世纪初叶那种有强烈外部背景的政治格局。

  二、如何分析美国经济

  形成中国对美关系一向是“重中之重”的主要依据,是对美国具有世界经济绝
对领导地位的重视。但上述分析提出“两个不可能”的前提如果成立,我们也应该
重新从实质上认识美国经济,重新考虑我国在中美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如何应对。

  我们在1997年以来的讨论中已经越来越明白,这次东亚发生的金融危机是现象,
实际上几乎是亚洲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发生在欧美1929-33年大危机的一次复制。
二者的本质特征相类似,都是传统制造产业的结构性过剩。之所以持此看法,是基
于如下认识:

  1、第二次世界大战赋予美圆的统治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挽救了欧美1929-33年结构性危机:

  一是战争爆发和战后重建刺激了工业需求,当时旧有的工业在未改变传统结构
的情况下,确实有了重新增长机会。

  二是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世界输出军火、战后对世界援助重建物资的同时,美圆
自然变成世界通用的贸易结算货币,并在战后达到了占国际货币总量约3/4的统治
地位。

  由此,不仅美国的大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可以得到最廉价的资金去进行资本输出,
而且背靠金融垄断资本的跨国公司也可以进行几乎是惟我独尊的国际竞争。因为,
只有美国可以凭借政府印刷出来的绿色纸片,与世界任何国家交换资源、产品,甚
至政权。

  诚然,具备如此特殊条件的美国,如果政府及其附属的理论界不去促进其他国
家开放市场,推行“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国际经济大循环”,迫使或者诱使他们
“自由”地与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进行既不可能平等、也不可能赢的竞争,那
就是放弃历史机遇,对不起美利坚民族。假如我们也有这种机遇,尽可以冲上国际
舞台去唱这种大戏,否则就是对不起咱们自己。可惜,实际上我们没有这种条件,
当然就是不能亦步亦趋,而是只好“走自己的路,让人家说去吧”。

  2、美圆的垄断地位与“从纸到纸”的循环

  美圆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绝对地位使美国成为世界首领,各国以美圆作为储备
和主要结算货币,导致对其需求增加,得以让这种绿色的纸币取代“金本位制”。
同时也让美国有条件不断增发超过GDP增长需求的货币、大幅度提高了以金融为主
导的第三产业比重。这就客观上造成本来并不产生利润的金融资本脱离实物经济、
不断在投机资本压力下推出新的衍生品交易品种、追逐只有“泡沫经济”才能提供
的超额利润。其实这不过是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的正常表现。

  于是,以金融资本主导的美国经济出现了“从纸到纸”的循环:美联储发行纸
币支付巨额贸易逆差--各顺差国再以得到的美圆购买美国发行的其他类型的纸:
政府债券或公司股票--美圆回流进入美国资本市场。

  这种“从纸到纸”的循环支撑了美国的资本经济(现在的电子货币和计算机进
行的无纸化交易使得循环依旧,只是更节约印刷成本了)持续繁荣。人们看到,美
国对1998年高达2500亿的逆差和2万亿的债务似乎并不真地担心,反而准备迎接
1999年的3000亿逆差,因为贸易逆差和资本市场相得益彰,事实上逆差越大,资本
市场收益越高。

  进入到90年代以来,美国1/3的家庭入市炒股,各种基金乃至于地方政府财政
都参与金融投机,国民收入中资本收益已占60%以上,完全用于投机的外汇期货交
易额数百倍于美国实际对外贸易额。

  3、战后经济发展与美圆相对过剩

  然而,欧洲和日本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依赖美国的设备输出和美圆投资,不得
不听任美圆资本攫取超额利润。但在60-70年代欧洲和日本经济全面增长之后就不
再满足于美圆独霸天下。于是有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汇率谈判,乃至欧洲从追
求统一市场到追求统一货币。其间,美圆在国际货币总量中的份额逐渐从3/4降低
到3/5。有鉴于此,过剩的美圆资本更是只能通过不断发展衍生品交易来保证其对
超额利润的渴求。

  美圆绝对过剩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比较保守的看法,也认为其币值高估约70%
。在资本过剩的压力下,金融危机的发生长期以来就此起彼伏,没有停止过。在
1999年欧元启动并在今后逐渐成为与美圆抗衡的资本力量的过程中,过剩美圆的贬
值和连带发生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条件,正在日益成熟。但金融危机绝对不会使其始
作俑者——金融资本集团从此改弦更张。不仅美国必须刻意维护美圆的统治地位,
国际大金融资本集团也都因为与美国泡沫化的资本市场利益尤关而不得不维护美圆。

  正因为如此,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才必然要加强对其他国家推行所谓“
一体化”,企图为过剩美圆提供从其他国家实物经济吸食利润的条件。其中,IMF
对东亚国家提供援助时明火执仗地干预内政,应该够有典型性了。以发展实物经济
为主的中国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中会受到国际金融资本集团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严
峻挑战。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重新认识以过剩美圆为主的金融资本的本质特征,

  三、改出美圆的阴影

  1、东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

  分析这次东亚经济危机的源头,我们认为:东亚发生的是结构性的经济危机,
始作俑者仍然是国际金融资本自身。因为正是美国在战后的日本翻版了美国的制度,
又在日本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到对美国出口长期顺差的80年代通过“广场协议”、迫
使日本调整汇率。但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日圆币值上升提高了日本转移
传统制造业于东亚,和在欧美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能力。尽管日本这些对欧美的投资
大部分失败,但其对东亚的产业转移,却得益于东亚各国本身按照西方制度经验追
求工业化,而大获成功。

  一方面东亚按照日本“雁阵式”战略,以各国对欧美的出口配额为条件,发展
成了日本产品的复制出口基地,这就是所谓“东亚奇迹”。而另一方面,日本则在
大量移出传统制造业的同时,必然导致货币资本过剩于实物经济,其追逐投机利润
的本质特征也使日本生成了亚洲最大的泡沫经济。这的确是我们身处其中的事实。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无论世界上任何国家,让金融资本针对自身弊病做实质性调
整是不可能的。

  2、“华币”和华人经济圈

  由于中国经济的证券化程度只有约30%,仍然是目前世界上相对比较健康的经
济。今后如果能够顺利启动西部经济和调整城乡关系,伴随以国有资产的社会化改
革(参见下篇“因应巴尔干战争和中美WTO谈判的挑战,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
);就能够进一步有效地增加实物经济总量,为增加货币发行、推进健康的“货币
深化”奠定基础。

  以此为条件,中国经济可以改出受制以美圆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控制的怪圈。
具体做法是:

  中央政府结合解决香港已经形成惯性的资本经济导致的结构调整困难,建立人
民币与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通过香港这个亚洲金融中心,逐步实行中国对外贸易、
投资和经济合作都以港币结算为主,外汇储备也逐步以港币为主。这样,既能够在
香港建立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防火墙”,又能够依托大陆经济增长来增加港币发
行量;把过去主要依托香港经济的港币,转变为既能够依托整个大陆实物经济、又
完全可兑换的“华币”。

  进一步要求台湾从中华民族振兴的全局出发,通过加入“港币”与大陆实现包
括货币流通在内的“四通”。如果新加坡加入则华人货币同盟基本完成。这样就能
够全面提升港币(华币)同盟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并且在国际金融资本即将形
成美圆、欧元、日圆三足鼎立的竞争过程中,打入代表华人利益的中国金融资本的
楔子。

  这时,我们才真地站起来了。

1999年6月
引用地址:http://166.111.97.88/ztw/jcwz/wtj2.htm



  回应巴尔干战争和中美WTO谈判的挑战



  重新认识中国的发展问题

  继上篇:“美国的战略目标和中国的巴尔干牌”,中篇:“ 从纸到纸的循环:
重新认识美圆主导的国际金融资本”之后,我们提出本文作为下篇。拟就中国在重
大挑战面前应该考虑的战略调整提出意见。

  本文形成时,巴尔干冲突正在收场,大国交易的条件是以保障美、欧战略目标
为主、兼顾俄国利益,压南斯拉夫做出重大让步。这种以弱国主权为妥协条件的结
局及其可能引发的进一步后果,也许更能够促使我们深刻反思,进而考虑因应对策。

  概观当前人们的议论,似乎趋向两极:要么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大资本集
团;要么与美国对抗。我们难道真的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本文认为,中国不能走两个极端,必须找到“其他选择”:

  在认清美国的战略意图的同时,我们一方面必须坚持“和平与发展”的路线不
动摇;另一方面,也应该及时对过去的发展战略作出评估反思:21世纪的中国应该
放弃追求数量的粗放增长;以调整东西差距和城乡差别、全面启动西部开发为手段,
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既是我国在挑战面前迫不得已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得以在压
力下警醒自己的不幸之中的大幸。

  一、追求粗放增长的传统战略如果延续下去,

  就必然加入“一体化”、受制于国际资本

  1、中国粗放经济的高增长 

  中国事实上已经有了47年以西方工业化为榜样的增长。大多数西方国家工业化
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也都表现出经济高增长。我国属于大量占用、消耗资源的粗放
型增长。如果继续过去习惯的方式、进一步追求数量型增长,就必然在国内资源稀
缺的压力下转向世界产品、原料和资本市场,当然就不得不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
经济一体化”,进而受到必须从发展中国家实物经济增长中攫取利润才能存活的国
际大资本的制约。

  这显然是发展战略本身造成的结果,不是主观上是否愿意投向国际资本集团的
问题,当然也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问题,更谈不上“卖国求荣”。

  2、粗放型增长对资源的需求必然增加,导致对海外市场依赖

  80年代以来我们不断重申提高经济效益,实现两个转变,但事实上没有做到。
近20年来一些主要经济效益指标反而低于过去的水平。单位GDP耗能与日本相比的
差距1981年为6倍,现在扩大到约15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所贡献的
份额一般在50-70%;而我国“六五”期间占32%,“七五”期间反而降到24%,“
八五”、“九五”以来也没有明显变化。

  而且,由于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城乡对立的二元体制压抑了城市化进程,以
及以金融为主的服务业的政府垄断、带动第三产业的能力有限,造成产业结构调整
困难,资源消耗必然增加。其中石油消费的年增长率在80年代只有2.4%,而90年
代上升到10%以上。可见,粗放型经济增长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长期存在的制度现
象。

  如果用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资源产品消耗的增长速度外推到2010年,估计需要
消耗10亿吨原油和3.5亿吨粗钢。这必然增加海外进口,依赖国际市场。据预测,
到2010年我国石油产量顶多维持在1.5亿吨,铁矿石产量顶多达到4亿吨,需要进口
8亿吨原油和3亿吨铁矿石。此外,我国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宣布禁止森林采伐,
如果能够实行,木材进口将从现在每年约3000万立方米的水平上提高至少1倍。下
世纪初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需要达到450公斤,需求总量将达到6.3亿吨,而耕地面积
到2010年将减少到13亿亩,粮食总产量即使超过5.5亿吨,每年也需要有数千万吨
粮食进口。

  3、经济粗放增长中的进出口惯性及其影响

  我国人均资源稀缺。铁、铝、铜、锌等矿产资源储量比重,都低于国土面积比
重,石油储量比重甚至还不到国土比重的40%。如果按人均水平计算,更是排到世
界80位以后。

  中国在70年代末期初步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资本积累,形成了产业门类齐全的
社会化大生产,必然要求社会化交换。这使中国转向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成为历史
的必然,甚至因此形成了经济增长对外向型经济依赖促使进出口必须不断增加的“
惯性”。 近20年的增长与过去比最大之不同在于国际化程度。因为这20年正是国
际金融资本过剩、寻找投资机会,以及日本在亚洲推行产业转移战略的阶段。到“
八五”期末中国经济的外向度已经超过45%。

  一旦中国的生存和经济发展依赖世界市场,其影响绝非以往能比。现在发生的
挑战已经表明:中国经济能否通过国际贸易保证工业化对资源的需求,将在很大程
度上受制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

  因为,如果中国石油进口达到8亿吨,就要买走世界全部出口量的60%。如果中
国粮食进口在2004年达到这次与美国谈判中的配额2250万吨,也要占目前世界贸易
量2亿吨的1/8。世界每年的铁矿石出口量只有2亿吨,中国下世纪初叶经济增长的
需求量甚至超过了世界的全部出口。这种需求如果真地发生,不仅将会引起世界初
级产品供求不断趋于紧张,而且迫使中国更多地依赖南海以及马六甲海峡等易于被
控制的黄金水道,甚至会激化中国南海等热点地区的冲突,给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
介入干预以机会。

  1998年初,我国已经对国际社会宣布到本世纪末需要增加约1万亿美圆投资。
此外据测算,中国到2010年仅为支付8亿吨石油进口,就需要3000亿美元以上,加
上各种矿产和农产品等其它进口,外汇需求将达到7500亿美元。即使我们能够象最
近10年不断维持出口外向型经济发展,也要求在未来15年内,出口年平均增长率保
持在12%左右。姑且不论实现这个年平均增长率的困难。如果未来世界贸易增长率
为5%,而中国真达到12%,到2010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比重将会上升到18%,这将会迫
使许多国家让出市场,国际社会确实会因此引发新的格局调整。因此,中国在下个
世纪如果继续大力发展出口外向型经济,不仅将高度依赖国际市场,也必然极大地
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甚至可能导致更多国家防范中国。

  并且,包括中国东南沿海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在内的东亚经济,已经发生实际上
属于传统的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构性危机。事实上不仅1998年中国的
出口已经明显下降,而且整个东亚的出口外向型经济也没有起色。近年来的实际情
况表明,世界范围的市场疲软不可能短期缓解。那么,也就不能寄希望于继续保持
过去的出口增长率。

  4、“双顺差”的变化趋势

  资本过剩必然“溢出”以逐利。国际金融资本在过剩造成的危机压力下获利机
会减少,就更需要增加在中国的投资,而我国在20年经济高速增长期间的利率又长
期居高不下投资回报率畸高,因此资本项目过去会保持顺差。同期人民币汇率这20
年中大多数年份又不断贬值,也就必然刺激出口,形成经常项目长期顺差。其中
1994年的外汇改革一步到位,本币一次性贬值50%以上,刺激出口进而拉动经济增
长的作用强烈,因此有出口大幅度增加和连续顺差的局面。

  但是,如果上述预测的出口下降、进口增加在未来成为真实情况,而且人民币
汇率客观上又有升值压力,将使我们有可能在下个世纪初出现经常项目逆差,从
1994年汇率大幅度调整以后的“双顺差”,演变到“资本项目顺差”与“ 经常项
目逆差”同期。这显然与东南亚国家发生全面危机之前的情况相似。

  进一步看,中国从1995年出现M2大于GDP,近年来在“资本过剩”越来越明显
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又连续调整国内利率,这种货币政策的目的是刺激投资增
加,但另一方面的客观作用是迫使那些进入中国追求高回报率的资本“出逃”。这
个情况美国曾经发生过。80年代里根政府采取高利率政策,国际投机资金大量流入、
资本市场活跃但实物经济在资金成本增加的压力下纷纷向外转移。到90年代布什政
府又大幅度降低利率,国际资金纷纷流出美国,于是布什政府得到了“内战外行,
外战内行”的评价。虽然中国可能得益于资本市场不完全开放,然而资金这个最逐
利的要素仍然受回报率影响而流动。例如,1998年我国尽管出口仍然有所增加,但
外汇回笼情况很差;其中有假出口,真套汇,也有些企业资本流出,或者把出口货
款尽量留在国外以获得高于国内的银行利息。这样会加剧可能出现的“逆差”。

  鉴于我国经济的中长期增长存在上述趋势性问题,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谈判中除了让步和加入,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完成过
渡期之前,是否能够利用有限的时间及时调整经济和体制结构,则必须讨论清楚。

  二、回应挑战,追求“可持续发展”

  1、“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体制和制度原因,以及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我们基本上没有条件象发达国
家那样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资本输出。即使放开资本市场,鼓励
资本输出,也受资本规模小和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下政治经济格局既定的限制。何况
我们在70年代末期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为了进入被西方控制的国际贸易体系,已经放
弃了对周边传统市场的控制。

  合理的决策讨论应该是把邓小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理论”与我国“
人口与资源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结合起来讨论,实事求是地转向我国已
经向世界承诺的“可持续发展”。

  尽管,人们在享受高增长的带来的现代化消费时候,连从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
转变还尚且不习惯,更遑论“可持续发展”。但是我们如果既不打算受制于人,又
不可能与人对抗;如果真地不做两个极端的战略选择;那么就只能另辟蹊径。失去
中国人在世纪之交的最后选择机会,我们将无以立足。

  可行的取向目前看有两个:一是调整区域差别,改变爱辉/腾冲线两侧明显的
资源-人口的不平衡;二是调整城乡差别,逐渐把自给自足的9亿农村人口的一半改
变为市场消费人口,以此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

  2、结构调整

  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调整中,我们可以修改1985年以来在“梯度发展理论”指
导下形成的资源/资本、资源/人口的不平衡:爱辉/腾冲线以西拥有我国资源70-80%
,人口仅占20-30%;以东则只有20-30%的资源,人口和资本却占70-80%。

  这个区域不平衡如果不改变,我国东部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必然依赖海外市场和
国际资本,也就必然使中国受制于人。而如果能够大规模启动西部资源开发,就既
可以缩短对新疆和西藏的战略补给线,改变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又体现反贫困的人
道主义精神、符合改善人权状况的要求。更何况这完全属于国内调整,不至于引起
国际争议。

  从近年来我国决策的影响因素看,实施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可持续发
展战略的最大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在东部的短期利益可能受损、反对意见增加的压
力下,能否坚持符合国家总体利益的经济政策。

  具体调整中,我们可以利用中央政府仍然对国内部门垄断的大资本有控制权利
的得天独厚的政治条件,引导过剩的国家金融资本与过剩的民间劳动力投向中西部,
在国家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如西线“南水北调”工程)中,实行“以工代赈、
以工换地” 的政策,带动河北、河南、安徽、四川、贵州等省人口多资源少地区
的农村过剩人口向西部流动;启动西部资源经济向资本经济的转化。

  至于城乡关系调整对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近年来议论多多,此处不赘述。

  3、体制调整

  为了实现这种利用大国优势的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必须同时推进体制改革。

  由于我国农村约值8万亿的原来以公有制为名的耕地,事实上已经在70年代末
和90年代末两次以家庭承包为名、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了。因此农民不会因为没
有参与对城市公有制资产的再分配而不满。这是我国今后调整城市存量资产时只需
要考虑3亿市民而不必对9亿农民分配的特别有利的制度前提。

  我国国有企业资产和房地产按重置价计算应该有大约15万亿。平均每个国有企
事业职工干部可以占有约10万元股权形式的财产权益;国家只要保有其中1/3即足
以建立有财产基础的社会保障制度。此外,如果体现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者的工
龄和贡献对国有资产实行社会化分配股权,并且随之开放二级市场交易,国家还可
以对应发行至少10万亿货币,客观上产生平和的通货膨胀效应。从而,一方面既可
以彻底改善企业债务和银行资产质量,又能够使我国的经济总量提升3倍,国家竞
争力明显上升;另一方面能够给国人以国民待遇,减少公众不满,提高社会监督,
有效地反对垄断、防止腐败,实现最低成本的长治久安。

  并且,由于社会化分配股权后,国有企业资产的上亿股东高度分散、职工持股
会谈判地位上升,外资收购、控股国有企业的交易费用必然畸高,客观上有利于我
国政府加入WTO之后仍能够对与国民经济关系重大产业的实际控制。

  这个调整与中篇提出的“港币(华币)同盟”相结合,有可能使21世纪的中国
内部市场扩大、拉动实物经济增长,既不必屈从于国际资本集团,不再担当被人剥
夺的“二等公民”角色,也不至于在海外市场竞争上授人以柄、加重“中国威胁论”
。华人经济圈的发展,将改变被西方主导了600年的历史,让这个世界多少“公平”
起来。


1999年6月于北京
引用地址:http://166.111.97.88/ztw/jcwz/wtj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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