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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达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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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大与民众无奈的犬儒心态
·民众会一忍再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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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姥姥

   我的姥姥

   我有个邻居老太太,是个家庭妇女,广东人,她丈夫曾经和我是同事。老太太姓什么叫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但她丈夫姓秦,也只好称她秦老太。她的头发已经花白,身体消瘦,满脸皱纹。每天我都能在楼梯上或院子里看到她,见了我,她总是先打招呼:“阿叔,……”。我听不懂她在讲什么,不是我不懂广东话,她讲的是广东某一地区的方言,而且都是边打招呼边擦肩而过。但我知道她是在问候我。久而久之,我也主动向她打招呼,用生硬的广东话说:“你好”!广东人在称呼的辈分上没有北方人那么讲究,初来广东时还以为沾了什么便宜,年纪比自己大的人,总是叫我“阿叔”,与我同龄的人,叫我的孩子“小弟弟”。这样的称呼在北方就是乱了辈分,人们会笑话的。北方人的长幼称呼非常严格,刚来广东时还不习惯。后来有人告诉我,叫你阿叔是指孩子他叔。我还是不明白,没孩子的年轻人叫我的小孩“小弟弟”如何解释?也有人告诉我,凡是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不能让孩子称呼“叔叔”“阿姨”什么的,这倒是有道理。

   秦老太已经差不多七十岁了(根据她老公的年龄推测),每天楼上楼下走来走去,一直做着一件事——捡破烂。看着她在垃圾桶里翻来翻去,要么就是拿着一根绳子,在捆着旧报纸什么的。我知道,她决不是因为穷,家里没有米下锅,因为她老公虽然退休,每月的收入至少也在2500元以上,加上股票什么的,还有孩子都工作,不可能是因为生活所迫而捡破烂,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一种习惯,一种在年轻时养成的习惯。

   她布满沧桑的脸上,从来都是微笑,充满了快活和无忧无虑的样子。从她走路轻快的节奏,看得出她身体很健康。我喜欢每天看到她那天真无邪面孔,因为从她那里,我不时能看到我姥姥的踪影。

   我姥姥严格说应该叫姨姥姥,但我从小习惯叫她姥姥。姥姥是我最亲近的人,她很像我现在的邻居秦老太,也是满头白发,慈祥的面孔上总是带着微笑,不同的是,姥姥的脸上会挂着忧伤,还经常一个人唉声叹气。

   小时候,我兄弟姊妹多,父母亲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我母亲因为生育多,差不多应该算“英雄母亲”,五十年代初,国家鼓励生育,每多生育一个小孩都有政府补贴。后来取消了这项政策,当然就没有了补贴,生活拮据起来,加上父母亲又都是国家干部,工作很忙碌,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照顾我们。于是,几个孩子分别送到亲戚那里抚养,抚养费当然是我父母亲的事,在精力上就可以不那么紧张。

   我是跟着我的姥姥生活了四年,实际上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姥姥去世,我们一起生活了十几年。听我母亲说,姥姥的丈夫年轻的时候在东北做买卖,被土匪绑票后没有了音讯,估计也早已被撕票。她从二十一岁开始守寡,一守就是一辈子。她只有一个独生子,我叫他舅舅。他们两个对我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尤其是三年饥荒年代,我父母亲的工资无法负担几个孩子的生活,我还有爷爷奶奶需要养活,我舅舅做些小买卖,就是在路边摆摊卖水果,我的记忆中,他只卖过甜瓜、柿子、黑枣、西瓜,从来没有卖过苹果、香蕉这样的水果。幸运的我经常可以吃到甜瓜,现在想起来,还能嗅到甜瓜那沁人心肺的香味。

   但后来发生了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1962年,我舅舅因为投机倒把被判处七年徒刑,就关在城市的近郊一个劳改场。这时候,我姥姥就没有了生活来源。母亲把姥姥接到我们家住。

   我母亲很善良,每个月给姥姥十块钱。但姥姥这十块钱从来不见她花,她心疼自己的儿子。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去劳改场看望我的舅舅,每次去,她都带着我。因为他确实年纪大了,还是个小脚,旁边没有人跟着,真有可能出问题。我深深为她的母爱所感动,她不舍得吃,不舍得喝,不舍得穿,全部精力用在照顾舅舅身上。姥姥的鞋子都是自己做的,糊褙子我都做过,就是将碎布一层又一层用糊涂(玉米面粥)沾在一起,然后晒干,再找出鞋样子用笔画上去,用剪刀比着线剪下来,这就是鞋底。她戴上老花镜,用顶真衲鞋底,看着他聚精会神、孜孜不倦的样子,我在旁边总想帮忙,但我太小,心有余力不足。

   每次去看我舅舅,她所带的东西无非是鞋、袜子、毛巾、鸡蛋饼、包子、劣等香烟等。我们先是乘公共汽车到终点站,再从那里步行二十多里土路到劳改场。我记得,我们从没有完全步行过,那时候,只要听到“得”、“驾”的声音传来,我们就停下来,看到后边尘土飞扬中赶来的驴车(一般都是驴车),姥姥就去跟赶车的人搭讪,问是不是一路,是否可以载一段。当然基本上都是成功的。顺风驴车有时直接路过劳改场,那是最好的;有时走了半截路,驴车拐了弯,我们就只好步行。走一段路,就会坐在路边休息一下,然后再走。有时还会再搭上顺风驴车。看看这年头,已经没有了顺风驴车,汽车虽然到处都是,但在路边你永远也搭不上顺风汽车,现在我还怀念那悠悠晃荡的顺风驴车。

   到了劳改场,似乎也不像现在需要登记,出示什么证件,姥姥没文化不识字,只是在一个小窗口报上名字,过上不到十分钟,就可以在一间房子里会见我的舅舅。我的舅舅看上去一直身体还好,还是有咳嗽的习惯。姥姥和舅舅唠叨的大都是套路话,身体怎么样啦,干活累不累呀,要好好接受改造啊!舅舅总是说,“不用老挂记我,我生活很好,不要带这么多东西”。其实姥姥知道,外面再苦也比劳改场好,所以每次还是把攒下的钱用来支援我的舅舅。

   我姥姥除了我母亲每月给的十块钱,还有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像现在我的邻居秦老太一样——捡破烂。我虽然小,但我也经常帮助姥姥捡破烂。在政府大院里面,我作为一个小孩当然畅通无阻,有时我一个人,有时跟我的哥哥们,在垃圾堆里(那时候没有垃圾桶)用铁丝编成的筢子或干脆就用双手扒来扒去,找能够换钱的废物,也都是些纸片、铁、铜、锡等金属废品。我捡破烂都交给我的姥姥,我的哥哥们就交给母亲。

   我姥姥吸烟,但买不起纸烟,连烟叶都买不起,我经常为她捡烟头。那时候的纸烟牌子我还记得很清楚,像“火车头”、“丰收”、“绿叶”、“一支笔”,有时还能捡到“大前门”、“恒大”等名牌烟头,把它们塞进自己肮脏的小口袋里,回家将烟头撕开,烟丝放进姥姥的烟罐子里。姥姥就将这些混合烟丝装进烟斗里抽,她用火柴点燃烟斗,还那粗糟的大拇指在燃烧着的烟丝上按一按。看着她“滋滋”地一口一口吸着,看着那烟雾在空中飘荡,看她神色那么安逸舒适,我心里真高兴。

   姥姥最疼我,有什么好吃的总是给我留着。记得那个饥荒年代,“刮菜代”算是好生活了,树皮、草根、树叶、野菜经常用来充饥,如果能吃上地瓜就会把我高兴死。偶然吃上一顿玉米粥,那碗都让我们舔得干干净净。姥姥是有偏向,总是瞒着我的哥哥们,偷偷给我弄点地瓜什么的吃,哥哥们很嫉妒我。

   1965年的一天,害怕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从学校回到家门口就有邻居告诉我,“你姥姥过去了。”我感到吃惊,早上还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过去了呢?思想一点准备都没有。我大哭起来,跑着扑到姥姥的房间,跪倒在床前,声嘶力竭地喊着“姥姥!姥姥!”我母亲在一旁,没有干预我的嚎啕大哭,等我渐渐平静下来时,母亲告诉我,姥姥是得了心急梗塞,叫了医生来,但已经晚了。当晚母亲同几个邻居商量,大家都说应该到劳改场把舅舅叫回来看姥姥最后一眼。第二天,的确托人去了劳改场交涉,但没有成功。我父亲是个胆小的人,其实也不能说胆小,那时候作为一个领导干部,一定要划清界限,虽然那时候还不是文化大革命,但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很紧,家里的亲戚如果有一个是犯人,全家往往受到牵连。尽管我父亲与我舅舅(应该说是姨舅)隔着几层关系,但还是胆战心惊,哪里敢帮什么忙!文革时,我父亲是走资派不算,还要加上地主(其实还不是)、特务等罪名,红卫兵在我家厨房里挖地三尺,要找什么电台。现在回忆起来,感到太可笑了。

   我相信姥姥一生中没过上什么好日子,但她从不怨天尤人。中国的妇女世世代代就这样过来,她们只认命,而且很坦然面对遇到的不幸,任劳任怨。我姥姥有的只是爱,不知道九泉之下她是不是还在衲鞋底,吸捡来的烟头。小时候,姥姥问我,“你长大后孝顺我吗?”我说:“当然孝顺,等我上班挣了钱一定买好多好多好吃的给姥姥,一定让你天天吸大前门。”可惜我没有孝顺过姥姥一天。她甚至得个急病去世,都不让我在病床前伺候她老人家一次。现在回想起来,我揪心啊!

   2000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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