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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达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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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要垄断“为人民服务”——从万延海、周立太看“三个代表”
·香港一国两制还能坚持多久
·十六大与民众无奈的犬儒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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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在习惯中国的政治恐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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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修改宪法——是为了更漂亮的摆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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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民主自由与亚洲的专制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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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变革与“走俄国人的路”──“六四”运动反思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国际社会发生历史性的变革。苏联解体和以苏联为首的欧洲共产主义国家集团分崩离析,柏林墙被推倒,苏联共产党宣布解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划上了句号。这期间,亚洲的共产主义大国中国也发生了震惊中外天安门运动,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间,反腐败和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席卷全国,学生和市民是这场运动的主力军。但是共产党专制政权用坦克无情地碾碎了中国人民的梦想,民主自由的希望在六月四日清晨的枪声中化成血红血红的泡沫。 (博讯boxun.com)

      中国人早在清末就开始尝试引进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其实就是要实行西方宪政民主,可惜由于民族主义在中国成了第一主义,加上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展,最终“画虎不成反类犬”。虽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但中国的专制制度从民国开始还是一直延续到今天。毛泽东在1949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不过,时至如今,我们都发现走俄国的路走错了。因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彻底崩溃,俄国包括所有的“走俄国人的路”的欧洲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承认失败,并且都重新回到西方资本主义,回到民主自由体制,而剩余的所谓“走俄国人的路”的共产主义国家中国、越南等也已经背离了共产主义信仰,虽然政治上依然坚持共产主义理论学说,事实上却走向资本主义道路。顽固的共产主义专制国家,也只剩下影响力有限的北韩和古巴。

      从清末到民国开始,中国人就在探索中国的道路──中国怎样才能成为民主宪政国家和世界强国。但是渠道没有中国自己现成的东西,只能参照西方的宪政民主体制。中国已经在共产党统治下50多年,其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也一同行使了50多年,专制制度还没有改变,能够直接借鉴参考的西方国家并不存在,只有前苏联和东欧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才有参考价值。因此,中国的变革只能参考前苏联的经验。当然,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角度,从儒家文化的角度,也可以参照借鉴南韩、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但就从国家经济政治整体制度而言,其转型还是俄国(前苏联)的经验更有参考价值。因此,中国必须放弃(事实上也已经放弃)80多年前所选择的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但现在应该走的路是前苏联变革的路,这条俄国人的路不同于80多年前俄国人的路。走俄国(前苏联)人政治变革的路──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中国和前苏联有着许多共同点:都是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同样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有着巨大影响的大国。不同点在于俄国是传统的欧洲国家,两国文化差异很大。俄罗斯民族是个有宗教信仰(东正教)的民族,而汉民族基本上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整体上前苏联国民文化素质比中国高出许多,包括文化教育、法制道德体系都比中国要完善得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比中国大得多。这就一般可以说明为什么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具有骨牌效应,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专制政权却如此顽固。尽管苏东政治变革过去了十几年,但亚洲的中国、越南只是在经济上进行了变革,朝鲜甚至依然坚持斯大林主义,经济都已经崩溃,却还在顽固坚持共产主义专制暴政体制。

      虽然亚洲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改革速度缓慢,那也只是个时间问题,并不能证明不能走前苏联政治变革的道路;令人惊异的是亚洲一些非社会主义专制国家和地区大都进行了民主转型,其转型过程方式都不尽相同。南韩转型充满了政变、谋杀、暴力,连任四届总统的朴正熙是靠军事政变上台的,是被刺杀身亡的,全斗焕在位时制造了光州大屠杀;台湾自蒋经国先生开始进行政治民主变革,政治制度转型是比较平稳顺利的;菲律宾的马科斯独裁政权和印尼苏哈托独裁政权的倒台要归功于人民上街和军队倒戈。如果说前苏联政治变革是中国的主要参考对象,台湾的政治变革道路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系数,其中最主要的参考值在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关于走俄国(前苏联)的路,有几点需要说明。

      一、社会形成的要求政治变革氛围对专制政权的压力。

      前苏联与西方阵营的对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成了强弩之末,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治上的专制,使得前苏联国民经济包括东欧国家在内都已经无力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没有新武器的研制和发展就不能与西方相对抗。冷战拖垮了经济。当然这仅仅是一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加上专制的政治制度,要求经济上的改革和政治上的开放成为历史的必然。前苏联所谓的“休克疗法”指的是政治经济一同进行全面变革。而中国也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如果依然坚持毛泽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道路,中国的经济必然走向全面崩溃。经济的崩溃必然导致专制制度的崩溃。邓小平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从维护共产党专制统治出发,提出并实行了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尽管政治上依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社会生产力还是被释放出来,国家经济得到了大发展,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中国的改革显然是跛脚改革,经济改革后发生的众多社会问题是政治问题,政治不改革,社会经济不仅会受到影响,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也必然使中国社会动汤。所以在改革开放十年后发生的天安门运动,正是社会要求进行政治变革的产物。自由、民主与人权是社会经济稳步发展的政治前提,前苏联走了正确的道路,而中国走了邪路。

      当中国发生SARS疫情时,专制制度对新闻自由的限制,显现出社会政治危机。中共当局向人民隐瞒疫情,造成疫情扩散威胁到人民生命甚至威胁到人类生命,引起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的愤慨。军医蒋彦永勇敢地向共产党的专制谎言发起挑战,迫使中共当局处理了两名高官,并开始了有组织的对SARS疫情的控制。事件说明了共产党专制制度是SARS疫情在北京和全国蔓延的罪魁祸首,而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再次响起。

      二、政治变革要从共产党内部分化开始。

      前苏联的政治变革是从共产党首脑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开始的。进行政治上的开放,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允许各种政治团体的存在和活动,基本上开放了新闻自由。但戈尔巴乔夫的这些举动并没有得到共产党内多数的支持,但也并没有强硬的极左派与其对抗。戈尔巴乔夫自己说,他的新思维和政治改革会遭遇“中央委员会百分之七十的人都反对我而且恨我”,但前苏联的知识分子都是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政治改革必然引起共产党内部分裂,恰恰是这种分裂表明政治改革的成功。

      中国的政治变革也要从共产党分裂开始,这种分裂要源于戈尔巴乔夫式的共产党领袖。中国和国际社会一直关注“中国戈尔巴乔夫”的诞生,其实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以来,胡耀邦、赵紫阳都可能成为“戈尔巴乔夫”,他们都具有政治改革的意愿,包括后来人们都曾猜测乔石、朱熔基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现在人们又把希望寄托于胡锦涛、温家宝,开明领袖呼之欲出。通过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运动,我们也可以看到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是可以分裂的。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坚决反对武力镇压学生,也有一些共产党高层站在赵紫阳一边。赵紫阳被罢官和软禁至今,江泽民对他又恨又怕,说明赵紫阳的思维和政治改革的愿望不仅得到中国老百姓的支持,就是在共产党内也是大有市场的。

      三、政治变革要走和平、理性、非暴力道路。

      武装革命,“十月革命”式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已经成为历史。暴力革命产生的往往是专制政权,所以中国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道路,一定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道路。前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变革道路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循序渐进的实行程序化政治,以和平的方式过渡到民主社会,实现政权的更迭,是唯一的必行的方式。具体来说,通过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上街游行示威,静坐请愿等形式,不断向专制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共产党内产生更多的政治革新人物。波兰团结工会的成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前苏联及俄罗斯工人和社会各阶层对专制当局形成的强大压力,迫使共产党高层分化,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所形成的政治变革动力。

      需要强调的是,和平、理性、非暴力需要与共产党内的政治改革派和开明领袖进行合作,而不是要“打倒共产党”。尽管共产党在统治中国的五十多年当中,使用暴力镇压民主,屠杀或迫害致死众多的中国民众。但改变政权性质的政治变革决不能使用共产党曾经使用过的暴力手段,而应该理性地对待共产党组织和所有的共产党官员。应当看到俄国的叶利钦、普京都曾经是共产党员,甚至是共产党高官,并没有因为他们曾经是共产党而否定他们选择的民主道路;前苏联共产党解散是随着前苏联解体而必定解散的,但俄国和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共产党组织依然存在,民主社会是允许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政党存在的,否则就不是民主社会了。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它的存在是无可非议的,但作为一个执政党,却可能要退出历史舞台,即便还能够重新执政,党的性质也已经完全不同于原来的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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