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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铭山文集
·若望不能忘──悼王老若望
也论“以德治国”
·论“以德治国”出台的现实背景
·论“以德治国”的道义基础
·论中国社会主义的“德”
·论民主和公正是当下最大的德
大陆中国前途的忧思
·大陆中国前途的忧思(上)
·大陆中国前途的忧思(下)
2002
·呼吁关注狱中绝食的王金波
·关于爱国主义的一点思考
·为什么要记住折磨王金波先生的李太山
2004
·算了吧,赵哥儿!
·我们推荐王金波
2005
·向赵紫阳三鞠躬
·哀哉,紫阳!
·岁末杂感
·做民运人太沉重──有感于刘青及中国人权事件
·王金波在山东第一监狱沓无音信生死不明 紧急呼吁海内外同仁关注王金波先生在狱中状况
·补充签名和简单说明
·祸不单行,王金波母亲又遇车祸
·“山东好汉”王金波刑满出狱
·陈延忠先生病逝
·别了,我心中的雅克之虎!
2006
·漫漫长夜的星光
·狼来了,狼真的来了!
·中国人人性之我见
·假如苏家屯惨案是真的
·可以不爱国,但决不能害人以自逞──与东海一枭先生商榷
·一个好人走了,一种精神留下了——沉痛哀悼张胜凯先生
·泰山颓兮!圣人离兮!——悼张胜凯先生
·《大学章句》经文析
·《中庸章句》经文析
·“我”的自述
·福兮?祸兮?——三爷爷的咸淡人生
·陈光诚动了谁的奶酪?
·把党文化从我们的头上请开
·悼林牧老:生如夏花之绚丽 死如秋叶之静美
·“君主之国”与“人民之天下”——惜读方孝孺、黄宗羲
北墅“同学”录
·楔子
·一、斯人已驾黄鹤去,天涯何处觅在京──献给死去的民主党先驱:王在京
·二、学猎东西铗长鸣亦儒亦侠浊世行──记我的良师益友姜福祯
·三、牛犊初现不惧虎敢做黄钟大吕鸣──记北墅劳改支队直属队最小的“反革命”小兄弟:张杰
·四、坎坷困顿浑不怕不做纨绔悯世人──记中共干部家庭的叛逆者:张宵旭
·五、布衣偏有荆轲志 命比纸薄心如磐──记永不向中共暴政低头的民主党人:牛天民
·六、心意阑珊壶中度,怎堪那春夏秋冬──记青岛“6.4”民运中的“拼命三郎”之大郎:史晓东
·七、潍城一百几万众 除却济潍谁丈夫──记我的潍坊老乡:刘济潍
·八、“旋风”起兮京华震,利笔如椽邪魔惊──记北墅劳改支队直属队的“老牌”反革命:孙维邦
·九、年衰犹有鸿鹄志,偏向虎山搏苍龙──记烟台“六.四”政治犯:孟庆秦
·十、平生谨慎夹缝过,怒发如戟斥共魔──记北墅劳改支队直属队的基督徒之一:姜春源
·十一、风起青萍暗涌起,悄无声处刀剑鸣──记北墅劳改支队直属队基督徒之二:吴旭升
·十二、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朋友泪沾巾——记青岛“六.四”民运勇士:陈延忠
·十三、独手高擎干戚舞,穷且志坚大道行──记青岛“6.4”民运勇士之二:张本先
·十四、身达不忘济国难,取义怎顾善其身──记秦城“六.四”政治犯:李楠
·十五、一十八年寒窗路,梦断北墅囹圄中——记青岛“六.四”民运领袖:陈兰涛
我的“新生”之路
·楔子
·走出“伊甸园”
·北墅岁月
2007
·千岁!张五常大师——夸夸咱们的张大师
·个人的力量——叶利钦与赵紫阳的一点比较
·支持《民主论坛》
·“六.四”十八周年杂感
·邓家妮子:你家行的是兽行,欠的是血债!
·从临朐“老爷”拆迁看“弱势群体”的无奈
·猪死了——还报马力先生
·沧海横流见英雄
·中国特色的将军:张召忠
·权力的毛孔——记我的免费晚餐
·真话之不兴,遑论民主自由乎?
·谁总在砸碎弱者的饭碗?
·“六·四”——燃起我生命圣火的火花
·“范元甄现象”与人性的幽暗——有感于李南央、老鬼的母亲
我也伸伸脚
·楔子
·1.我为什么向《伸脚录》“伸脚”
·2.向季羡林伸伸臭脚
·3.茅于轼的矛和盾
·4a.对钱穆史观的几点质疑
·4b.对钱穆史观的几点质疑
·4c.对钱穆史观的几点质疑
2008
·从月庄民选事件看中国基层“鸟笼”民主的困境
·公仆的暴虐与草民的血泪
·祸从口出——倪家庄旧事
·我的青岛情结
·雷锋的假面与真相
·谁在制造伪善的谎言
·正义、宽恕及其他
·永远的索尔仁尼琴
2009
·英魂廿载何处觅故友亲朋日夜心——记山东部分民运朋友“八九六四”追思会
·2010年青岛记行
2010
·梁信和工友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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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十年祭

   “八九”民主运动,距今已十年了。这场运动,以空前的规模和气势始,以惨绝人寰的屠杀整肃止。它像墨黑风雨夜的一声霹雳,震撼了整个世界;它又像一道闪电,撕破了中共专制暴政统治漆黑的夜幕,随后又归于沉寂。十年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缄于其口,就好像没有发生过的恶梦一样。

   但是,它的意义是巨大的,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

   它使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民众,更深刻地认清了共产制度的真实面目,加快了这些国家的民主进程;它使中国民众认清了专制与民主不两立,独裁者利益与民众利益难共存的现实;它使中共内部发生了更明显的分化,第一次在镇压民众的行动上公开分裂;它使一切残存的独裁政权处于更加尴尬的境地,扯去了他们民众利益代表者的虚伪面纱。

   “六•四”血案距今十年了。死难者的血迹日见淡漠。国人忙于生计,对“六•四”血案日见淡忘;“公仆”们调整好自己的人马,继续放牧着国人,彼此相处平安。

   是到了弄出一点不和谐的声音,破坏一下这太过完美的景致,让抱着“我死后,哪怕是洪水滔天,与我何干”信念,在天堂里恣意享乐的“人民公仆”,和在死亡线上拼死挣扎、谋求温饱苟延残喘的孱弱的“国家主人”,有一点不自在的时候了。不然,我们这些苟活者罪孽更重,我们注定要把这个非人的世界尴尬地带入21世纪了,如果再像狗一样屈服于暴政高压的淫威,连呐喊一声的勇气都没有,那么,我们何以再以人自居,何以面对我们的后世子孙。

   共产党人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们从来不主张“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因为这将使我们永陷自相残杀的轮回之中,而靠复仇产生的政制绝对不会成为民主文明社会的保证。但是,我们要记住它,为了使“六•四”血案不再降临到我们民族乃至人类头上,我们理应进行全方位的反思。

   令世界震惊的“六•四”血案发生在中国,而不是发生在其他共产党国家和其他独裁专制国家,是有其原因的。整个民族的人权意识淡漠,及对人的价值的蔑视,是“六•四”血案发生的根源。

   中国与其他传统大国一样,所以成其大,是历代对弱小民族杀伐吞并的结果。中国是一个一直以统治者为本位的国家——不论是以帝王统治为特征的家天下,还是以“人民救星”自居的党天下。历代君王无一不视天下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为使这泼天大的产业能荫及子孙以至永远,就必须铲除可能对自己的统治构成祸患的肇因。这个肇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外部的原因——外族入侵吞并;二是国家内部的原因——属下觊觎染指,利用手中权力,或官逼民反的有利时机,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铲除这些肇因,就必须对外不断征服杀伐,不使外族形成足以威胁帝国的力量;对内适度宽松,使百姓能够苟延残喘,不至于揭竿而起威胁统治。一旦有威胁统治之征兆,则残酷杀伐,以儆其余。然而,帝王诱人的权势和利益,始终是他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一旦有变,就会出现群雄争霸,逐鹿中原的局面。治乱循环不已,每一个朝代无一不是在乱中确立,在乱中消亡,唯一的变化,就是帝王姓氏的变化,和权力的进一步集中。朝代的更迭和对外战争对内杀伐,对中国人心理上的摧残是严重的,长期的高压政策和血雨腥风的熏染,荡尽了中国人的抗争意识和要求平等公正的思想,积淀着中国人的奴化意识。“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竟成为许多人的首选价值观,而对统治者对同类血腥屠杀的感受则麻木久矣。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性和个体生命的藐视,尤使中国人从骨子里缺乏人权意识和对人的价值的准确评判。高压统治下的民众,大多信奉“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信条,虽然大多时候明“哲人”之理亦不保身。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块土地耕作、自足自给的生产生活方式,是中国农民生存的主要形式,中国小农经济这种特殊的农业生产模式,至今依然是八亿农民的生产生活写照。统治特权阶层为维持自己的统治及骄奢淫逸的生活,对农民大肆盘剥,使其仅能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农民担负着上养老下养小的繁重任务,每一个家庭都是一个微型社会,都是一个经济政治实体。家庭的生产生活是封闭的,每个人都是家庭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家庭之外的一切都是次要的,对事物的评判标准,当然也只能从家庭的角度来进行。一切正义、道德、良心等曲直的评判在这里都发生了畸变,虽然有时他们在口头上或内心里不乏正确的评判。小农经济这种特殊的生产生活方式,必然产生特殊的文化。在这种环境下,自私、狭隘、惟利是图、对外界漠然视之的卑陋心态,就成了中国农民固有的心理定势。而脱胎于农民阶层的其他阶层,在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影响下,无不带有农民文化的印迹。对强权暴政的无原则屈从,就成了整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政治与我无关,远离政治是非漩涡”成为逆来顺受的中华民族的民族共识。对自己个体生命的重视,和对其他人生命的漠视,以及人权意识的淡漠,也就成了专制制度几千年来存在的温床。

   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缺少对个体价值正确评判的民族。类似所谓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的东西,禁锢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个人价值、个体生命、自我意识,都是人们不敢涉足的禁区。在中国这个国家民族集体意识一直处于霸主地位的国度里,作为个体的国人,更加深深地体味了个体的卑微脆弱和面对专制暴政的无奈,更加对自己的个体价值丧失了正确的评价和信心。一切为了国家、民族、集体,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而民众几乎认识不到国家、民族、集体的外衣下并非他们的利益。国家、民族、集体这些被专制政权涂抹得面目全非的概念,深置于人们大脑深处,成了人们对是非曲直评判的“紧箍帽”,使中国人历来只有集体的自我而无个体的自我。

   “六•四”血案暴露了整个民族的人格缺陷。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先生、前政治局常委胡启立先生,拒不同意出兵镇压“八九”民运;徐勤先将军抗命不从,拒绝执行屠杀命令……他们把个人荣辱得失抛置脑后,表现出了与为维护党派专制、帮派权利斗争、甚至仅仅为自己地位升迁而不惜屠杀民众的刽子手不同的政治姿态,但没有一个人表现出敢于为了人民利益抛开党派观念,站到人民一边的勇气和思想准备。

   中共历次政治运动和对反对派的残酷镇压,及对出卖灵魂者高额报偿的诱导,使相当一部分人的人格堕落。刽子手残暴屠杀“六•四”志士固然有中共欺骗宣传误导的因素,但把屠杀作为谋取个人利益手段的极端功利思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六•四”血案之所以发生,是中共独裁政权残暴统治的结果,而中共残暴统治之所以得以维持,在于中国没有任何可以对中共权力进行制衡的机制。“不分三权,就是专制”,本应是民众利益保障的国家政权,如果落入一个人、一个党派手中,必然走到人民的对立面,成为行施暴政的独裁者。中共党首毛泽东说过:“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如果包括军队所有权在内的权力不为民众拥有,而为一党一派所垄断,那么权力必将背离原来的意义,不但不会是民众利益的保障,反而必将成为架于民众颈上的屠刀。中国民众几千年来一直是专制政权砧板上的鱼肉,要想从根本上摆脱这种悲惨的境地,铲除专制暴政得以生存的土壤,就必须树立民主意识和人权思想,重塑中华民族的人格,建立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

   江泽民先生在应付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时,总是以国情为由强调中国的人权首先是生存权。近几年,随着中国经济的恶化,不幸被其言中。专制的中国政制,现在已不再只是中国发展的桎梏,并且成为民众生存的灾星,民众对专制政权的容忍已到了极限——随着中国经济崩溃初见端倪,民众生存状况必将日益艰难,一旦民众的生存权不保,社会动荡在所难免。

   目前,中国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是中共独裁专制的必然产物,这些问题不是中共在现有体制下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解决的。每一个国民都意识到了中国必须变制这个现实,虽然有些人还在喊“一百年不动摇”之类的自己也不相信的假话。

   变制的实现,只能通过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变革改良,以渐进的方式,达到制度的改革完善;二是矛盾激化,以剧烈对抗的形式,通过暴力革命来完成。中国又一次处在历史进程的十字路口。

   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不可逆转地向着民主文明的方向发展。在民主越来越受全世界民众崇尚,也越来越明显地回报拥抱它的人们的今天,中共似乎还想置全体民众的利益于不顾而死抱着自己的既得利益。

   九八年是中国民主运动比较活跃的一年。部分持不同政见者公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城市工人为了生存,以游行、静坐的方式要求中共兑现拖欠的工资并申请成立自己的工会;农民为了生存,上访游行不断……,这些活动均遭中共镇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随时可能爆发的火药桶。在这样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共不顺应潮流而动,必然导致激变。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华民族踏上了暴力动荡的道路,中国近百年的社会动荡使民众饱经“革命”之苦,几千万同胞生命的丧失、社会财富的巨大破坏、民众流离失所妻离子散的惨痛教训,应使我们不再踏上社会动荡的覆辙,百年劫难至今无尽头的教训应成为我们的明鉴。在面临重新抉择的今天,中共应放弃不顾民族发展民众死活的恶劣心态,本着为后人为历史负责的精神,与全国民众一道共同使中国这艘航船沿着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航线渡过险滩,本着诚恳的态度,与民众平等谈判积极妥协共同努力,以早日克服危机并把国家导向民主、自由、公正、法治。避免严重的社会动荡,是中共与民众妥协的最后条件,一旦因固守私利而导致局势不可挽回,这最后的条件也将丧失。中共若想避免毁灭的命运,必须真诚地反思以往所犯罪行,与民众一道尽快实现政治改革避免社会再次陷入动乱,除此之外别无他途。民众亦应对中共施加更大压力促其转变,尽量避免重蹈戊戌变法失败,导致中国百年动乱的覆辙。革命虽是民众反抗暴政的天赋权利,但这把双刃剑刺伤的不会只是暴政者,民众亦会遭受沉重的苦难。“兵者,凶器也”,革命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

   “六•四”血案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我们这些当代人应争取尽早给予它公正的评价。我们为了民族存亡国家独立抗击日本人,用八年时间取得了胜利,而我们面对民族内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却等待十年而无结果,这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哀所在。明人复国无望,白布遮面,羞见先人于地下。我们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面对如此惨烈的暴行,仅仅为自身安危而计,苟且偷生沉默十年,若再不争取“六•四”真相大白于天下,将以何面目以对后人!“六•四”血案一天不公正解决,统治者就有可能以此为惯例继续屠杀人民,“六•四”血案就可能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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