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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暴力浪潮与杨建利的非暴力思想

   已失去自由九百多天的杨建利博士绝对不会想像,重庆万州区一个“挑夫事件”竟激起了万人暴力示威浪潮,更想像不到今年八月一日的“郑州风暴”的如火如荼,值此《非暴力抗争与宪政改革》出版之际,中国新的暴力浪潮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杨建利的非暴力观点更具实际意义。

   杨建利一直提倡非暴力的民主宪政运动,正是他的善良的思想才有今天深陷囹圄的下场,无疑的,他的思想与中国的民情有许多相悖的地方,但他的思想应该让强权者警醒。

   杨建利精辟地总结出中共政权是三条腿的桌子,只要一条腿出了问题,这张桌子就会垮下来。一条腿是用提供贪污腐败腐化、不公平市场竞争的机会换取的大小官员、某些商人、某些知识份子的效忠,一条腿是谎言,另一条腿是国家恐怖主义。因此他倡议,宪政民主与暴力断绝一切关系,采用暴力会使道义资源流失。诚然,他的思想与拉吉夫、甘地、与康有为、谭嗣同、陈独秀等伟人的思想异曲同工,但是,只有甘地的思想成了印度民主宪政的现实,而康有为、谭嗣同、陈独秀的思想都变成了中国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的绝唱和哀曲,专制独裁者的眼里都容不下民主宪政,靠暴力夺取政权的毛泽东更是痛恨民主宪政,靠野心获得权力的邓小平也不希望进行民主宪政的尝试,靠踏著六、四学生的鲜血走上权力金鼎的江泽民更是害怕民主宪政。

   但是,正是他们的独裁与专横,才埋下了暴力事件的祸根,引发了今天暴力事件的层出不穷,从近几年暴力浪潮的本质来说,每一次暴力事件的诱因都是一种压迫者最基本的反抗,在这里,杨建利预示的几种现象出现了。

   杨建利认为,暴力抗争常常使抗争者与镇压的执行者之间被迫进入一场直接的“个人化的生命零和游戏”,也就是说,进行你死我活的拼杀。近几年来,社会不公的矛盾已转化为仇恨型社会矛盾,弱者的呐喊一直是脆弱的,这就有了官逼民反的暴力抗争。五年前,四川乐山市峨边县张明春到县水利局花5000元办了一张采沙证,然后贷了3万多元在大渡河边办起了采沙场。由于大渡河连年涨水,河坝经常被冲毁,需要重修,因此卖沙石获得的收益被张明春全用来再投入。到2003年底为止,张明春不仅没收回成本,还欠下村民们1万多元的工钱。但是,2003年11月份,当地数亿元首富葛明君明投资3个亿元在玉林桥附近修一座小型水电站。改建的公路正好要占用张明春的采沙场。根据张明春的遗书反映,2003年11月8日,水电局的水利股长刘世太和任墒义找过他,只同意给5000元“补偿费”,遭到了张明春拒绝。11月11日,水电局局长刘天华,股长刘世太,任墒义等人“亲自出面”找到张明春,交给他一份14号采沙许可证作废通知,并要求他带著村民立刻离开这块河滩地。富豪们有了强权的保护,哪里会将弱小的张明春放在眼里?张明春曾向葛君明下跪祈求给予应得的补偿,这是一个汉子在绝望时的哀嚎,然而,从官员到富豪,没有给弱者一点点同情心,张春明被逼的走投无路。今年7月21日,张春明身藏爆炸来到葛君明的办公室,再一次要求补偿6000元遭到葛的拒绝,张春明在绝望中选择了“孤注一掷”──用人肉炸弹冲向葛君民,两人双双炸的身首异处。张明春选择暴力,富豪的为富不仁是诱因,制度下的权贵阶层对弱者的漠视是导火索。

   这种“个体暴力”运动在全国已不是孤立的现象,葛君明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倒下的,在他们的前面,已有数十人的“追魂榜”:去年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家门口被生意伙伴斩杀,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甘肃房地产大王刘恩谦被枪杀等等,这些腰缠万贯的富豪们都有一个特点,成为富豪之前太过残忍,剥削工人、农民抽筋吸髓,成为富豪后为富不仁,心狠手辣,按照民间的说法:“眼睛长到天上去了。”这些富豪虽然以牺牲生命作为代价,然而,正是这些死去的富豪与活著的富豪们,在不平等的制度下,制造了民间社会的不平等,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的矛盾。杨建利要求“不能再调动中国人的恶”,但是,是这个制度本身“调动了中国人的恶”。

   杨建利曾警告说:采用暴力会使道义资源流失,宣导暴力是拿我们的短处碰中共的长处。这也许是知识份子的一厢情愿,因为中国目前的新的暴力抗争已轮回到一种周期性的泥泞中,中国每次天崩地裂的农民都是政治制度腐败堕落无药可救后的大暴发,一方面是财富到了极少数强权手里,另一方面是被压迫者民不潦生,开始只是局部地区零星的暴力冲突,这加大了专制政权对民众抗争的镇压,但激起的是更大规模的反抗,武装群众象野火一样,燎原并起,他们粉碎一切旧有的秩序,向四方蔓延。杨建利害怕的就是这些,他指出,“任何专制政权对民众的抗争的第一反应都是镇压,无论你是暴力还是非暴力”。

   今年八月一日的“郑州风暴”正是向世人警示,暴力冲突已由无组织无纪律的状态走向有组织有计划的暴力抗争运动。郑州市师家河村村干部强行卖地,把卖地四千多万元所得中饱私囊,村民的人均耕地越来越少,引发群众不满,在上访过程中还发生了一起车祸,造成1死6伤,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慰问。村民与地方组织矛盾日渐尖锐,多次到上级机构上访,均不得要领。群众扬言要告到中央去,这使地方官员害怕了。当局得悉村民意图后,于7月30日出动防暴员警企图用武力阻止上访,酿成流血冲突。村民在睡梦中被惊醒,组成人墙与警方对峙,阻止员警抓带头人。双方迅速爆发大规模冲突,防暴员警以霰弹枪、催泪弹、电棒等武器对付村民,冲突中造成三十多名村民中弹,其中六人重伤,四个组织者被捕。受伤村民被送入郑州市中心医院抢救,部份轻伤村民敷药后出院,六名失血过多村民仍然留院。

   暴力冲突愈演愈烈的同时,是社会生产力的大破坏,人类文明的倒退。这不仅是杨建利等大多数知识份子不愿看到了,也是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10月18日发生在重庆万州区的“挑夫事件”就是一种民怨的总爆发,挑夫余继奎因为碰脏了行人曾庆容的衣服,他不仅被打了耳光,而且被打断了腿,打他的人是有权有势的“国税局局长”胡汉权,曾庆容并扬言,只要路人打余继奎一个耳光给20元钱,特别是有人报警110来后,员警与胡汉权亲切握手并要带走余继奎,这才引发了民众的公愤,员警和胡汉权没有想到,他们是极少数的“强者”,而路上行人是大多数的“弱者”,这才有了后来烧毁警车、砸万州区区政府的数万人沸腾的暴力运动,在这个暴力冲突中,民众都是自发的,无人组织的,是仇恨型社会矛盾的爆发。

   杨建利的非暴力思想,对中共强权者来说是一部警世通言,预世明言,只要他们不需要暴力冲突进一步扩散,他们就应该认真反省和吸取教训,推行民主宪政,否则就无路可走。正象杨建利所指出的那样:非暴力抗争运动需要一大批不怕强权迫害甚至不怕牺牲生命的领导者,非暴力抗争运动需要其领导者准确判断自由的边界的位置,以把握抗争的强度和规模。这个非暴力运动的“领导者”最好是从中共内部的改革派中产生,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宪政,才会避免重蹈覆辙的历史性暴力灾难。

   2004年10月24日--载自《议报》第16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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