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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谁控诉?》第六章:欲盖弥彰的财产清算
·《我们向谁控诉?》第七章 没有竞争对手的拍卖
·《我们向谁控诉?》第八章:空手套白狼
·《我们向谁控诉?》第九章 不公平的财产分配方案
·《我们向谁控诉?》第十章:船民们行动起来了——堵政府、扣船
·《我们向谁控诉?》第十一章 维权踏破万重山
·《我们向谁控诉?》第十二章 被遗弃的人们
·《我们向谁控诉?》第十三章 第一桶金与原罪
·《我们向谁控诉?》第十四章 “维权五状士”北京“上访村”见闻
·《我们向谁控诉?》第十五章:市长承诺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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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死胡同的中国税制改革

   最近,审计署又惊爆内幕:一些地区税务部门在税收征管中人爲调节税收进度,出现企业有税不收缓收或是大征“过头税”等诸多“怪相”。

   审计署组织17个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对35个市(地)税务机关所管辖的877户企业2002年至2003年9月的税收征收管理情况进行审计调查,结果表明,一些税务部门迫于地方政府的压力,人爲控制税收入库进度,存在有税不征的“怪事”。云南安宁国税局在昆明钢公司银行存款达8亿元的情况下,将其2002年应征的税收1、53亿元延期到2003年入库,湘潭市国税局将湘潭钢铁公司新增税收4500万元推迟到2003年才入库,黑龙江国税局、地税局对大庆油田、哈药集团等12户有能力缴纳当期税款的企业,采取逐月、逐季缓征的方式进行征收,到2003年底还有37亿元未征收入库。

   一方面是蓄税不收,另一方面是收“过头税”,也叫预前征收,在经济不发达的内蒙古、江西、四川等部门税务机关爲完成税收计划,征收“过头税”超过10亿元,其中,四川德阳市邝市地税局在2002年多征德阳蓝剑包装公司企业所得税1549万元,超出这个企业应缴税的8倍。

   1994年,朱熔基实施了最大动作的税制改革,这次改革是在1984年利改税的基础上进行的整合式改革,在这次改革中,税务机构进行了分设,原来一家的税务机构,分成了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国家局以增值税、消费税爲主,而地方都是一些零星税收,国税部门“包西瓜”,而地税部门只是“捡芝麻”,其目的就是爲了保住中央这一块收入的稳定性。初衷是好的,朱熔基作业系统的设置是完善的,但是,作业系统的设置只是灰姑娘的梦而已,在基层执行系统就全面的扭曲变型了,因爲执行系统的地方政府和基层税务机关不会按照作业系统的设置去做,试想,一个人治的社会如何能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教条?更何况,权贵们所关心的是任务完成的绝对性,只要完成了任务,也就一俊遮百丑。政策在前台跳舞,任务在后台操纵,政策最后只能服从任务。「包税」、「定税」是顺理成章的事;「喳口税」、「人情税」处处皆是,严肃的税收政策,在执行系统只是鸡毛做成的令箭而已。所谓的「秉公执法、」「严格执行税收政策」全是骗人的把戏。

   笔者在《税制改革、朱熔基的败笔之一》(黄花岗杂志第九期)一文中论述了税制改革又一次失败的原因,这一次国家审计署披露的问题,正好符合这篇文章的论点,在那篇文章里,我论述了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劳民伤财的国、地税分家,两个机构从中央一直分到乡镇基层税务所;二是优化税制仍然是一句空话,税收任务永远操纵著政策,层层分配税收任务像是分配馅饼一样;三是「灵活变通」的税收政策,地方政府和税务部门是歪嘴的和尚念著一部歪经;四是政策混淆不清,两家互争「地盘」,国税、地税爲了各自税收任务的完成争战不休;五是税种「串种」现象层出不穷,改变税种入库级次。

   改来改去的税制永远都不能超脱任务操纵政策的束缚,每年年初,一级一级机械的分配税收计划是税务部门最大的亮点,这个税收计划从中央一直分到基层税务所,上一级税务机关,在讨价还价、争吵不休中将一年的税收计划进行分配。而制定计划的标准,几乎都是在上一年度税收任务完成率的基础上,测定一个增长比例来确定税收计划,而这个增长比例,几乎都是各地工农业经济总产值统计数位的基础上测定出来的,──因爲我们全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但问题就在于:其一:所谓的经济增长率,在贫穷地区有很大的“水份”,那里的政府组织爲了政绩、爲了官帽,只有在上报工农业经济産值上做文章了,一些早就倒闭了的企业,还在一些统计数位中榜上有名:“实现産值多少多少”,在分配税收计划时,这些産值自然是一个“依据”;其二,相互隐瞒,对税源无底无数,中国的统计数位也好,还是税源的变化状况也好,上一次政府组织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了解清楚,分配计划全凭框框估估,其标准就是上一年度增长比例,税收计划就是装饼的“箩筐”──上级分给多大的“箩筐”,下级税务机关就得装多大的“饼”,“箩筐”每年都加大,“饼”就得增加。

   但问题是,各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千差万别,经济发达的富裕地区税源充足,税款收不完,有多余的“饼”,而箩筐装载有限;而贫穷落后的地区的“馅饼”有限,“箩筐”装不满,这就有了前面的蓄税不收或收“过头税”的现象。其结果是,富裕的地区越富越少收,税收的跑、冒、滴、漏相当普遍;越少收自然就越富;而贫穷的地区越贫穷越收的苦,几乎到了颗粒必争的地步,一些内地农村的经济组织刚刚形成气候,就被当地的税务、工商等数十个部门收税、费给整垮了,这也就是民间常说的“八个大沿帽,管一个戴草帽”的缘故了。在中国,僵化的税收体制干预市场的能力将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变成了两重世界两重天地。

   收“过头税”并非奇闻,而贷款交税的现象在贫穷落后的地区早已是屡见不鲜,对贫穷地区的官员和税务人员来说,税收任务常常将他们压的喘不气来,“饼少箩筐大”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完成了任务皆大欢喜,上一级官员有钱用,有工资奖金发,而完不成任务,基层税务机关的官员就吃不了兜著走,“完成任务上台、完不成任务下台”是套在官员脖子里的绳索,爲了保乌纱帽、爲了政绩,从官员到税务征管人员,就拼命的对经营者进行威逼,不交税就采取“关人”扣物质等手段,将经营者逼迫的山穷水尽爲止,到年底了,对经营者逼不出钱出来了,但官员们爲了保“位置”、保“帽子”,只好到银行贷款填补“箩筐”剩下的“空缺”,这就是内蒙古、江西、四川等穷困地区收过头税的原因。

   云南安宁国税局等地蓄税数亿元不收也有他们的“苦衷”,因爲“超收”完成了计划,下一年度分配计划时就成一个基数,上一级政府组织及财政税务部门在分配计划时就会增加分配比例,将“箩筐”加大,所以,各地的税务机关和当地政府部门都有一种默契,那就是上级分多大的“箩筐”,就装多少“饼”进去,宁可少收、不收,也绝不超收,“肉烂了都烂在锅里”,企业和个体户少缴也好,还是偷税也好,都不重要。所以说,在大都市和发达地区,偷税现象司空见惯,一些“红色”富豪们在发达地区很快暴富,靠的就是税收的“倾斜政策”,因此,才有周正毅、刘晓庆在上海、北京偷税过千万元而长期的相安无事,要不是民衆反映强烈,将他们抓了做一做典型的话,他们偷税现象也不会暴露出来,千万元的钱财还是在装在他们的金库里。

   要说这些现象是政策倾斜造成的,毋宁说是制度“倾斜”造成的,因爲是现有的制度将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人民没有放到同一条起跑线上。通过审计署查明的问题进一步说明,现有的税制不仅没有发挥杠杆的调节作用,而更主要是税制改革走进了恶性循环的死胡同。

   2004年9月23日

   --源自《议报》165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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