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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厄运反思录(上篇)之六/曾节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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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儒家的千古罪错:对神秘世界的虚无逃避态度 第四,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儒家对世间的神秘现象持回避的态度,没有对广大未知领域探索求问的精神。 (博讯 boxun.com)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一套纯粹迎合世俗需要的伦理道德统治术学说,没有任何超越世俗之上的精神追求。孔子本人就“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神”,儒家学说充满入世精神,指望在自己的影响下,世间能产生圣王,通过圣王实施“仁政”而实现理想社会。对天文奇观、大自然奥秘、生物起源、物质规律、生命之谜、死亡之谜、前生后世......统统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儒家这种陶醉于社会伦理统治术现世小圈子精神模式,实际上又是对远为巨大的未知领域的逃避,是精神虚无主义价值观。

    孔子说得很明了:〈未知生,安知死?〉儒家的这种对现世以外以及一切神秘领域的虚无逃避态度,可以使人忽略大自然、茫茫宇宙的令人畏惧的空灵、浩淼、幽秘;忽略人类自身的渺小、无助;忽略难以预测、在劫难逃的自然灾祸;忽略世事命运的变幻无常、难以把握...儒家只关注现世的态度,确实可以为人免除诸如无知的惊恐、求索的苦楚、深重的彷徨感、恐惧感、面对自然的卑微感等等巨大的精神痛苦,这有助于人的现实精神和精神安宁:妥善解决身边和眼前的问题,也有利于维系一个安土重迁的社会。

    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儒家的这种纯粹关注现实的态度,很有效地引领中国人解决了首要的生存问题,引领中国社会走上了一条在较低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和维系良好秩序的社会的道路。

    儒家的纯粹现世态度,使得古代中国人很早就能够以较客观、较清醒的眼光看待事物,西汉以后的中国,比起同一时期的中东、北非、欧洲(基督教教化以前)、北亚萨满教诸民族、美洲印第安人,中国更少受假神迷信邪教的影响,杀人杀婴杀童祭祀等血腥残暴的陋习恶俗,在中国并不普遍。

    但是,儒家的纯粹现世的态度和对神秘领域的精神虚无主义,反过来又使人盲目自信、夜郎自大、妄自尊大:

    一则是,认为〈人定胜天〉(荀子语)、事在人为。

    从这种观念出发,中国人在对自然生态滥取滥采、随意改变自然形态上表现得肆无忌惮。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对天然树林丝毫不加怜惜,人力所及之处,几乎砍伐一空,直至近现代受了西方的影响,才懂得要保护树木。

    从古至今,中国的居室、建筑、园林、环境建设,一直带有浓重的人工化做作的风味,充斥着假山、假石、盆景、人工池沼、人工堤岸、碑刻、壁刻,这与西方尊崇、保留山水湖林的〈野性〉风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比起西方许多民族,中国人特别认同规模巨大的工程,对大工程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感觉迟钝。至今,中国民众如此轻易地被中共蒙骗得对〈三峡〉、〈南水北调〉等邪恶的巨大工程持认同心理,这与中国对待自然的妄自尊大的深厚的传统有很大的关系。

    在对待人自身的自然形态上,中国儒家妄自尊大传统的影响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致使中国人到了以畸形为美的地步:历史上中国人长期以妇女裹小脚而造成的〈三寸金莲〉为美;中国人在清朝时受满洲人的影响,以扁头为美,人为地用硬枕头将婴儿的头压扁,根本无视头骨的畸形对人造成的损害或潜在损害,这种邪风陋习由于中共由东北入关夺取天下而得到加强,现在愈演愈甚。

    二则是,在儒家(中国传统)深远的影响下,中国人普遍没有思索彼岸前生来世的习惯,对与那些个容易触发平等思想的思路航标,(如:任谁也难免一死,即使是权势遮天的君主)中国人从来没有查看的习惯。同西方和印度大相径庭的是,中国人普遍对死亡极力回避、讳莫如深,并没有认真留意死亡-这超越君主之上的可畏的东西。没有对超越君主之上事物的畏惧,就不可能习惯把君王看作是同自己一样的人。

    儒家对彼岸前生来世的虚无逃避的态度,又容易使人过注重现实的功名利禄和物欲享受,而缺乏死后受惩罚、来世受报应的畏惧感、负罪感,因此儒家社会容易滋生腐朽奢靡之风,这也是中国残忍劣等陋习远比西方基督教世界为多的根本原因。例如,中国女人为了取悦勾引男子而把脚裹得纤小,而中国男人为了满足恋足、色欲而鼓励纵容妇女缠足,由是缠足之风,愈演愈甚,向极端发展,到了完全无视人的身体的自然比例(反自然),无视人的痛苦的地步(反人道),而且,对于缠足陋习,一千多年来批评的声音非常少。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缠足陋习,充分暴露了了儒家纯粹关注现世,缺乏负罪感(漠视人的痛苦)、缺乏对自然的敬畏的极其丑恶的一面。

    就中国历史上的君主来说,他们按儒家的标准是神的儿子(天子),但却根本没有对神的的信仰,也没有真正的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他们没有任何道德底线和罪恶感,因此妄自尊大到了极点;再加上君主手中掌握着最高的专制权力,由此这些人往往穷凶极恶、穷奢极欲,无以复加。

    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滥杀臣僚家眷、汉成帝、隋炀帝纵欲变态乱伦、明太祖大杀功臣、崇祯帝推责诿过、苛暴嗜杀、视群臣如草荠、满洲君王狂屠汉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满清雍正、乾隆二帝以言治罪、大搞文字狱、大杀文人......中国历史上君王的残暴,完全可以让欧洲中世纪最残暴的国王自我感觉仁慈。

    历代君主们为了维护一己之私,不惜发明、采纳最残暴、最残忍、最惨无人道的酷刑去残杀、折磨它们所憎厌的人:车裂、腰斩、凌迟、剥皮、抽筋、挖心剖肝、阉割.....无所不用极其。其中,车裂、腰斩、凌迟这样的最残忍的酷刑,居然先后堂而皇之地进入历朝律法刑典。

    中国历史上的君王们为了独占众多的女人,居然采取阉割所有的内宫的男性服务人员的做法,如此惨无人道的规矩,竟能成为历朝历代冠冕堂皇的典章制度,延续数千年之久,而几乎没有招来任何(儒家的)非议。

    除满洲入关征服者之外,大多数昏君、暴君都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儒家却不能象基督教教化欧洲国王一样,使这些人象欧洲基督教君王一样,稍许收敛一点自身的恶。

    可见,儒家的完全关注现实俗世的变相无神论意识形态极大地纵容了中国人人性中的恶,对促使中国社会向人道、文明转型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对未知领域、神秘现象、彼岸世界的漠视、回避、忌讳,使得儒家不思进取、满足于低水平层次上的和谐、固步自封,最终使得整个文明停滞。 古往今来,人类不断的发现和研究成果证实,人类的知识是非常微不足道的(至今仍然如此)。人们唯有对巨大无边的世界宇宙万事万物乃及自身做勤奋的探索,才能够使文明有所进展。对世界宇宙万事万物的外在研究探索,促成了科技进步;对世界宇宙万事万物的想象和内心感悟,则促成了宗教的发达。而儒家对对大自然奥妙的虚无态度,是无所谓文明进步的蒙昧主义价值观的体现。

    由于儒家的精神虚无主义和蒙昧主义传统,两千多年来,儒家始终没有任何科技探索的精神力和热情。这是两千多年来中国科技始终难成气候的根本原因。

    由于第四大类的缺陷,儒家的〈敬鬼神而远之〉实际上成了〈既不敬鬼,也不敬神〉,〈避鬼神而远之〉,儒家对〈鬼〉、〈神〉等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冷漠和疏远,甚至在马克思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还得研究了解宗教,以便找准“要害”,挥舞批判的武器;抓住弱点,以党控教耍“阳谋”)等无神论之上。儒家实际上是披着〈天命观〉外衣的超级无神论。

    因为对超自然神秘事物的冷漠和疏远,因此两千五百年来,儒家也就始终无法形成对超越君王之上的神秘力量-神(上帝)的崇拜,所谓的〈儒教〉也就始终无法发展成为一门超越君主、制约君主的真正的宗教。在儒家的支配性影响下,中国本土始终无法产生任何超越世俗君王之上的真正的宗教。而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在儒家的排斥和扭曲下变味,成了一门向世俗君王行跪拜、精神屈从于世俗权力的极端避世的活死人组织。基督教虽然在唐朝时已传到中国,却因为儒家的强烈排斥,长期处于极度的边缘化境地。

    儒家无能产生宗教、以及阻挠破坏宗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产生了深远、重大的恶果,反过来又大大强化了儒家的上述所有重大缺陷,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不人道、不民主、不自由、无法治、无科学的总根源。儒家根深蒂固的非宗教性影响,是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主要障碍。 作为这一结果,最显著的是,儒家这种无能超越世俗君王的局限性,反过来又使它为世俗君王所凌驾,利用,大大强化了其专制帮凶的性质。汉武帝将儒家笼络为捍卫君主主专制的道统,开启了儒家思想统领的王朝时代;元世祖忽必烈看中理学提倡的反人性反理性的忠君思想;第一次将其拔到〈国学〉的高度;朱元璋第一次将理学定为进身之敲门砖,同时却撤太庙孟子像,大肆诋毁孟子的民本思想;满清统治者一面继承朱元璋对儒家的态度,另一方面却大力封杀孔子的〈尊王攘夷〉等民族主义思想,以掩饰自己的外族征服者面目,防止汉民族民族自主意识的复苏。

    在这种被世俗君王凌驾、利用的发展过程中,儒家的精华不断地流失、糟粕却不断地强化、膨胀,发展到满清乃至后满清时代,终于成为一门反民主(专制主义和官本位)、反人权(长幼尊卑、忠孝节烈)、反文明(阻碍科技进步)、反人道(存天理、灭人欲)的〈四反〉歪理邪说,似教非教、似学非学,成为中华文明完成近现代化转型的巨大障碍。 曾节明 (星期四 2005年7月7日上午 )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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