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余世存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余世存文集]->[国丧被囚有所思]
余世存文集
·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癸未岁末的断想
·蒋彦永为我们贡献了甚么?
·余世存:文化衫的喜剧
·异行和我(《我看见了野菊花》成书出版)
·礼失求诸野
·国耻
·赠任不寐先生
·我所知道的汪丁丁
·收王康诗作,赋新诗,为朋友们祝福,惭愧。
·致命的独唱――关于廖亦武的《证词》
·行为艺术中的日常生活――关于高氏兄弟《在北京一天能走多远》
·任静玺民办教育失败记
·崔祥联的彩票和我的梦……
·听廖亦武
·平安雪(带图片)
·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眼睛──李晓斌和他的摄影
2005年
·老调子不会唱完
·2004年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侧记
·被闷熟的抒情
·乱祭
·天下平安玄门广大道场
·媒体中的专家话语
·流亡的良心——刘宾雁
·国丧被囚有所思
·费孝通——大师的中国荣辱
·谁是历史的罪人?第5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授权公告】陈子明先生获2005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致朋友,“为什么我是又不是政治的?”
·闲说流氓史——以墨索里尼为例
·流氓人种学
·你何时才愿政治?—北京门之变及其他
·近代史非常道:谁都没把中国带入现代文明世界
·我们今天的知识为现实服务了什么?
·雁去留意
·笑谈精英衰败
·中国的转型和个人伦理
2006年
·我梦见了胡佳
·个人危机和时代的精神状况
·今天怎样读历史?
·原因的原因
·关于识时务的几种态度
·那些血性的人
·做不了主的主人
·把把都想胡
·张教授的改革生活
·汉语世界的语言学转向
·满街圣人
·当官的难处
·那些永恒的女性
·北京的出租司机
·破碎——2006年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关于孙世祥的提纲(初)
·中国人保持最好的习惯是撒谎——四十年经验观察
·何家栋先生75岁生日祝辞——我们世纪的风景:通过革命获得解放
·我们特立独行的乞丐
·流氓管理学——以墨索里尼为例
·布衣之身
·不依傍万有
·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
·亚洲的声音
·文艺复兴不是类人孩们的项目工程
·在时代面前放声或失语
·有理由对“76”一代怀抱期望
·李敖是否度过了青春期?
2007年文章
·饭碗问题和就业主义
·中国劫——应王俊秀先生之请为第七届当代汉语贡献奖而作
·改变一个社会的风气,三五年足矣
·在犬儒和庸俗之间
·一流的头脑都在“往下走”
·殷海光——从反动学生到反动教授
·大富无私的卢作孚
·内史过的兴亡说
·臧文仲的不朽
·苦命的英雄皇帝
·没有仇恨的战斗——悼念包遵信先生
·强国时代的弱国先知
·破解生死密码的先知
·宰周公的游戏
·蛰伏于历史的先知
·王康其人
·两千年误读庄子谁更精彩
·巫臣:大义凛然为美色
·先知失势
·成人之美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8年公告
·名门世臣申无宇
·不出国门的声明
·无主之鬼与夷
·读《说什么激进》
·中国人为什么越来越不会说汉语
·今天怎样读历史?
·色中小人蔡季
·在散文的形式里招魂
·他们的世界和世界的期待
·热爱养牛的王子
·奥运开幕,怀念郭飞雄先生
·游戏结束了——奥运观摩的心得体会
·小人之勇与匹夫之怒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国丧被囚有所思


   

  余被囚期间,得不少朋友关心。张健慰曰:君可于狱中作狱中杂记也。余答,非也,余游心上下,越方苞而面庄周,从人间世而考文明史,自大宗师回思大革命,文学安能束我哉。健曰:是进入状态也。余问:余言河汉,漫无崖岸,无人会,奈何?健曰:继续。

   ――2005年1月28日补记

   一
   对中国这样一个家国天下的政治文明体而言,其发展跟其他文明古国、帝国和民族国家大同小异,现代人对自家传统的态度如果不能立足于此,他就永远难以认知各家的优长,他或者自污、崇洋媚外,或者自大、非我族类。真正的现代人类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为了实现这个空前的现代转型,人类文明的政治实体几乎试验了一切可能的路径。今天看来,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革命是成本最低的一种手段。在此之外,改良、改革、复辟、造反、动乱一类的社会动员只对有限的主体有利,这个有限的主体是一代的时间、少数人和部分地区(邓小平语)。
   革命符合最小最大化的正义原则,它是即时兑现正义,它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全体人民获得现代公民资格。家国天下恰恰不讲大道正义,它的道理更落实于礼,它以忠孝一类的礼义置换了大道。礼内涵有普遍专制和等级专制,它外在的表达是惟名与器不假与人。它赤裸裸的宣言是惟彼作威作福惟彼玉食,以及非礼勿动勿言一类。这在今天的次法西斯时代表现得更张扬、更肆无忌惮。中国的自由派学者们也不得不面临这一问题,但他们仍以为“礼者,时为大也”,他们要么对秩序稳定一类的礼治要求默无一辞,要么公开地赞同,将其跟演进渐进一类的西人学理相联系,以注解稳定之于中国进化发展的重要性。殷周之际的伯夷叔齐、先秦的叔向晏子、汉儒、宋儒几近于是,而他们在气节是非方面的执见远较今人为胜,今人在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上的表现,也使得启蒙运动以来的自由派先驱们羞作同道。
   无论礼义如何宣称它的天命,在这一文明体里,礼的神正目的是不可避免地丧失掉了。稳定秩序能带来“我们的明天更美好”,这一说法在下层人民那里早已破产,它的理想目标在上层那里也早是游戏、托辞和遮羞布。不幸的是,传统中国正是在礼治面前止步不前。这个文明以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的缺失来表明自身,它的全部用心在于协调人伦和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自周公、孔子、秦始皇等人的反复奠基,全体人民接受了这种命运。中国人的精神思维主要着力于社会人伦,他对已知的事物进行信仰、猜想,他对未知抒情或存而不论。他的探索局限在已知事物之内,于是为了给自己的生命以欺骗,他对已知事物进行加冕神化,已知者如天一样巍乎高哉。既然跟自身一样庸常的事物经他的努力变得伟光正起来,他的咸与维新、苦思冥想或与伟光正站在一起也就不言而喻地与有荣焉。今天的中国也被渲染成空前的升平盛世,少有人计较中国人是否跨入现代性的门槛,上海北京的中国人尤其如此。
   诸子以后,中国文明个体再无原创性或出位之思。中国人的精神理性是以巫性的方式表现的,他把一切当作如知如祭(可把握或他将要把握的事物)而做天人合一的好梦,他不关心如知是否为真知,从而他的心智和权利意识难以进化成熟。屈原的《天问》即是对天人历史无能探索的孩子之问,最近的例子,则是李慎之对已知事物的猜想追问,他的体制刚性弹性之思再一次被誉为“天问”。
   黑格尔声称,中国是没有时间的国度。这种文明的停滞也只有时间的规模才能见出效果。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现代转型,即是这个文明体在时间上有所长进的努力,遗憾的是,到21世纪,这个时间里的进化仍显得遥遥无期。除了新文化运动有过短暂的开智启蒙,今天的中国知识早已回到巫的笼罩中。
   文明的自救意识大概是从宋朝开始的。五代十国的罪苦、国家的兴亡、佛法的争胜都使当时一流的中国人感知到了问题。汉唐的光芒在这些问题面前也黯然失色,欧阳修“天地闭、贤人隐”一语写就了文人的无奈。但中国知识左冲右突而以自污去势为实体,程朱理学试图再一次牺牲人欲人性以求苟安,顾王黄等人从夷夏之辩中求得自慰,这样的思想努力当然挽救不了文明体的败局。在明清,在苏东坡之后,汤显祖、曹雪芹这样的天才只能生活在梦中。中外大家都惊叹,自宋朝以后,东方最重要的文明发动机几乎完全停止了转动。至于今日。
   王安石是第一个有力行自救意识的儒士。他的言行提前了千年,千载以下,他一直被人看作神经不正常的偏执狂。的确,没有人能理解他的心态。他的变法倒是为后人提供了家国社会改革的悲喜剧,无论明人张居正的经改还是清末光绪的政改、胡耀邦赵紫阳的改革,都不过是对王安石的文明悲剧的重复。就是说,文明体的改革注定失败,不同的只是角色的变换。
   因此,长达一百六十年的现代转型,不能说没有长进,但在最关键的文明要素上,不仅仍是重复,而且会有反动、复辟。自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以来,反倒是一代不如一代。即使革命被引入,它也被置换为专制者的名器。革命者和专制者仍只是一个名称的变换,而文明体和个体无能自行革命,更不用说分享革命的果实。这正是鲁迅那样的思想家揭露的和哀恨的。
   二
   这样的文明苦难不单为中国所独有。古代西方、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中国等传统文明几乎是异质同构的,他们都是在有限的时空内进行天人合一般的信仰。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虽然都有了特例,有了民主政治、无限终极和神正目的,但只是到了近代,文明体和个体打破了生存的有限边界,而争取到自足自立的成年理性,中世纪的神灵护佑的大家长的魅惑被祛除了,文明体才属于了它自己。地理大发现是类人孩走路权实现的副产品,文艺复兴是生命信仰的复苏,百科全书式的启蒙运动是个体说话权的花实,资本主义是文明财产权的开眼,这些文明体的说话权、走路权、交友权、信仰权利的获得,或说文明个体告别类人孩的家国状态,获成人洗礼仪式是以革命的方式实现的。三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先后为革命正名,并为文明体的现代性获得背书。自此以后,西方世界才得以文明的特例要求一切传统文明革故鼎新,顺天应人。它以现代的名义解构了传统,以西方的名义挑战了东方,以人类的名义征服了自然。
   在这种西方的全球性扫荡里,革命的灾难也最先为西方人自身尝遍。革命自法国大革命开始了流血变质,到了俄国异化为阶级暴动,到了中国沦丧为暴力造反。这也是鲁迅那样的思想家在变异的大革命年代所指明的,革命并非让人死,而是让人活的;革命是全民的,而非阿Q不配的特权。不幸地是,革命在后发国家地区一经发动,就不再是自足的力量,它不是一次成年仪式,人民的节日狂欢,而是“潘多拉之盒”被打开的欲望泛滥和特权崇拜。它的变质使得人类的悲剧已经变得无可言喻。
   但文明仍在展开,革命精神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即文明个体迟早要求兑现自身的权利和认同。这种深刻的历史逻辑以数百年亿兆千百万人的规模和广度试验,终于在20世纪末校正了革命的异化,自印度甘地革命、美国黑人革命等为开端,苏东革命、韩国朴正熙革命、台湾民主革命等将中苏的变质革命扬弃掉了。欧洲、美洲等经扬弃革命的国家跟先发国家一起,真正开始了文明有效的竞相发展,在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等领域的争奇斗艳。至于今日,有悠久历史、受制朝贡体系影响的东方诸多国家不再需要中国作为文明发动机来支配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不再单纯地摹仿先发国家为生存发展的内容,具有强大协同罗致能力的中国对周边国家不再具有向心力。
   最为可笑可怜可歌哭的在于,中国经过百年变异革命的影响,对文明和个体犯下更大的罪孽。这些罪孽神人共愤。一切从理想、善意或单纯向往革命出发的诗人、将军、学者,在变异革命取得阶段性成果:夺取政权后,都以革命的名义执行了反革命的遗嘱或说专制者的逻辑。蒋介石说:“我是要革命的,谁要妨碍革命我要革他的命。”汪精卫说:“要革命的到这里来,不革命的滚一边去。”邓小平说:“改革是一场革命,”“谁不改革谁下台。”人类的思想为独裁专制者假借,已经不单为革命所遭遇。但革命的空前变质,显然不仅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的作用,也有着革命的历史逻辑作用。
   三
   这种文明背景可以引申出很多意义,比如中国特色之有无,革命罪孽之大小等,先发革命跟后发革命之异同,它们都跟后发国家能否进行现代转型有关。但也许最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后发国家必须在获得现代性知识才可能实现现代转化,这种现代性之获得本身就是革命,如同类人孩在大家长身边骄傲平等地站立是革命而非青春造反。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知识者在整体上交了白卷。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世界上可考第一。无论先发如英法美,还是后发如日本、德国,都是思想知识走在前列,甚至俄国,也有过“莫斯科上空红旗的颜色跟我何关”的壮语。正是这些国家的知识努力,使其革命最终跟本国的历史进程相关合辙,成为其整体进步的必然和关键。而中国,在康梁革命、孙黄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了迟来的且暖昧得多的新文化运动。康梁革命不用说了,就是辛亥革命、毛泽东的农民造反,也都有无数的阶层和民众做了看客,都有着对当时重要的政治力量的抛弃和打压,甚至其革命方法沦为对这些力量的打压,这种种暴力的、流血的、阶层的革命注定变异。
   知识界的乡愿犬儒可能带有中国特色。让中国汇入文明主流何其难,而听任中国停滞甚至反动有足够的时间空间理由。自秦皇汉武以来,时间的演变只是专制主义的变迁,后者本质上又是“流氓的变迁”,对流氓的崇拜和用心成为中国知识的重要和主要方面,它使得专制变本加厉地强化了自己。中国知识用最好的观念和辞藻堆出了一个个流氓或“猛人”。这些流氓、猛人或说专制者们成为惟一的人物,在此之外,他看不到任何人。他的病急乱投医最终得到了报应,在足够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没有医国手,儒生方士全是江湖医生,不足以跟这惟一的人物沟通,只能是蒙和骗、帮凶帮闲。
   任何对中国怀抱希望者、任何感知中国危机者,都可以被这些时间空间耗尽自己。即使那些对中国问题有一点点责任感的专制者,也会被这个文明体的败落所拖累。换句话说,这个文明体的政治人物在责任理性的驱使下,既找不到价值也不得工具。千年以下,可以想见汉朝人物在数次政治经济大辩难如盐铁论中的迂阔,他们参与铸就了一个文明体至今承担罪苦的悲剧。最近的例子,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理论务虚会,有如波旁王朝复辟的邓小平,在收拾人心方面所收获的最好医方竟是 “补课论”,可以想见这个有着常人情怀、并不好大喜功的中国人心中的失望;自此以后,他几乎再没有正眼瞧过知识界,好在他有的是人生经验和民众的试错智慧,他把民众的办法据为己有就成了他的时代最大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复辟者心想的是祛神除魅后的认同,最终承认了独裁的权力方便以及自己的归宿:政治强人稳定形势发展经济。这个总设计师仁慈地要让少数人和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他甚至最深刻地洞察到中国知识所不曾理解的当代中国改革的本质和真正任务,他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即改革的成功与否在于它能否以革命为前提为根本;但他的革命精神在改革过程中大踏步地向后退却,改革变质,最终不免有1985年的一句权威性反问,“既然能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为什么我们的子弟就不能先富起来?”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