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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汪丁丁


   由我来写汪丁丁并不合适,我们虽是朋友,但交往并不多,对他的学问更是无能置喙。细想来,人生于世,能幸运地拥有一二朋友,不仅是遭遇使然,而且也会有性情、境界的原因,所谓倾盖如故正是指此吧。    
     
       早就听说过汪丁丁的大名,那是在《读书》之类的杂志上看到他写那种深入浅出的经济随笔,当时很有印象,觉得经济学家能写出那样漂亮的文章真是读者的幸事;九十年代中期,正是人文精神大讨论转向经济学领域或者说是由经济学家们表态作总结性发言的时候(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表现?),那时,汪丁丁写了一系列的文章,谈论“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有一篇记者访谈他的文章还是由我编辑后发在《战略与管理》上。但我天性不爱跟人交道,的确是有一个大而热闹的北京,但北京的各种圈子,学术圈、新闻圈、娱乐圈之类我几乎没有涉足过,倒是编辑部的同事经常会说起最近见到某人,遇到某事,于我确有某种多闻之趣。有一天,汪丁丁就这样闯进了我的生活,一位同事说到,他见到了汪,觉得汪很忧郁,像个布道士一样,我听了不无兴趣地问起他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那时读了汪丁丁的“什么是启蒙”的文章,正对他那种哲学家的气质迷惑,他几乎是用魏晋文人之口追询“试问天下心灵,家园安在”?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几乎有一种胆怯,我冒然答应了杂志社的朋友们,但我对于写好汪丁丁实在没有把握,因为我跟他有限的近距离接触实在难以说出什么,所以文章拖了很久仍不敢动笔。动笔的时候才想到关于汪丁丁几乎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他的学问思想、他的传奇经历、他的人格魅力,等等,都是。但奇怪的是,我几乎没有看到过多少写汪丁丁的文章。汪似乎不是新闻界和读书人的生活材料之一,这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里实在是有趣的事实之一。他们那一代人有太多的作家学者成为明星,甚至成为一些读书人言必称仰的楷模规范之类,但汪丁丁不是,虽然我也知道北京的不少读书人都爱称丁丁如何,但那又是一回事;据说如今严重分化的知识界左右诸君都能接受汪丁丁,以至于激进的朋友指责汪丁丁只是个不敢得罪人的老好人,他的论辩文章反而会有“亲痛仇快”的效果,但对于汪丁丁的学问,一般人都是承认的,尊重的,在国林风、风入松等书店的大大小小的学术沙龙里,大学生们也愿意向汪丁丁提问。  
       
       我多次想起汪丁丁,唐人“天下谁人不识君”的说法总是油然产生,而五四时“我的朋友胡适之”的现象用在汪丁丁身上也庶几相类。   
     
       在我认识汪丁丁之前,我已听过汪丁丁的无数传奇。例如他在香港大学的教学生涯,他被辞职,据说跟另一位鼎鼎有名的张五常教授有关(若干年后,我在“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一文里对张五常先生进行批评是不是也有关系?);据说汪丁丁先生读书极多,学问如汪洋大海,人们在他的面前,往往不敢提出认真一点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也是聪明地想到了,我们一思考,有人就发笑?),在他失去香港的职位后,内地的各有关机构争相聘请,有的以年薪二十万请他俯就(那个时候,二十万可是不小的数字),据说,有的人说,我们把汪丁丁请来了,谁还敢来跟我们叫板学问;我还听说,汪丁丁边教书,边炒美国股票,不过,他炒股票的成绩可不怎么样。  
     
       我后来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思想家李朝晖先生,他谈起当世人物,所论列佩服者,数人而已,而汪丁丁竟是一位。李先生在孤独的读书生涯里竟把汪丁丁的一本《在哲学和经济学之间》翻烂了,他说从中受益不少。对于汪的思想、学问,李先生简直是了如指掌,汪对中国前途的看法也是李先生关心的,据李朝晖说,汪很早注意到了文明的均衡问题,我们中国是从一种均衡走出来到另一种均衡状态里去,是否走出来了,另一种均衡是什么样子的,据说都是未知的。所以汪丁丁很忧郁。  
       
       正则基金会颁奖的时候,那是一九九八年的冬天吧,我去了,在签到的时候,我遇到了汪丁丁,我一改平日不与名人攀谈的习惯,“原来你就是汪丁丁啊,”我对他说,并自我介绍,汪丁丁很随和,我们互留电话。过了几天,我给汪丁丁打电话,请他到杂志社聊天,他答应了,我坐车去接他,他让我到华联商厦对面的麦当劳餐厅里找他。原来他那时每天上午在那里备课、会客,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在外面抽烟一时没找到垃圾箱,只好用一张纸包着烟头放在外衣兜里,我进了餐厅,京城有名的出版家沈昌文先生和梁晶女士等人已在跟丁丁聊天,我坐下来,汪丁丁给我要了一杯咖啡,话还没有说几句,女士们闻见了烧衣服的味道儿,我赶紧掏兜,我的烟头没掐灭。大家笑了,我很不好意思,汪丁丁对大家说,余世存是一个文人,行为不羁的。后来说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当我和汪坐在车里时,我才有机会认真地跟汪聊天,我对汪说,他们那一代人的文章,我比较喜欢他和王小波的,虽然他们是如此不同。我又问他有什么长远的想法,为什么不写专著,他认真地回答了我。他还说起每半年在夏威夷读书,每半年回来教书,他说起那边的读书条件,我这样的人根本没经历过。到杂志社以后,基本上是其他几位编辑跟汪丁丁研讨问题,我几乎也没有插上嘴。   
     
       这中间我向汪丁丁约了一篇稿。到第三次见面的时候,是国林风书店为他的《回家的路》一书开新书发布会和研讨会,据说汪丁丁让组织者请我去,我那天忙着一件事,但还是准时赶去了,我第一次参加那样的会,京城的学术书店主办的新书发布研讨会,原来还像模像样的。会议桌边坐着著名的学者,还有写着名字的标牌,我在我的名字后坐下,坏了,还要讲话。我紧张地赶紧想词儿,汪丁丁和刘军宁先生坐在我对面,会议开始了,汪丁丁发言,他居然掏出纸来,原来他还打了草稿,他那么有学问那样见过场面的人怎么还要列提纲,我这样一惊讶,留给我措辞的时间又少了不少。等不得不发言时,我只好凭感觉印象信口说来,我在紧张里表达出了我对于汪的印象,我说他是我们中间的兄弟,他读了很多书,现在他回来了,我也谈到了九十年代以来的学风,我说汪丁丁的文字是亲切的。没想到效果还不错,汪丁丁立马在一本书上签名送给我,对于这本签名书我一直很珍惜。    
     
       这以后,就听说汪丁丁要出去了,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他就真的去那边读书去了。一去近一年,这期间我开始学会了上网,当他听说我有了电子信箱以后,很高兴地向我表示祝贺。在今天这样的社会里,一年之间要发生多少事啊?有些事总让我们想起一些朋友,例如已去世的可爱的王小波和依然在读书思考的令人亲切的汪丁丁,我们经常会想起,这件事或那件事,他们会怎么想,怎么说,或者说,要是他们目睹了事件,会写出多么精彩的文章啊。这当然不是毛泽东“国有疑难可问谁”那样的感慨,也不是恩格斯看到各国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想到要是马克思在的话该多好之类的遗憾,细究起来,可能是朱自清先生那样遇事总问闻一多先生是否有意见的心理,我们的社会确实太过复杂,生活确实太过苦辛,“人生实难,大道多歧”,所以我们需要某种相互支撑的力量,甚至人心、真知和大道外化的文字本身也会给我们不小的安慰。人生的惨痛在于,我们经常为苦水浸泡,连那种小小的文字都不能得到。虽然有网络传播工具,但要沟通仍是不容易的,因为每个人在他生活的空间里都是一个类似于均衡的状态,在与另一个均衡状态联系时,对方往往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也就是对方不可能放下自己的状态来同情地全部投入地为你服务(我曾经“在孩子们中间”写诗说,放下自己的事情为你们祝福,但那矫情多于实然),这也是今天人们使用电子交流工具仍不能增富自己生活意境的原因。而想到一个民族、一种文明要从自己的均衡里走出来,真有令人绝望之感。    
     
       我跟丁丁的联系是简单的,后来他提到了他要回国的事,说要请我喝咖啡,他要煮咖啡给我喝。但他回来后忙得只是请我去盒子咖啡屋品尝了咖啡。他回来了,我发现他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文人,我们说好了聚会,我的寻呼机上的汉字是他留下的问题,“请问家里人的电话和见面地址,”他把我们当作家里人;我们参加唐逸先生的作品讨论会,他跟唐逸先生大谈生命哲学问题;还有一次,电话里他竟然邀请我一起编一个实验话剧。我们几乎很少谈到彼此做的事和正关心思考着的问题,但我们相信对方。就像刘军宁先生有一次解释他何以与汪丁丁交好一样,我们的性格、从事的工作、专业和兴趣千差万别,但我们是朋友。    
     
       但汪丁丁实在是大忙人,他的交往圈子可能比我大得多,他是好几个大学的教授,是好几个研究机构的研究员,是学术委员会主席,是杂志的学术顾问,他在北京的短短半年多时间里,我们见不了几次面,倒是经常在《财经》之类的杂志上见到他的文章,产量之高,令人瞪目。  
       
       今年夏天他出国后,杂志上仍能见到他的文章,这倒是拜网络时代之赐,使他能及时掌握国内的材料而做出反应,他的经济类文章我当然一知半解,但他的社会随笔却让我感动不已。他的关怀是那样具体,一位歌厅的小姐,一部实验话剧的演出,一个乡党委书记给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上书都能让他动情。最近我读到的则是他对江西农民的关切,一个出版社出版了中央文件汇编“减轻农民负担工作手册”,农民抢购,而地方政府高价回收,干部威胁农民交书“谁藏书谁负一切后果”;丁丁就此看到了农民的觉醒,他把所有勇于反抗权势维护自身权益的穷人们的行为看作是自由意识的觉醒,他说,尽管我们“城里人”仍在争论“自由”概念的不同内涵,但必须有自由意识,必须有起来维护自身的“自由权利“,农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才有与贫困抗争的真正有效手段。丁丁还评论道,基层的腐败、基层腐败干部对农民财产和生命的肆意掠夺、基层社会的分崩离析状况,所有这些侵蚀着我们民族健康肌体的病症,所有这些导致了我们社会的权力结构迅速“野蛮化”的病症,这些曾经颠覆过几十个王朝的病症,它们是市场经济的死敌,而抑制这些病症的惟一有效的途径,但是“唤醒民众”。    
     
       这样的人这样的话一点儿也不隔,他真的就在我们中间,我为这样的文章感动,丁丁写出了我想说的话,尽管有人埋怨他写这些小文章浪费了他太多的精力,但我们在国内的人又有多少人写出了这样的文章呢?那些口口声声说关心我们的人为什么离我们又总是那么遥远呢?知识人的活动如果只是在概念修辞里打转又怎样与他标榜的关怀相联系呢?格物致知,真正的知识必然是及物的,真正的关怀必然是广阔而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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