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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认知的危机

一.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柔弱的丁香破土而出。
   艾略特的诗句就在四月里向我开放。
   不仅伊拉克战争在此划上让世人意远未尽的句号,而且中国也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了一场战争。所有这些战争都残忍地挑战了我们的智力、我们已经显得现代而且切实的生活。
   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非典的力量是可怕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学会了西方知识系统里的典型观念,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最为人称道。而种种堪称典范的生存知识和生活模式在中国大行其道。终于,中国社会遭遇了非典的反动;这是伊拉克自由之战同时悄无声息到大张旗鼓地进行的战争。中国政府终于承认并按习惯称之为防御战。这是一场无硝烟无对等敌人的战争,这确实是草木皆兵的无望的抗战,这是一个民族再一次以血肉之躯筑成荒芜破败长城的战争;但对当事人来说,这没有任何审美的意味。

   4月3日,就在中国政府举行非典役情的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我赶写了《作为知识的羞耻》;当时的我和当时的中国卫生部长都没有想到战役的惨淡,当我把文章投到一个朋友的媒体时,朋友说等伊战事稍息即刊布大作,我也很理解朋友的不得已。部长只是以为是例行的官场节目,打打痞子腔即可过关。而我则过于抒情,我只是简单地呼吁知识人能够出面,能够解释,能够高谈阔论,能够一壮中国人间生活的健康平常。我没有想到我们比之伊拉克的知识精英和民众还要不堪一击。
   在那篇文章里,我只是简单地把非典比附一次民族的叫魂。在中国帝国文明的晚期,社会上经过了白莲教的折腾,又会在叫魂一类的挑战里风声鹤唳。当下中国已有过法轮功一类的运动,今天又遭遇了非典的迎头痛击。我希望中国的知识能够求解这其中复杂的意味。
   但令人失望的是,沉溺于美伊战事的高等华人们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再一次充当聪明的看客。他们多数只能追逐于事物的表面,就事论事;或者显摆自己对于知识、历史和信息的制高位势。于是,中国社会就在非典及关于非典的传说中与“世界工厂”的梦想告别,中国经济傲然于世的巨人自得感灰飞烟灭,中国普通民众都意识到了社会经济形态切实的虚妄。没有中国政府罪己悔过般的作为,中国社会将会在数周之内解体。
   能想象一个有着民族情感人人摇头说不喷秽的社会开始人人戴着面罩以示清洁避秽吗?这样的说辞过于刻毒了。但是今天的中国却人人自危。中国相当庞大的体制化的一群开始启动了人民战争的老例,单位传达,人人发药。中国更为庞大的体制外的一群无望地视听着恐惧而无由地恐惧。一个饭馆的一个服务员疑似病人,一条街上的饭馆只能停业;一所大学的一个学生得病,校园内的一切活动停止,学生也不得离校或不得不离校;上下电梯时,做服务员的外地小妹在一旁工作也无声地落泪,因为城里人的管制和役情的无情让她的心随电梯的上下开闭而忽悠不安。
   最为令人痛心的是,我们无能获知真相。小道消息漫天飞舞,借助于网络、手机短信而有了新的腿脚。在基本真实被锁闭的状态下,小道消息成了一些人的特权,据说二月间一些卫生部门的官员就把非典的绝密信息送给自己看得上的亲友;小道消息成了一些人的礼品,或贿赂或安慰受礼的一方。在一个长期封锁信息的社会,在一个管理严重滞后的社会,在一个不曾透明公开的社会,真相也会成为小道消息,一个报社的记者明明听到了传达却不愿向我们传达,谣言也会休息一天,他听谣而不传谣,使真相质变为谣。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发给单位员工的弹药物品也会失效,这就像伊拉克自称的发枪于民失去了意义。最为可笑的是,这些员工除了向亲人传达以外,也会向社会封锁真相。我们确实有一个蒋大夫,因为我们彼此恐惧,于是只有这么一个人反而突出了恐惧并夸张了事情的严重性。因此,小道消息和变为小道消息的真相只会增加一个社会的恐慌。
   专制生活的脆弱再一次让中国人感同身受,最有革命精神的人也会同意,中国经不起折腾。能想象香港变成一座臭港或死城吗?当众多的明星戴着口罩为张国荣送行时,戏子们也在为东方明珠的黯淡送葬。能想象橱窗般的北京从首善之区变成魔鬼之域吗?能想象“充满活力”的中国面临六四之外的孤家寡人感吗?在一盘散沙里,因吃喝玩乐捆绑在一起的人们没有家园感,专制生活的绑票使得他们只有生理上的相互适应,一种麻木可耻的不带任何同情的相互依存,典型只会给予他们出人头地的生活目标,非典却让他们感到了彼此相关。但他们不会记起这个教训。
   二.
   毫无疑问,最应该警醒的是中国的专制机器。它的滞后愚昧懑憨可笑早已是世人皆知,它自己也心知肚明。由于面子和恐惧,由于它的庞大系统内部的彼此恐惧,它至今都无能于自裁或洗心革面。在只会丢卒保车寻找替罪羊外,它还没有别的办法;它不得已的开明而非透明仍只是走上了传统的老路,远未能如台湾、美国等地区一样进行稍微科学的管理。两周前它可以自称真实地发布,两周后它可以自称更实在地说话。它永远在当下宣称权威的真实,它永远坚守自己在当下真实的权威。它是那个说狼来了的孩子。
   《献给伟大的白衣战士》,这是它的社论。它的社论太多了。这是它临时抱佛脚的高论。这就像萨达姆们临阵时指望人民为之牺牲一样。跟传统一样,它悬赏、计功来要求医护工作者们严防死守地“给我顶住”,它想象不出来,中国体制下的白衣战士们本质上并非战士或天使。它调动媒体,请来专家,以无知于战争对手的自慰心、色厉内荏和装腔作势来宽解人民的恐慌。它的所作所为只是增添了社会的恐慌。
   它取消了今年的五一长假,它居然可笑地哀叹减少了旅游收入,是因为它尊重人民的生命安全。似乎它从不如隔壁阿二一样偷去了人民的生命安全。它的中国经济的神话已经吹破,更遑论逼迫穷人富人消费的假日经济的破产。
   它的党徒只会营私,利用非典发难财;再无当年如张思德一样向上的精神信仰,再无当年如白求恩一样就死的生命意志。据说有的单位只给领导配备了精良的弹药,用职工的话说,除非他们如萨达姆们一样从人间蒸发,他们就以为自己在群众的千夫所指千目所视或万众呼吸之间获得安全了吗?
   它的人民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伊拉克战争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又在中国上演这种绑票的失效景观。那种例如文革时期,在雪亮的群众眼睛下,在胡同的小脚老太太的奉献中,任何反动都不得活动只能老实就范的情境,已经一去不返。我们不知道有多少疑似病人在大街上游荡,有多少确实的病人无人闻问于人众的孤独之中。
   它连传统中国的专制制度都不如。帝国文明有着自己的天命和家国原则,重大的天灾人祸都会使统治者对其子民下罪己诏,希望全民共担艰难。因此,它的作为,据说可笑地把病人装在车里满街乱跑以避开世界卫生组织的检察,在信息如此全球化的时代把信息当作价码、礼物甚至威胁,只能说明它的自闭到了何种可怕的程度。也因为此,它的医院(据称人民医院,正如它的媒体自称社会媒体一样)在向人民敞开时,却成为人民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不仅我们收到的各种信息里多有警告别去医院的消息,而且据说确实有人疑病也不敢去医院的情况。
   所有这些还不是最严重的。虽然有人已经感叹,坏事变好事,一场非典将会使它变得开明起来,这种预言只有过于天真或过于自负的人才会相信。我已经说过,这是一场叫魂。如同伊拉克战争中的国民失魂落魄一样,我们面临如此惨痛的局面,专制机器不可能在失信之上延续并修补得公开透明。它只会更为变本加厉地专横,为了维持延续自己的生命,它苟延残喘地会在媒体、专家学者、军警特、公检法等帮忙帮闲和帮凶中间算计得失,它不会征求社会的意见,它不会代表民众的心愿。
   就像伊拉克战争无情证实,不丢掉旧特权,难进新时代;非典也同样无情地证实,不丢掉特权,难进新社会,它的治理危机连保小康也不可得。对于专制的天谴,有如六朝时的贵族手捧黄金珠宝困在家中活活地饿死一样。但大限之前,这些专横的力量依然要横着走将下去。
   三.
   对于中国社会的认知早该有一种判词,有一种正见,有一种行动。
   只是中国体制化知识的帮闲以及中国御用学者之流的帮忙,这种真相才会被幻象遮盖。不久以前,北京上海的繁荣还让人惊叹不已。人们永远不会想到这跟伊拉克、北朝鲜以及中国自己的内地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已然小康或后后现代的感觉让人们置身于贫穷苦难的中国大地上为全面建设小康或更加新新人类自觉侥幸而甜蜜。
   无数的工人下岗,无数的农民抛掉视若命根子的土地流落城市向城市求乞,无数的中西部城市失去了活力变成了废都荒城,无数的青年要逃离中国大陆。今天,终于轮到中国的大都市来体验一下了。
   我们的改革开放似乎是白过了,我们什么也没有得到。我们与过去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了,传统断裂了,习惯亦然,我们今天也不太理解这个变化的意义;我们与外界的联系原来也如此脆弱,别人一直对我们不抱信任,关键时刻会本能地对我们关上大门。从北京发出去的邮件都会被人格式化,天津人会把道路封死不让北京的车抵达。北京从天堂跌入了炼狱。
   北京只是一个架子,它可以蛮横地要求别人为它输血,它可以三天之内繁荣起来,别人出于恐惧或出于投机而养活了它,它只是抽象的、象征性的存在。就像美国等地方一度作为我们想象的符号一样,北京就是内地人民想象梦游神游的地方,但北京还有些不同,它有野蛮的收容遣送制度,它的人民不能够在自己的城市里自由出没。请想象一下九一一后的民众神情,今天可以想象内地民众的冷血。内地人民将看着北京也陷入光荣孤立的境地。
   因此北京会迅速地与世隔绝。像中国的内地城市一样,它独自应对着生存的危机。它的市民还在小区里晃荡着,例如遛鸟,放风筝,等等,但一切都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天空太空阔了,小区太宁静了,他们的乐趣掺杂着一丝苦涩:在自己的小区,自己的街道和自己的政府前散步或走路,多有人戴着口罩神情严肃地暗示空气的紧张,或者个个匆匆逃离某种死亡气息的追逐。
   它如此不堪一击,像内地的城市一样,人们失去了活力、失去了欢笑,失去了明天和希望。人们的行为都是暂时的,早上起来他们知道又赚了一天,出门活动的意义将被限定于它们被完成的时候:因为不定什么时候非典会传上来。人民大会堂里有政客和会议,学校里有学生,小区里有居民。为了维持门面组织的新闻发布会,或者别的什么活动,不过是为了向世界证明北京安然无恙。而世人也乐意做观众,他们决定不来碰北京。因此我们在这奄奄一息的城市里享受一种象征性的、死一般的安静。有人把此次战役同六四后的情形类比,事实也确乎如此。不过,六四后一段时间里是悲情的,而现在是绝望的。由于北京不曾分担内地人民的痛苦,如今它也没有能力体味这种无望痛苦背后的本质,内地人民承担的是命运,而它遭遇的是突然。它曾经以为自己首善之区或大都市的笙歌永夜,它以为自己的命运天生高贵,如今它也成了废都,它的市民也成了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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