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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癸未岁末的断想

一.必也正名乎?
   对当代中国进行命名是一件困难而冒险的事。但如同中共的发家史和执政史已经成就为一部精彩绝伦、惊心动魄的长篇小说一样,当代中国的魅力,也使得世界范围内的饱学有识之士们涉险犯难在所不惜,那种不仅来自智力的挑战是值得的。这样导致对中国问题的众说纷纭,千差万别,甚至绝然对立。
   的确,东方世界再没有比中国更成其为谜了,日本早已入欧,印度以其政治制度架构标榜为世界上人口最大的民主国家,东盟地区也多少接受了自由民主价值,尽管这些国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有大陆中国,在内政的基本观念、外交的基本原则上跟自由民主世界格格不入。这个文明古国在数千年间充当过东方世界的发动机,如今它倔强地保持另类、个色,它不合群,那么人们该怎么谈论它,怎么称呼它,怎么指望它呢?

   只有那些天真的人或别有用心的人才会以为中国正在步苏东国家的后尘。他们说,中国将是自由民主政治革命“第三波”之后最有影响的一波,中国是正在从共产主义走向自由民主社会的国家。中国迟早都是,而且正在是,会变好的孩子,中国会是一个好孩子。
   只有那些无思的人或不作为的人才会以为中国只是政治哲学史上的一个经典个案。他们说,中国曾经是极权主义,现在正经历哈威尔们论述过的后极权主义,它曾是神权主义,如今它祛魅弑神,成为原子个人主义,它是专制主义、集权主义、寡头主义、勃涅日列夫时代,等等,等等,所有人们想到的概念名词都提供给它。顺理成章地,借助于概念及其理性的历史或逻辑展开,一个告别专制时代的中国经验正在现实地展开。于是,不仅企业家们,知识分子们,青年学生们,就是城里人先得到保障实现“小康”的四五亿市民也作“壁上观”,等着这一历史逻辑使中国现实地进展到自由和民主的时代。
   只有那些狂妄的人、势利的人或不知所云的人才会标榜中国的特殊性。他们说,中国是有自己国情的,中国是有自己文化的。他们巫师般地说,中国本身就有意义,中国有其自性。他们阿Q般地说,中国向来如此。中国不会照搬西方,任何革命都是中国的灾难,自由民主的观念可以标榜,自由民主的制度却不能落实,那种制度实践只会“水土不服”。中国目前有一个历史地决定了名器的牧者――中共,中共已是传统,这个传统是需要“保守”的。中国只有在中共统治下或主导下才能获得生存,才有希望发展。中国的文明传统也只有在中共的手中才能推陈出新。只有中共主导下的变革才可能是有效的,任何非中共的因素或试图挑战推翻中共的努力都会把中国引向崩溃的边缘,并使民众沦入破产贫困的境地。他们乐观地预言,中国将会在中共手中崛起;他们矫情地惊呼,中国已是奇迹,中国还会有数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将在可见的将来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大国。
   这些状况无疑增加了认识中国的难度。
   事实上,对中国认识的争论数百年来即已开始了。一个世纪以来,列宁、罗素、杜威、费正清、李约瑟、尼克松等人都提供过答案。这些答案千差万别。李约瑟对中国文明传统的梳理工作很让中国人感激,费正清则对中国文明的评价很低,他以为中国文明的独特已经特殊到它不适于工业化,即中国文明无能像先发国家或它的东亚邻居一样成就出现代化,中国无能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今天,“中国威胁论”或“中国崩溃论”的说辞同样令人无所适从,中国究竟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国曾经有过极权政治,但是如此仅仅认识一个民族的历史阶段是不够的。我本人曾从民族个体成员的心智和外在权利角度认定这是一个类人孩国家,一个专制政党及其延续文明、历史传统的专制生活,看管着、照顾着、哄骗着、绑架着十三亿孩子。但这也不足以说明我们民族社会的当下关系、结构或制度,那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主人和奴隶奴才、官和民、精英和百姓的传统解释则流于传统的简单,他们都属于文明眼里的类人孩,他们甘愿或被迫于文明的某一进化阶梯上止步不前的时候,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反思力量,是向外(如宋儒们做的工夫)还是向内(如王阳明们做的工夫)才能使他们有告别孩童般的生活而成人的勇气和意志,才能这个民族摆脱传统的上下二元结构和治乱循环?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实践力量,是由内力(如台湾地区、韩国或苏东的革命那样)还是由外力(如二战后的日本或今天的伊拉克所遭遇的)才能使中国进步到持续不断变迁的文明行列?无论如何,这都涉及到对中国的认识。那些不顾现实而从历史中推导出民族未来的做法是空洞而有害的,只有对现实的力量演进进行认知才可能把握历史的轨迹,那么,对中国的认知怎样才能称得上有效?
   由于文明惰性带来的进化艰难,由于改革开放,其经济行贿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策略,由于文明认同问题的同时性提出,当代中国最有活力的因素既非取自西方自由民主意义上的抵抗专制运动,也非源自人本主义意义上的抗恶抗暴运动,(这两个方面倒是中国后极权主义时代(1976——1989)最有光彩的要素)。当代中国最有活力的因素是个人小康化的逐利奔跑奇观,是利益集团的社会结构化,当代中国最有动员效能的因素是社会秩序稳定下的威权镇制气氛,这正是我要来谈论的事实:中国次法西斯时代的成人困境,因为我知道,这个时代的沦落和灾难是令人发指的,如果我们的心智已经不成其为人,那么这个神人共愤的社会已经为神人弃置。
   二. 次法西斯时代的政治统治
   对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社会,人们的认知多是一致的。毛泽东时代、极权主义、全能主义,等等是人们对这一阶段的专制政治的说法儿。这之后的历史现实,虽然仍是专制政治,但改革开放的官方说辞遮蔽了足够的内容,也给人们的幻想留下了足够的空间。那就是,比照苏东政治革命的经验,人们都以为中国经过后极权主义的过渡转型,将会进入一个民主自由的新时代。在先进的中国人看来,官方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后极权主义的遮羞布。出于策略,他们也愿意认可官方的说法儿,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以此促动中共政权的演变。
   这种无意独立思想的特征使得中共成功地“暗渡陈仓”。当部分天真的仁人志士终于恍然仍须重走苏东革命的道路,探讨是否到了寻找中国版本的七七宪章共识的时候,当下的中共政权早已与自己的第一代第二代渐行渐远。的确,中共今天早已不再是后极权主义政治了,这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领军人物李慎之先生生前作难的地方,他发现中国政治与哈威尔描述的后极权主义有隔膜之处,李先生无以名之,只能仍以为中国处在极权主义后期这样的认识来区别于哈威尔的创获。
   事实上,中国早已不在极权主义后期的阴影里,如果需要精准地表述,也许华国锋主政的时代算得上极权主义的后期,邓小平开创的,其实就是中国版本的后极权主义时代。邓小平借改革开放的功利主义号召抢占先机、制高点,多少化解了中共政治的合法性危机,“不争论”,使得一切思想和现实社会的革命力量少能置喙,少有同盟,无从成就起凝聚社会道义资源并与邓小平及其中共政权分庭抗礼的人格形式和组织默契,从而与苏东后极权时代的政治博弈力量拉开了距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中国有不少持不同政见或意见的“异议人士”,却少有民间意见领袖或持自己政见的精英分子,就是说,在苏东社会专制与反专制力量围绕政治展开攻坚决战时,中国反专制的力量是极为分散,不成气候的。因此,即使到了危机加剧的1989年,胡耀邦的去逝标志着极权政治中理想主义要素的丧失,“国外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邓小平先生语)交相作用时,邓小平不得不公开撕破其面具,露出反动残忍而狰狞的真相,使中共成功地渡过了一次政治危机。
   中共的成功使得后极权主义的帷幕落下了。江泽民先生一度笨得想重启这一帷幕,给人民一次结盟革命的机会。邓小平南巡,号召权抢钱私有化,使得中共打左灯朝右转,中共从极权政治的革命党变成了一个保守权力的机会主义政党,为了它的万年执政,一切“可以,可以,都可以”(秦晖先生对此语有精彩的阐述),迅速地把国民财富部门化、个人化、结构化。中共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机会,在这些机会面前,国际社会的人权标准、国外的民运力量、国内的自由呼声虽然浮出水面,却越来越边缘化,难以刺激或动员中国社会,难以成为一个至高的信念迫使中国社会反思、校正自己的发展轨道,并即时有效地表达其正义或文明理性。到中共标榜钱买权民主化的时候,中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先于制度定型,所谓的改革,或良知正直之士们理想的制度建设,不过是这结构丛林中活的潜规则的调适。
   后极权时代无思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1989年后开始反思。就是说,曾少有表达观念的中国知识界开始引进观念,制造观念,推销观念。无论是八十年代的文化热还是方法热,都潜隐着知识界对西方价值观念导入的作用,并以此来协同中国社会的进化发展方向。这种“观念先导,协同进化”(李朝晖先生语)的现象正是落后民族先进分子们的政治话语,是他们引导民族前行的政治力量。六四民主运动的失败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暂时失去了民众,民族的先进分子们不仅未能集聚自身的社会道义力量,反而“躲避崇高”,跳进民众的大海里,摇身一变成为社会的“精英”人士;知识分子们不仅不再提供价值,提出政治诉求,反而开始表达概念名词,摇身一变为学者或大师。他们说,他们对比八十年代已经“悟今是而昨非”,他们更加成熟,因为“学问突显,思想淡出”,跟城邦人的意见生活不同,他们过的乃是反思一类的观念生活。
   他们首先把反思的对象界定在人类历史的革命事件上,“告别革命”是他们的成果,一切中国的灾难多少与“革命”有关,坚定地把革命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以此来观察并解答中国当下现代化的难题;对中国革命的总结,对袁世凯、孙文、蒋介石、毛泽东等民族革命遗产的总结,他们想当然地设想,如果中共不革国民政府的命,中国的命运可能还好一些,因为事实上中共的统治不如国民政府的统治。如果孙文不革袁世凯的命,中国的命运还可能好一些,因为事实上中国当时已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如果孙文不革满清政府的命,中国的命运可能更好,因为当时清帝国已经准备立宪。等等。所以,革命是罪恶的渊薮。其次,与国际学术接轨,使得他们轻易地接受了近乎同步的西方学术成果,接受了后现代主义的论断,成本、演进、自由秩序原理等成为他们的口头禅,自由主义成了一种极佳的纸上谈兵工具,他们的概念操练想当然地以为专制可以和平地转型为民主,他们并不循名责实,而是因名称义,因名称信,名教自由主义者们像阿Q一样对灾难的中国专制政治获得了幻觉或精神上的胜利。再次,新左派们对现实的专制避而不谈,专注于对市场、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批判,从而给专制留下了存在的合理性,留下了活动的广阔天地。最后,知识界机会主义地与国际社会交往,民族认同问题成为一个真真假假的社会命题,为官学利用的民族主义成为1989年以后最有社会影响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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