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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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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茉莉:文学中国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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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艾滋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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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的独唱――关于廖亦武的《证词》
·行为艺术中的日常生活――关于高氏兄弟《在北京一天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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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2006年当代汉语贡献奖祝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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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保持最好的习惯是撒谎——四十年经验观察
·何家栋先生75岁生日祝辞——我们世纪的风景:通过革命获得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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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犬儒和庸俗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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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海光——从反动学生到反动教授
·大富无私的卢作孚
·内史过的兴亡说
·臧文仲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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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仇恨的战斗——悼念包遵信先生
·强国时代的弱国先知
·破解生死密码的先知
·宰周公的游戏
·蛰伏于历史的先知
·王康其人
·两千年误读庄子谁更精彩
·巫臣:大义凛然为美色
·先知失势
·成人之美
·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8年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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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张的人及看张的社会

今年春天的时候,我在北京的街头遇到了李侃如教授。在路上遇上一个有点眼熟的背影匆匆向前赶路,我有点儿不敢相信,赶上前去问一句,“Liberet”,他咦了一声回过头来,真是巧遇。他说他刚到北京,也正要找我。我们约好某天见面聊一聊。我们其实只有一面之缘,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人为了让我见识他们的思想库的水平,曾专门安排一天的时间让我飞到北部的一个小城里去跟李教授谈一谈,那个小城只有四五万人。我们谈的主题是中国的现状,我那个时候才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为白宫做过事,WTO的中美谈判幕后有他的参与,他也跟中国的政治头面人物们如江泽民先生打过交道。因为知道了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我主要跟他谈中国改革结束的问题,我当时顺手用学者的语言,说明中国已经拉美化。这让教授很惊讶。我们谈得意犹未尽。
   再次见面的时候,我把为教授拍的一张照片送给了他,在像片背后我抄了一段话,Leave the state that is well governed; go to the state where disorder prevails. At the door of a physician there are many who are ill.并附上了中文原话。那其实是庄子的话,“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虽然冯友兰的庄子翻译有些枝节上的问题,我还是觉得是一个可以传达意思的版本。
   但是这一次的谈话并不成功。教授从上海赶到北京,他遇见的全是显得美好的事物,他对中国的印象是很好的。坐在国际饭店俱乐部里,我无法说服教授相信中国有两个三个世界,非常固定的世界,中国缺少足够的能引导其进步发展的动力和压力。与教授告别后我只能悻悻地想,教授又能管什么用,他的意见关中国什么事。不过最终抱怨的是我自己,外人看不明白,我却是说不明白。对李侃如教授我是极为尊敬的,他是犹太人,颇有高洁清贵之气,用中国人的观人术一类的说法,其人清,其人肃,却也绝不少有温敦,令人见之心正。
   朋友们劝我写写张五常,我在想究竟说什么话时,一再想到了跟李侃如先生的三次见面。他们在别人的眼里都算得上是医国手了。在二十多年的中国转型的历程里,无数这样的人参与了改革转型的大合唱。但中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的确改变了,极权主义下的铁板一块发生了改变;但变化的只是剧中的角色,人生的悲剧没有变,中国上下两层结构的社会没有变,沉默大多数不免于恐惧和匮乏的情形没有变,人类世界最庞大基因群体的类人孩的品性没有变。那么,这些医生们,中国人不断引进的医生们有什么作用呢?

   这恐怕更多的是中国人自己的悲哀,是中国人自身的责任。一旦举意改正,以一代人的努力,二十年的时间,是可以实现民族的某种整体性进步的。这样的现象在当代世界史上有太多的先例。但中国所谓二十多年平和的发展,仍不过是其一百五十多年内外交困的现代化史上失败的最新时段而已;较之以往失败那种恶劣的背景,这和平年代的失败不能不是对中国人自身本性的某种测量,它也许更让人绝望。较之当今世界里的一些政治现实,也许,一窝十几亿类人孩组成的专制社会和专制的生活方式,竟不如完全彻底的殖民(当代社会进步为托管维和一类)更有利于其社会个体。看国人多艳羡香港的好运,旅游多想去东南亚一带,就知道这结论非虚。
   因此,从医生的角度,看看中国人与医者的关系或者不无意义。而在这方面,张五常几乎是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太有名了,跟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的关系简直称得上暖昧。中国改革得如何也许一般人并不全然了解(很多结论、赞誉都是宣传的,或由传媒来发布的,都是由所谓先知先觉对后知觉者和不知觉者进行说服的),但其中出了很多公众人物却是众所周知的,而公众人物与目前显得商业化的气氛和以前存在现在仍然存在的政治气氛有一种难解难分的关系,谈论他们不是有政治意义上的冒险就是有商业意义的庸俗,因此,中国人的态度就是沉默地让媒体表演,大部分人不过是坐下来看戏。张五常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而在中国的精英界享有明星般的声誉,声名之高也使任何谈论他的文字都显得目的或动机不纯。有朋友就力劝我不要卷入炒作张五常的行列。原因如上述,在中国,一旦有了明星般的声誉,任何谈论就似乎只具有娱乐记者的功能,那些谈论只是明星们的生活状、最新言论或所谓“现在进行时”,或骂或赞,总之,属于津津乐道般的报道。新左派谁谁谁最近说什么话了,自由主义的谁谁谁写夸官方政策的文章了,等等等等。因此,谈论张五常的学问没有意义,谈张五常的确有炒作之嫌。好在我这个人一向是假借别人来说自己的话,我也并不想向人们介绍张五常的背景或重要意义。我只是知道,张五常跟中国的改革有点关系,而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是需要反思需要检讨的,这就足够了。
   我知道张五常的名字比较早,大概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早期。如何知道的现在已经忘了,反正是没有读过他的文章,却知道他是个经济学家,名气大,据说写文章,按一字一港元计酬。那个时候,经济学家已经是我们社会里的宠儿,经济话语已经是我们社会的主流话语了。好多经济学家都在为政府、社会、企业出谋划策,那主旨是发财致富。想想那个时候的关键词也是很好玩的事,“下海”、“第二职业”、“儒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社会流传的多是人们一夜暴富的神话,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时代图景乃是,四川电视台里每天都要放好多遍的饲料添加剂广告,那些广告多是一个男人高亢的声音宣称养猪什么的将会因此让猪一天长几公斤,画面就是胖猪可爱的形象。一切都显得浪漫,一切都像故事一样,穷得太久了的中国人发家致富的梦想好像指日可待。经济学家就是我们社会里的广告文案的创意者和宣读者。“骗来一个新体制”、“腐败是润滑剂”、“高消费是经济增长点”一类的广告让每个人都觉得我们赶上了好时代,时代的精神动力,时代的条条道路都通向富裕幸福,以至于后来一个文学批评家愤愤地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的老爷们应该把文学奖颁发给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因为他们最善于讲“钱广赶大车”一类发家致富的故事。许多经济学家,恕我不一一点他们的名字,都为我们献计献策过,但我却并不了解经济学家张五常,也不知道他对中国有过什么建议。过了几年,我才第一次读到张五常的文章,其实就是他在武汉大学的一个演讲,那结果,是逼得我夜不能寐,只好从床上爬起来,一口气写完《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张五常演绎三种社会体制记》,才算了事。
    那以后,接触张五常文章的机会多了起来,且身边的朋友谈论他的时候也多了起来。我的一个四川朋友,年轻的时候把张五常的《卖桔者言》当作启蒙读物,备加崇敬。类似的例子还遇到了不少。以至于我想,在四五一代和八九一代人那里,假若作一个调查问卷,影响你一生最重要的著作有哪些,除众所周知的经典外,答有《卖桔者言》的人一定有一些。我还听说,张五常是当今华人经济学家里顶尖的人物之一,他是可以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他的老师和朋友有好几个人获取了该奖。但我感兴趣的是他跟改革的关系。我已经知道,他在八十年代就跟中国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建议过,他的方案是“以钱买权”的赎买办法。用钱把那些没有改革或行政能力和意愿的官员的权力买过来,让他们可以一门心思地闷声大发财去,留下的权力位置让改革家们来发挥作用,目的是切断通向印度之路,让中国进入一个可以良性发展的社会。我因此打听到,他本来在美国已经取得终身教职,但八十年代初移居香港,最早预言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国际社会他是频频宣称中国会好起来,是一个好孩子;对中国政府则不断地开出据说属于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药方,他数次陪同自由主义经济大师弗里德曼教授访问中国。
   这样的事实让我这样的人想到了,原来国际江湖还这么有趣,中国古代所谓的直干王侯公卿,一言而为天下法的情形在现实世界竟也存在。国际社会最有名的乃是苏东事变后的药方,休克疗法,硬着陆,五百天计划,等等,也多是西方的经济学家建议使用的。的确,当今世界各类运行的机构没有不请外脑来顾问的,白宫、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都有自己的顾问或专家班子,但最有挑战最有趣味的却是为后发国家的政府做顾问,想想看,可以改变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那是什么样的事业?
   但江湖多庸医。听说中国的官员乌杰先生是古巴的国策顾问,何新先生也自说数次跟卡斯特罗长谈。可见,医国手们实在是多的,且活动天地很广。但其医术多不怎么有效,听说泰国政府就颇悔听外人的话,以至于不再请外人担任政府的顾问。而后发国家让医生医好的例子几乎还没有出现。
   最为一言难尽的是我们中国。听说,我们中国的政府是最为谦虚谨慎的,每年都会找一大堆医生来看病、会诊、调理,学习现代养生之道。从WTO知识到法制或法治知识,从高端军事技术到三农问题,政治局的先生们会像进补习班一样请人来讲课。中央电视台还会把这类的学习当作新闻进行报道。许多中国的专家学者何等地荣幸,不仅得睹天颜,而且可以获得恩赏,如现银,或上书房行走一类的恩典。当年,一位提倡比较优势理论的经济学家曾告诉我,最不听取专家意见的政府经济绩效最好,他举了中国两位数的增长率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他又说,专家的意见其实都被中国政府吸收了的。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揣测,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成绩,我们中国人当代的社会生活现状,或多或少跟专家学者有一定的关系;也许更为正确的表达,是少数精英分子决定了中国人的生活。这结论早在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的论战中就已经出现了,不过那是一口否定的。被贴上标签为新左派的朋友就如此攻击过据说是自由派的朋友,前者以为自由主义是当代中国思想的主流,引导了社会生活、政府政策等等,民众、政府和自由主义者们至少有一种复杂的共谋。这种否定性的判断其实是轻率的。因为它把中国的现状归咎于一种思潮和几个知识分子,其实是可笑的。难道采用了他们的思想,中国就可以变得好起来吗?这里暗含的前提,就是,世间存在着一种帝王术或屠龙术一类的东西,也就是知识分子们的理论或思想,或有一种正确的东西,这种东西一旦为政者采用,就可以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那么,老百姓是什么,不成了他们眼里的“行货”任其驱遣吗?开句玩笑,他们是不是太想争宠了?他们也想作伟光正?那么,他们事后怨妇般的诸葛亮言说何以没能事前争胜,何以不能当时争取自己的存在?他们不同样指望为政者的权威,仁慈来施行他们的主张吗?这跟他们眼里的百姓、为政者和自由派知识分子又有什么大的区别?
   我们知道,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的现代化,这一大的历史命题落实到具体人身上,就需要中国人的现代转化,从类人孩转化成人,从传统中国文化里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公民。愿以自己所思贡献于社会的知识分子首先也面临如何从类人孩状态觉悟为人的问题,那种传统意识里以为只要自己有钱有权有知识就是人了的想法是错误的,那不过是类人孩们想作“人上人”的阴暗心理。而在现代世界里,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是自己的目的。这就需要知识分子在生活中首先是以人的面目出现,他必须有现代人最底线的伦理共识,即启蒙运动以来所要求的自由平等之类,由此,他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表达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他的写作不过是表扬自己的广告,不过是孩子般争说自己成熟正确的工具,不过是真正的人眼里陈腐的材料,只不过这材料在现实里具有喜剧的效果。从成人世界里看这“第三世界的理论梦想”,即类人孩们的思想理论言说,确实是大而无当的一团浆糊。试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重大的几乎流血的汉语事件,“我向总理说实话”这样重要的令人不无悲壮的汉语言说,翻译成英语法语,就会感到其中的某种滑稽。用知识分子自己的话,他们所能做的,最高不过是“跪着造反”。他为官府或企业家们献计献策,心里不免“伴君如伴虎”,动机上也只能是哄君做个好孩子。因此,很多异域的研究者们看汉语写作,经常觉得头痛,快要疯狂,用他们的话说,想找出材料的意义都吃力。虽然有洋人们的偏见,也有文化上的差异,但他们的感受多半也是实情。那原因,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尚是类人孩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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