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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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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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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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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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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年批评家余杰说几句话

诸位,住手吧!——为青年批评家余杰说几句话
   文/朱健国
     “余杰纵有千般不足,但他终究是当今青年中率先发扬先哲自由批判精神的战士之一,是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谱系中最年轻的传人之一。有人形象地描述,从梁启超、鲁迅、陈寅恪、顾准延伸下来的一条自由思想的链条,现在最新的传承点就到了余杰这里。”
     我可能是最早批评过余杰的人之一——早在1998年12月,我就在《余杰的五四情结》一文中批评余杰的作品“纸上得来居多,生命体验太少”,那时人们对余杰的《火与冰》还是一片赞美之声。但时至今日,眼看对余杰的批评、围攻逐日升温,大有“不倒余杰非好汉”之势,我却要站出来高呼:诸位,住手吧!
     而今批评余杰者可分为三派:一派是余杰的师友、同志、同路人,批评余杰是为了让他眼睛更亮,不入陷阱,算得上善意的批评;一派是“主流派”的帮闲,找的岔子都是些文化闲言;还有一派,既非余杰师友同道,亦非替“主流派”报仇者,只是一种狭隘的“文人相轻”而已。
     在目前的“余杰批评热”中,主要是后两派在推波助澜,这种批评主要集中于三个话题——“二余和解作秀”、“抄袭”、“精于心计的狡猾”。
     驳第一个批评点:“二余和解作秀”
     2000年1月,余杰新著《想飞的翅膀》出版,其中有一篇批判余秋雨“文革余孽”问题的力作《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经多家传媒转载后,使余秋雨无地自容,也在文化界内外掀起巨大的波澜。
     不久,应余秋雨要求,经中间人安排,余杰和余秋雨在成都见面对话,双方各退一步,达成相对和解。但消息见报后,舆论大哗,不少人愤愤然批评余杰由批余秋雨,到与之捐弃前嫌“和谈”,只是一场为了出名的新“作秀”。这一批评看似有所来由,但细究起来,并不成立。其一,余杰出名并非起于批余秋雨,而是其书《火与冰》的畅销,而《火与冰》批过钱钟书、季羡林等文化大师,并未涉及余秋雨。要余秋雨忏悔,只是余杰成名后的又一次乘胜前进而已。其次,以余杰二十多岁的年纪和阅历,有可能被花言巧语所一时蒙蔽,也有可能碍于中间人的情面而收敛一点批评锋芒,这都是青年战士有可能犯的错误,与“作秀”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驳第二个批评点:“抄袭”
     据北京某网评论专栏主持人徐林正撰文说,余杰指责余秋雨为“文革余孽”之说,是抄袭《四川文学》一篇文章,余杰只是在原来九千多字的文章中发挥了一些新观点。而余杰反驳说,他早在该文出来一年前就已根据有关史料,提出了余秋雨应忏悔论,绝无抄袭。
     现在的问题是,批评余杰抄袭的徐林正,新近出版了一本专著《文化突围——世纪末之争的余秋雨》,仅仅为余秋雨评功论好,而且将几年来一切批评余秋雨之人皆攻击一番。这就彻底暴露了一个要害——徐林正原来是余秋雨的崇拜者、学生。在这样一个身份下揭发的所谓余杰“抄袭”,其动机岂不是不攻自破了——纯属恶意报复而已。
     驳第三个批评点:“余杰精于心计的狡猾”
     近期,网上流传一种评论:余杰虽然勇批许多远离他利害关系的大名人,却对身边的老师、朋友大肆吹捧,是一个颇有心计的狡猾之徒。此论源自今年7月19日,某网站主持人徐林正在网上发表的访谈录《王朔批判余杰:没想到还有比我脸皮更厚的后生》,文章借王朔与“老侠”对话之口,对余杰的基本人格、人文精神等集中火力地“灭”了一把。
     应该说,这波攻击是所有批判中最有份量的一次。说其有份量,因为余杰在《火与冰》里,的确对其老师钱理群、夏晓虹等人进行了感激与褒扬,的确与摩罗互相进行了表扬,所骂并非无中生有。
     余杰可能确有点太尊师重友“为师友讳”,但是,是否这就意味着“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精于算计狡猾阴险呢?我看未必。综观中外古今批判家或精神界战士,皆没有对一切人士进行批判。鲁迅算得上什么都敢骂的人,但他从未批评过其母亲,对自己的医学老师藤野先生、书商内山完造也是只有敬意,对好友许寿裳也从无半点批评……难道这些人都真的一无所错么?难道这也是鲁迅先生的世故狡猾么?不,这只证明了人性的局限。即使是标榜“无知者无畏”的王朔,确乎什么 “文化恐龙”都抡了,但是却对巴金口下留情了,对王蒙也不敢造次,……为什么呢,终有一些私交使人不得不有所顾虑。
     至于说余杰只敢批那些离他利害关系很远的文化名人,亦非实情。今日余杰,不能留北大,不能进传媒,近来分配上突生意外,谁又可以说“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在如此结果下说余杰“远攻近交”,欺软怕硬,实在有些阴险至极了。
     选择承担还是冷眼旁观?
     要想真正评价余杰,最好读读他的随笔《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见余杰《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2月版),文章对两类知识分子“智者”与“行者”(余杰原称为“圣人”)的分析,算是一语中的。兹摘文录如下——
     昆德拉的名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有这么一个细节:主人公托马斯被要求在一份声明上签字,抗议苏联占领期间的捷克傀儡政府虐待政治犯。托马斯当然是一个反对专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不愿意在声明上签名。
     要托马斯签名的编辑对他说:“重要的是要指出,在这个国家仍有一帮人没有被吓住。大家都表明立场,把麦子与麦壳,分辨清楚。”托马斯则认为,思想并不能拯救生命。当初自己所发表的文章也许救了人,也许没有。但是作为一个医生,自己确确实实是救过好几条人命。
     在“签名”这一行为上,另一位捷克的作家哈维尔则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选择。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不管签名能不能收到什么实际的效果。他认为,签名有两个意义:第一,签名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严酷的现实中自我承担的勇气,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应该“在每一个步骤和任何地方都全力投入抗拒那种匿名的、非个人的、非人性力量的非理性发展趋势”;其次,签名能够让那些在牢狱里受难的人们感受到精神上的支援,使他们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独的。所以,哈维尔在许多份文件上签名,他把签名以及与签名相关的一系列言行看作是“一种有本质意义和普遍意义的重要经验。”
     从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全面地接受着昆德拉。昆德拉在中国知识界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旋风。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昆德拉热一直长盛不衰。相反,我们对哈维尔却采取了不应有的疏离和冷淡,哈维尔的戏剧作品几乎一部也没有得到翻译和出版。这不仅仅是昆德拉与哈维尔两个不同的人生选择造成的,在这一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中国知识界的某些秘密。
     在我看来,昆德拉是“智者”,哈维尔是“圣人”(即“行者”——朱健国注)。这种说法不一定准确,姑且用着吧。昆德拉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人,他采取的是冷眼看人间的方式。
     昆德拉看透了历史的风烟,历史已然如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不参与才是真正的参与。因而他有一种很强烈的置身于事外的“游戏”的态度。而哈维尔是一个知行合一的“圣人”(行者),他坚持认为,心灵比智慧更加重要,承担比回避更加重要,参与比置身事外更加重要。哈维尔决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与自己的同胞共同承担历史的苦难。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未来发言的权利。
     签名还是不签名,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心灵还是智慧,这也是一个选择的问题。昆德拉还是哈维尔,这更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大多数知识分子选择“专家”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了
     对昆德拉趋之若鹜,而对哈维尔却有意地回避,昭示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层面里存在的某些盲点。先秦以降,在中国的知识谱系中,一直异乎寻常地关心智慧问题而又异乎寻常地忽略心灵。先秦诸子里,除了庄子有一些生命哲学的成分以外,其他诸子几乎都在讨论智慧的问题——在一个暴力泛滥的社会里,在一个没有自由的社会里,在一个压抑个性的社会里,如何动用智慧生存下来并且很好地生存下来?这需要极为发达的智慧。
     我们的民众、我们的知识分子,把精力集中到玩弄智慧与智慧的较量上,而无暇对心灵进行耕耘——在赤裸裸的搏斗中,“心灵”远远不是“智慧”的对手。“心灵”是非功利的,而“智慧” 则是功利的。“智慧”像一架天平一样,能够称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对我们本人有多大的好处和多大的坏处;而“心灵”则像一双翅膀,不计较能否飞到目的地,飞翔的过程比要到达的地方更加重要。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智慧”是多和少的问题,“智慧”确确实实是过剩的;而“心灵”则是有和无的问题,“心灵”确确实实是匮乏的。智慧的发达与心灵的匮乏是成反比的,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的人格模式是诸葛亮的模式。诸葛亮的智慧高度发达,而他的心灵却是一个黑洞。
     鲁迅先生在写一篇小散文的时候,也完完全全地把自己的心灵投入进去;而钱钟书和王小波即使在写长篇小说的时候,也是“元神出窍”的。
     90年代对钱钟书、余秋雨以及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推崇和对鲁迅的遗忘,正是这个时代疾病的重要症候所在。这些行为的潜台词是:我们选择知行脱离,我们不承担“社会良心”的角色。我们欣赏智慧,但是我们放逐心灵。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这是不是真正的进步呢?
     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我们还有没有勇气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
     不必多摘了,这样精彩的《昆德拉与哈维尔》,足以标明余杰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可以说,它对中国知识界近20年来的论战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小结:为什么郭沫若、钱钟书、巴金等文化大师总是让人感觉差点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只是明哲保身的智者,至多只是聪明的昆德拉,而非知行合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哈维尔。
     如是观之,余杰崇敬“行者”,誓做“行者”,是一个“从昆德拉走向哈维尔”的有迷惑、更有希望的青年精神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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