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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2003年3月28日晚,著名学者刘军宁在中国政法大学遭遇了一次奇怪的经历。这次经历对“政法大学”这个名称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对刘军宁本来安排的学术讲座的题目“宪政中国”更是一次莫大的讽刺。

   2003年3月26日,中国政法大学学生社团“争鸣社”策划邀请著名政治学学者刘军宁来学校作题为“宪政中国”的学术讲座。社团的负责人将这一活动向学校团委汇报,得到了团委的支持。政法大学的学生社团活动比较有特色,采取各社团竞标的方式,结果争鸣社以12票对6票击败了竞争的社团,获得了此活动的举办权,并得到校方拨给的六百元人民币的活动经费。

   从27日起,争鸣社的许多同学便着手操办讲座事宜,落实教室、张贴海报等,均有条不紊地展开。28日晚6点30分,刘军宁来到学校,几名学生陪同他到学生餐厅就餐。7点20分,就餐完毕之后,学生陪同刘军宁走向讲座地点第一阶梯教室。与此同时,在教室负责接待的同学突然发现,学校的团委书记和副书记带着数名身穿黑色西装的不明身份者,来到教学楼大门前。7点30分,也就是讲座预定开始的时候,刘军宁等人即将走进教学楼,突然之间,整座教学楼全部断电,在教学楼中的数千学生均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断电之后,校方人员开始封锁教学楼,只准出不准进。在现场“维持秩序”的人员,既有身穿制服的校警,也有学生会的党员干部。见到这种情况,争鸣社的同学只好将刘军宁护送出学校。其中有一个同学混入第一阶梯教室,发现还有许多同学不愿离去,他们看到有人走进来,还以为是主讲者刘军宁,便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

   争鸣社的几名同学在送走刘军宁之后,发现校门旁边停靠着两辆神秘的奥迪轿车。众所周知,奥迪轿车是某“特别部门”最喜欢使用的轿车。他们还惊奇地发现,在短短十多分钟的时间里,他们在各宿舍楼张贴的关于讲座的海报全部被撕得干干净净,而其他活动的海报却完好无损。之后,这几名同学发现他们受到了不明身份的人物的跟踪,他们便回到了学生宿舍。不久,社团负责人受到学校团委的召见,团委的有关官员严厉警告说:“今天的事情不仅惊动了校长,还惊动了教育部和安全部,他们都派人来了,甚至还准备了防暴警察,你要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你们不准再谈论此事!”直到第二天上午,争鸣社的一名同学在校园里行走的时候,还受到两名校警长时间的跟踪。

   据政法大学的同学表示,像这种突然断电的情况,他们在学校学习数年间只遇到过一次。因此,据我分析,这次断电显然不是“偶然”的事故,而是有关方面精心的安排。采取断电的办法来阻止学术讲座的正常举行,也亏得某些人士想得出如此下流和卑鄙的手段来。本来,刘军宁这次讲座的题目并非敏感话题,因为在中共十六大之后,关于“宪政”的讨论逐渐浮出水面,从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到民间社会,都在谈论中国的“宪政问题”。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政治学学者之一的刘军宁,来到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法学院之一的中国政法大学,作一次关于宪政问题的讲座,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校方事先也批准了这次活动,从程序上来说,这次活动完全是合法的。有关方面难以通过正常的途径来阻止讲座的举行,居然采取这种下作的手段,甚至拿“防暴警察”来威胁学者和学生,充分说明今天中国的大学早已经不是一块“精神的圣地”。中国的大学之中究竟有多大的“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呢?“有关部门”已经把答案告诉了我们。没有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的大学,还能算是真正的大学吗?处处是特务和警察的大学,只能是“特务大学”和“警察大学”。

   “六·四”大屠杀之后,大学成为中共控制的重中之重。中国大陆所有的大学都沦为“警察大学”、“党化大学”和“奴隶大学”。官方通过地毯式的舆论宣传和若干御用学者的配合,在大学中拼命灌输拜金主义、实用主义、民族主义等邪恶思想,企图将新一代青年制造成麻木、冷酷、自私的奴才和奴隶。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官方一方面打着关心教育的旗号,通过投入资金、改善待遇来安抚和招安大部分的大学老师;另一方面则用种种手段来打压、迫害那些坚持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学者和教授,阻挠他们接近并影响青年学生。秦晖、钱理群、肖雪慧、摩罗等诸多坚守学术良知的大学老师,都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不公正待遇:要么被冻结职称评定,要么不准公开上课,甚至停发全部的工资。同时,某些御用学者却飞黄腾达、五子登科,如厉以宁、朱苏力、刘伟、林毅夫等人,俨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成功人士”。他们“辉煌”的人生轨迹,对那些刚刚考上大学的青年学生来说,具有莫大的“榜样”的意义。至于基本的学术品格和做人的良知,在许多青年学生眼中都成为了一些虚幻的、过时的观念。近十多年来,官方在大学校园中实施的“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的政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学已经成为官方的“囊中之物”。

   刘军宁的遭遇,最近几年来我本人也不断地遭遇到。两年前,我应邀到贵州的几所大学作学术讲演,本来贵州大学、贵州医科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学校已经安排妥当,但就在我到达的贵阳的第二天,省委宣传部就专门下文,命令取消所有活动,不准我进入贵阳的所有大学。去年我受邀到南京四所最著名大大学——东南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作学术报告,但我刚刚讲完一半,江苏省教育厅和宣传部便迅速下令取消后面两个大学的讲座。最近半年来,这类事件又连续发生了四次: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林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学校的讲座,先后莫名其妙地被取消。对方要么是说上面命令在“两会”期间不准安排活动,要么说临近考试学生太忙。中国人民大学采取了与中国政法大学相似的、却更加高明的手法:他们没有将整座教学楼断电,而仅仅是将这一间教室断电——无比“巧合”的是,恰好是安排我的讲座的那间教室的电路坏了,有关方面还特意派电工来装模作样地修理一番,然后告诉同学们说暂时修不好。而中央财经大学的同学则告诉我说,是学校“保卫处”通知他们取消讲座的。我感到好笑的是,一次学术讲座跟“保卫处”怎么扯得上关系呢?我不过是一名赤手空拳的文人而已,我不需要“保卫”,而我也形不成对“安定团结”的局面的“伤害”。我和刘军宁先生都属于“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本不该受到“那双看不见的手”如此高度的关注。

   最近我在读台湾启蒙思想先驱殷海光先生的文字,殷海光当年在台湾大学的遭遇让我深有感触。1958年1月16日,殷海光在《自由中国》发表《我们的教育》一文,痛斥国民党破坏教育、毒害学生的卑劣行径,他指出:“今日台湾的教育,细细观察,不仅不及民国初年,而且不及满清末年。那时的教育,是逐步向一‘开放的社会’发展;今日台湾的教育,则是向建立一个‘封闭社会’之途迈进。大致说来,这几年台湾教育的退步,至少退步了五十年,这就等于说,这半个世纪的时光是白浪费了。照目前的情形来看,这一浪费,还不知到何年何月才停止,我们真为下一代担忧。”殷海光继续写道:“这几年来,在背后控制台湾教育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党化教育’;二是狭隘的‘民族精神教育’。而这两个原则又是互相渗透、互相支持、互相作用的。台湾党化教育的得以实施,显然并不出于家长及受教育之欢迎悦纳,而全系藉政权便利从事布置。厉行党化教育者挟其无可抗拒的政治优势和一二顶大帽子,控制学校机构,树立党团组织,并且掌握大部分教职人员,网既布成,彼等进而规定课程,灌输党化思想,传播政治神话,控制学生课内外活动。彼等党化教育,把下一代铸造成合于他们主观需要的类型。”如果把殷海光所说的“今日台湾的教育”改为“今日大陆之教育”,不仅惊人的相似,而且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不是解放人的教育,而是奴役人的教育;不是让人成为人的教育,而是让人成为工具和野兽的教育。今天中国大学的沦陷,不是沦陷于异族,而是沦陷于本国的统治者。某些人按照管理军队、管理警察的思路和方式来管理大学,将大学逼进了一个“死门”。少数人为了保持自己并没有合法性的权力,不惜让斩断民族文化命脉、摧抑大学精神。在我看来,对大学的戕害,是专制统治者对文明所犯下的最严重的罪行之一。大学的沦陷,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衰败的开端和标志。殷海光当年感叹台湾教育倒退了五十年,我们今天离殷海光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过去了将近五十年,我们是在倒退的基础上的再次倒退,这是何等的可怕和可忧啊!

   2003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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