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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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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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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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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的悲与喜

   我在观看西方各种竞选的电视新闻的时候,常常感慨于他们的政治人物长于上镜、妙语连珠的风采。现代传媒是现代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政府、政治家与公众之间的沟通渠道,同时它也是民主政治的一种体现。因此,在西方,一旦你选择从政,你就得天天跟传媒打交道,甚至还得接受专门的"形象策划"和"形象包装"。相比之下,中国的官员们却少有此种训练和素质,许多官员在镜头面前要么显得笨拙僵硬、要么就是表演过度,因此根本就得不到公众的认同、支持与喜爱。

   让我耳目一新的一位高级官员是龙永图。在央视"经济信息联播"栏目特别策划的节目"2002·世界经济年度报告"中,作为"特邀观察员"出现的龙永图表现得十分耀眼。由一名副部级的高级官员出面在电视上侃侃而谈世界经济走势,在中国的电视上还是第一次。坦率地说,龙永图的长相算不上"英俊",他如果与潇洒的台北市市长马英久相比,甚至还有点"丑"。但是,在"其貌不扬"的背后,龙永图却有学者的渊博、官员的沉稳和新闻记者的敏锐,以及由此三者结合成的一种特殊魅力。在点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现象的时候,他能够超越教条主义的束缚,打破保守思想的干扰;他不像某些官员那样居高临下,又不像某些经济学家那样故作高深;他既有指点江山的激情,又有切中肯綮的剖析。因此,在我看来,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节目中,龙永图与其说是一位"特邀观察员",还不如说是一位"特邀评论员"--我们的电视上缺少的正是这样的"评论员",我们的观众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的"评论员"。

   龙永图,1943年6月生,湖南人。1965年毕业于贵州大学,后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深造。1978年开始在中国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外交官,此后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任职。1997年2月,龙永图担任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副部长。在漫长的谈判中,他飞往世贸组织日内瓦总部五十多次,几乎是"黑发人谈成白发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英文名字是Mr.Long,所以外国人说,可能你做的事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中国终于叩开了世贸的大门。龙永图坦言,在最后的时刻,他的感受不是欣喜而是折磨:"当时的谈判文件八百多页,每讨论一个段落,主席就问有没有人不同意。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又要重新来过。当时他一段一段地敲锤子,每敲一下我心里就'砰'的一下,几百段地敲下来,真是没有心脏病也被敲出心脏病来了。最后一记锤声,总算把我解脱了。但我的角色还转不过弯来,总觉得说不定又有什么意外要发生。"

   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龙永图说过几段很有意思的话:

   世贸组织好比一个党支部,美国现在是书记,中国是一个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美国担心中国以后会跟他作对,于是趁你要求入党时好好考验一番。一个大块头和小块头发生矛盾时,大块头总喜欢把小块头拉到阴暗角落里单挑,小块头则希望到人多势众的地方找人主持公道。目前我国经济比较弱,而美国等西方国家比较强,一对一解决我们肯定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当然希望把问题拿到WTO多边机制中去解决。

   整个谈判都是一个互相让步的过程。有人认为哪怕后退半步就是卖国,其实只要你不是以自己国家巨大的利益作代价,那么为了求得一种双赢的局面,就必须做出一些调整。

   要参加奥运会篮球赛首先就必须承诺遵守篮球赛的规则,而不能一进球场就说:"篮筐太高,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设定的,得把那篮筐降下几厘米来适应我们,否则就是不公平竞争。"想加入世界主流,首先就得遵守国际通行的规则,然后才能谈改变规则的问题。一个工业的发展必须由国家保护起家,这完全是个过时的观念。因为实践已经证明了,越是在开放的环境里,工业才能更具竞争力,就像打篮球,如果成天是山东对山西,河南对河北,在国内打得热热闹闹的,但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的篮球队。

   在我看来,龙永图"赤裸裸"地说出以上这些观点,显然需要不小的勇气。在今天的中国,面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强大无比的既得利益集团,倡导"改革"很难;在今天的中国,面对千年闭关锁国的惯性和天朝大国的心态,倡导"开放"更难。正如鲁迅所说,在中国这间古老的屋子里,要想搬动一张桌子也要引起流血。因此,像龙永图这样"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注定了会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前些年,有不少人痛骂他"卖国"--在中国,最可怕的帽子就是"卖国贼"了。龙永图的处境就像"夹心饼干"一样:对外据理力争,对内饱受攻击。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我们不难猜测,以上的那些"龙氏妙语",如果落到某些以"清流"自居的人手中,立即就能变成"卖国"的"铁证"。在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事业,也就意味着选择一条悲壮的人生之路。

   日前,龙永图辞去了外贸部副部长的职务,改任非官方的博鳌论坛的秘书长。对此,文钊在《中华工商时报》撰文指出:"作为中国入世谈判的亲历者,龙部长的声望在中国入世的时候上升到了极点,他无疑已经达到了个人事业的高峰。如果不是相信博鳌论坛能够给他创造另一个事业平台,相信这样一个平台能够给他带来新的挑战和新的满足感,甚至帮助他达到事业的另一个高峰,年届六十的龙部长何必舍弃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呢?"因此,文钊认为,龙永图此举不是"退",而是"进"。我部分地同意文钊的观点。但我同时又认为,以龙永图的才华和资历,他本该在政府序列中担任更重要的职位,在中国进一步的开放中拥有更大的决策权和发言权。然而,在中国入世刚刚跨出第一步的时候,他却选择了"功成身退",个中缘由,耐人寻味。

   龙永图的人生轨迹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晚清的洋务派和维新派。一个半世纪以来,"开放"对于中国来说一直是一个像"鸡肋"一样的问题。今天的龙永图们不再遭受昔日的李鸿章们的屈辱,这是中国进步的标志之一。当年,当文官集团沉湎于"西学"与"中学"、"本"与"用"的争论时,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两次对话更让后人感慨万分。

   1885年2月,日本政府参议兼宫内卿伊藤博文来华,与李鸿章就朝鲜问题进行谈判,双方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谈判结束之后,双方都向本国方面发表了对对方的评估。李鸿章告诉总理衙门:伊藤博文"久历欧美各洲,极力模仿,实有治国之才。……大约十年内外,日本富强必有可观,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尚祈当轴诸公及早留意是幸。"伊藤博文则认为:有人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此事直可不必虑,中国以时文取文,以弓矢取武,所取非所用;稍为更变,则言官肆口参之。虽此时外面水陆军俱似整顿,以我来看,皆是空言。缘现当法事甫定之后,似乎发奋有为,殊不知一二年后,则又因循苟安,诚如西洋人所形容中国所说又'睡觉'矣。"

   伊藤博文的这番谈话,中国方面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不久即看到了。看到了又怎样呢?中国并无改变,一切都被伊藤言中了。1895年3月,在甲午惨败之后,李鸿章来到马关与伊藤博文谈判,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次,两人又有一番对话。伊藤博文说:"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与中堂论及,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抱歉。"李鸿章回答说:"维时闻贵大臣论及此,不胜佩服,且感佩贵大臣力为变革俗尚……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异。

   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未来",从李鸿章到龙永图,我们绕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圈子才明白这个真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未来",龙永图所谈论的一切,归根结底无非就是这句话。如今,龙永图选择了非官方的博鳌论坛作为"二次人生"的平台,并且表示:"如果过去自己的定位是在中国,那么今后的定位就是在亚洲。"让我们祝愿他成功。

   2003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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