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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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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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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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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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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的伪善和妥协

   王朔骂金庸,已经是江湖上的一件陈年旧事了。其实,当初王朔骂的不是金庸,而是金庸的小说。两个小说家对小说的特质具有截然不同的观念和体认,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作为一名金庸小说的热爱者,我对王朔的看法不以为然。但是,我紧接着却要声明:我喜欢金庸的小说,而不喜欢金庸本人。我不同意古人所说的"文如其人",在我看来,"人"和"文"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分开的。当然,金庸的小说是商业社会"文化工业"的产物,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读物(最初它就是在报纸上连载的),我们没有必要把它捧到云霄之上,也没有必要给它扣上诸如"祸国殃民"、"破坏法治"、"毒害青年"之类的大帽子。

   早在王朔批评金庸小说之前,李敖就猛烈批评过金庸的伪善。王朔评论的是金庸的小说,李敖评论的却是金庸的为人。李敖认为,金庸拥有数亿资产,却极少参与资助慈善和教育事业。一边是一毛不拔,一边却又自称是虔诚的佛教徒。在与日本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金庸大谈"仁爱"、"慈悲"、"善行"云云,佛学修为俨然博大精深。李敖反问说:佛学讲究"四大皆空",金庸是否能够"放下"自己的财产呢?金大侠如此"脱节"的言行不是伪善又是什么?

   我部分同意李敖的批评。尽管《圣经》中也说过,富人要进天堂,比骆驼走进针眼还要难,但我认为富裕并非就是罪恶。笼统地说富人都是坏人、穷人都是好人,或者采取相反的判断标准,都是相当危险的。富人乐善好施当然是好人,值得尊重和表彰。比如捐资兴办哈佛大学的哈佛、创办卡耐基基金会的卡耐基和许诺死后要将绝大部分财产捐出的比尔·盖茨,他们都是了不起的富翁。倘若富人是葛朗太式的守财奴,一心钻到钱眼里,但只要他们的钱是合法赚到的,我们可以不喜欢这种人,却不能拿着道德高线去指责他们。然而,我不能接受的是这样的一种富人:既要谈论"慈悲"和"仁爱"这些词语、占据道德制高点,却又对贫弱者视而不见,这不是伪善又是什么呢?

   金庸的"第一身份",与其说是才华横溢、国学渊博的文人,不如说更是成功的商人。无论是写作武侠小说,还是创办《明报》等媒体;无论是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人,还是担任北大的名誉教授和浙江大学文学院的院长,金庸一切行为都是从商人的准则出发,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只身来到香港半个世纪,金庸就打下了自己的天下,成为香港的顶尖富豪之一,他的成功自有其"见机行事"的独特眼光。

   最近,金庸与三联出版社的合作终至"缘尽"。据三联出版社的编辑透露,当原有协议需要续签时,金庸突然提出要大幅提高版税、每年必须达到一定印数等诸多要求。这些要求超过了三联出版社的承受力。双方几经磋商依然没有达成共识,只好终止协议,数年的合作终于走到了尽头。尽管三联出版社对于在大陆推广金庸小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金庸却翻脸无情,让编辑们感到寒心。这件事情又让我想起了前两年发生的"金庸小说点评本"事件。事前,金庸同意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其小说的"点评本",由著名学者冯其庸、严家炎等人担纲点评。然而,该书刚刚问世,金庸却突然收回承诺,提出要状告出版社"侵权"。一个作家敢于、并善于维护自己作品的知识产权,当然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品质。我并不认为金庸与出版社之间的"斤斤计较"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他真的是"斤斤计较"的话,就应当在各个方面都贯彻到底。让我大跌眼镜的另一个事实是:当三年前中央电视台提出要拍摄电视连续剧《笑傲江湖》的时候,一向精明的金庸突然之间却变得无比慷慨大方--他宣布,只是象征性地索取一元钱人民币的改编费。对此,央视大喜过望,乃用黄金制作一个牌匾,里面镶嵌了一元人民币作为礼物赠送金庸,以感谢金大侠的"侠义心肠"。然而,我却对金庸的这一举动感到不可思议:出版社的数十万稿费他分文不让,而央视的数百万改编费他却只取一文,这不是明显的"杀贫济富"吗?央视本来就依靠其垄断地位获取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它又不是希望工程、烛光工程等慈善和教育项目,需要香港富豪们来慷慨解囊。固然,作家有随心所欲得处理自己作品的权利,但是我不禁要问:如此赤裸裸地向央视攀亲、献媚,金大侠难道不怕江湖上的各大门派笑话吗?

   央视拍摄的《笑傲江湖》播放之后,观众骂声如潮,网络上将其形容为"瞎熬浆糊"。"金迷"们都想听听金庸本人的评说。那么,金庸说了些什么呢?一开始,他对央视的版本大加赞赏,公开表示"这是由我的小说拍成的电视连续剧中最成功的一部"、"拍得美伦美奂"。当该片收视不佳、骂声渐起时,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央视的《对话》节目中,他故意回避直接评论片子的好坏,而是轻描淡写地说,剧组人员非常敬业、不打扑克云云。真是世外高人,话中有话。不是聪明人还觉察不到他态度的变化--"敬业"和"不打扑克"的背后,可能是弱智和愚蠢。再后来,当观众骂声不绝乃至情绪激昂的时候,金庸也开始加入其中,回应那些"原教旨主义"的"金迷"们的厚爱。金庸向记者表示:此前基本上没有看过片子,后来才发现编导改编太过,电视剧已经失去了原著的本色。他由赞赏者摇身一变成了一个诉苦者。金大侠还真会紧跟形势,像变色龙一样让自己永远保持"正确"和"光荣"。

   金庸在现实生活中有伪善的一面,在文学创作中又深味妥协之道。在北大召开的一次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上,金庸向记者们表示,他是一个"女性崇拜者",他认为女性代表着人类社会中最美好的那一部分。金庸的这一观点获得了在场的若干北大美丽的女学生经久不息的掌声。然而,金庸的这一"表态"多少显得"言不由衷"。因为在他的小说中,从来都是多名美丽而聪明的女性追求一个男性英雄,后来甚至以"一夫多妻"的"完美"结局而告终--就连卑劣不堪的韦小宝也"抱得众女归",享尽人间春色。无论怎样出色的女性,在小说中都无一例外地成为男性的附庸--就连聪慧无双的黄蓉,最后也成了郭靖的影子。这一褒一贬的错位又如何解释呢?

   对此,文学批评家王彬彬在《文坛三户》中有这样一段精彩之论:"武侠小说总要写作为主人公的大侠被一大堆外美内秀的卓越女性所爱慕、所追逐,正是为了迎合大众心理。这里,仍然是商业文化的铁则在起作用。金庸既'很崇拜女性',又明白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多男追一女,却在小说中屡屡写多女追一男,其中原因,也只能从商业文化的角度做出解释。……与其说'一男多女'模式表现了金庸对女性的轻蔑,不如说表现了金庸对商业文化模式的屈服。"虽然我并不同意王彬彬对金庸小说的全部的论述,但我认可他的这一观点。金庸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男权心态,不惜扭曲自己内心深处对女性的尊重和怜爱,而将作品中的女性定格为男权文化的玩偶。他没有忠于自己的内心。

   古往今来,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必然都要挑战自己所处时代的陈规陋习,这种挑战有可能失去广大的读者、有可能招致广泛的批评,但是其价值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呈现出来。那些纯真的天才们,宁愿坚守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而忍受因为"超前"而带来的冷落和凌辱。他们的伟大由历史来决定,而不是由读者的数量来衡量。英国作家拉什迪认为:"一本书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可以证明作者有写作能力,而在于它体现出来的写作质量。因为有的劣质作品并不缺乏作家个人经历,不缺乏奇特的探险或作家从外面获得的处理主题的想象力。"他特别强调指出,文学的生命就在于冒险:"唯一谈得上冒险的是,当作家为了提升他对现象的思考质量而迫近可能性之边缘时所做的努力。能接近极限,摇撼彼岸,能使艺术家为艺术不敢触动的东西挺而走险的作品应当是好作品。"拉什迪本人进行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写作,他不惜冒犯原教旨主义者而亡命天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庸是以商人的"精打细算"开始写作的。金庸深知,只有最中庸的写作才能保持最庞大的读者基数。对他来说,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比坚持某种文学理念和生命价值更加重要。他不会轻易冒犯读者们的思维定势和文化心态,无论这种思维定势是如何的陈旧不堪、无论这种文化心态是如何的肮脏卑劣。这种妥协使得金庸永远只能是一个优秀的通俗小说作家,而不可能跻身于文学大师之林。10/2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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