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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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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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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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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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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府里的“楚河汉界”

   最近,尼泊尔的廓尔喀雇佣军状告英国政府触犯人权、种族歧视,并要求进行高达二十亿英镑赔偿的案件成为新闻焦点。虽然类似起诉早就已经提出,但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引起公众的密切关注--因为现任首相布莱尔的夫人切丽亲自接手了这个案件。

   尼泊尔的廓尔喀人自古以来就英勇善战。早在十八世纪,喜玛拉雅山麓的廓尔喀公国就组建了廓尔喀军。英国殖民者侵入印度和尼泊尔之后,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便组建了廓尔喀营。后来,这支特别的军队南征北战,不断扩大,还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累计出兵人数多达二十五万人。廓尔喀军对英国统治者忠心耿耿,其中有二十六人因作战英勇顽强而荣获英国最高勋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然而,因为在殖民时代签订了不平等的《三方协议》,廓尔喀退伍老兵却不能像英国士兵那样享受到相应的待遇,一旦退伍将被遣返回尼泊尔。曾经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廓尔喀退伍军人古隆,目前担任"廓尔喀退伍兵协会主席",他揭露说,廓尔喀士兵即使在英军中服役时间达到了最高年限十五年,却只能领到每月七十英镑的退休金,而英国退伍士兵则至少能够领到五百英镑,是廓尔喀士兵的七倍。这些被抛弃的老人忍无可忍了,年已古稀的古隆专门来到伦敦,代表两万多名退伍的廓尔喀士兵,将英国国防部推上了被告席。他发誓说,如果不能讨回公道,他决不回家。

   布莱尔的夫人切丽得知成千上万的廓尔喀老兵的悲惨遭遇之后,不禁拍案而起,挺身而出,为这些无依无靠的老人担任律师。布莱尔与切丽是一对生活美满的夫妇,前两年切丽怀孕的时候,布莱尔还特别向新闻界宣布这个好消息,脸上露出压抑不住幸福的微笑。虽然贵为首相,布莱尔还特意休假在家照顾妻子,与切丽一起在花园中款款漫步。媒体和公众都很羡慕首相夫妇的恩爱生活,据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很喜欢布莱尔身上的人情味,他的支持率因此还上升了好几个百分点。同时,布莱尔和切丽既是一对恩爱夫妻,又是一对极具现代气息的夫妻:他们两人各自有自己辉煌的事业,切丽在夫君入主唐宁街十号之前,就已经是英国一百名最杰出的律师之一,拥有二十五英镑的年收入的高薪,丝毫不比首相丈夫逊色。在这一点上,切丽倒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第一夫人"希拉里相似,不过希拉里不幸遇到了一个花心的丈夫,可没有像切丽那样享受到美满的家庭生活。作为一个女人,希拉里远不如切丽幸福。

   恩爱夫妻即将走向法庭,不是因私,而是为公。首相夫人状告丈夫领导的政府,虽然背后包含了丰富的新闻元素,但并没有让多少英国人感到惊诧。已经实行了数百年现代民主制度的英国,人们视之为理所当然。英国政府并没有因为首相夫人是廓尔喀退伍士兵们的代理人而退缩,国防部的官员拿出厚厚的文件,发誓奉陪到底,一名议员甚至警告切丽说:"希望切丽女士三思而后行。"对如此敏感的问题,唐宁街十号的发言人则说:"众所周知,第一夫人是一位职业女性,她的工作与政府无关。打官司是她个人职业上的事,我们不便对此发表评论。"我相信,这场官司不会影响"第一家庭"的和谐。切丽不会通过"吹枕头风"的方式将丈夫拉到自己这一边来,进而取得官司的胜利;布莱尔也不会因为有切丽的加入,就"爱屋及乌",对廓尔喀退伍兵慷慨解囊,作为行政权力分支的最高代表,他依然会紧紧地捏住装满纳税人金币的政府的钱袋。

   民主制度也就意味着"公"与"私"两个领域泾渭分明。在英国,首相是最高行政长官,执掌着内政外交的实际权力。首相的权力是法律授予、议会附加规定以及传统和偶发事件产生的附加权力再加上首相个人的禀性和能力混合而成。很大程度上,运用权力依靠的是首相个人说服其他人的能力,首相必须保持对局势的控制、充分地显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威,而又不至因自己的权力超越他人的忍耐限度而引起冲突。首相面临着来自不同地区的选民众多的要求,如果能谨慎地迎合这些要求,则能提高首相的政治威望。相反,一旦出现差错,将招致其他错误,降低首相的威信。无论是英国首相还是美国总统,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他们使用权力、管理国家时候的心情是恰如其分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尽量避免自己的家人(特别是关系最亲密的妻子或丈夫)介入到自己的公务当中,影响自己的施政方针。由于权力的制衡和舆论的监督,在民主国家很少出现政治首脑的家人干涉国务的异常情况,而高官显贵的家人们言行举止稍有不慎,立即就会招致媒体的严厉批评。因此,充满智慧的切丽女士自己去拓展自己的一方天空,而绝对不会像江青同志那样在法庭上撒野说:"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让我咬谁我就咬谁!"当切丽遇到廓尔喀退伍兵的案件的时候,她首先考虑的是一个公民的良心和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她清楚地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丈夫所领导的庞大的政府部门。她的诉状中可能出现布莱尔的名字,但那个"布莱尔"是作为政府"第一公务员"的布莱尔,而不是她深爱的丈夫以及她的孩子们慈爱的父亲。民主,其实就这么简单,虽然简单,却"知易行难"。

   相反,如果是在一个专制国家,这样的事情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最高统治者的夫人会与统治者本人作对?专制国家依靠的是"人治"而,非"法治"。独裁者是权力的源泉和象征。独裁者的妻子和家人的生活状况,要么作为"国家机密"而不为常人所知,要么他们干脆公开活跃在独裁者的身边、成为独裁者权力的分享者和捍卫者。比如,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的妻子、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妻子、东德共产党第一把手昂纳克的妻子等人,她们或者成为替丈夫出谋划策的帮凶,或者出任政府中主管文教和意识形态的高级官员,或者纵容子女贪赃枉法、"权力寻租"。最后,当他们的丈夫以及专制制度垮台的时候,她们也难逃历史的惩罚和公众的谴责。实际上,这些夫人们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的生活,她们一辈子都只是作为丈夫的附庸而存在。虽然丈夫在位的时候她们也扶摇直上,成为权力的"次中心",但她们仍然仅仅是丈夫权力阴影下的蝼蚁,而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人格"。因此,专制制度毁灭的不仅是普通民众的良知和伦理,它也异化了最高统治者的家庭生活。

   而在英国,首相府里也有"楚河汉界",布莱尔在这边专心致志地处理国务,而切丽在那边兢兢业业地准备她的官司。与千千万万普通民众一样,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参与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在民主国家,政治生活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不参与政治,一个人就失去了他或她作为人的潜能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如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一书中所说:"民主为它的公民提供了许多好处。公民从中得到强大的保护,可以免于专制统治,他们拥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对此,他们还能够享受到广泛的自由;作为公民,人们获得了种种保护和促进自己最重要的个人利益的手段;他们能够参与展及将生活于其中的法律的制定;他们拥有广泛的道德自主;最后,他们拥有不同寻常的个人发展机会。"这种"不同寻常的发展机会"不仅属于作为"第一夫人"的切丽,也属于每一个公民。

   (9/5/2002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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