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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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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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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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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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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摇头丸”的书法

   书法是中国最重要的国粹之一。西方的字母文字像曲曲扭扭的蝌蚪,那是一种低级的文化;而我们的方块字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精华,书法已经升华到了审美的境界。在中国的文化体系和权力体系中,书法都占据着显赫的地位。在中国,题词是某种权力和身份的象征,拥有这种资格的人,除了大书法家之外,就是少数高级官员了。最近被公众谈论颇多的两大贪官胡长清和张二江,都是兼官员与书法家于一身的、"能文能武"的干才。已经被处决的前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出身于贫寒的农家。他的父亲在1960年困难时期把少得可怜的一点粮食让给了子女们,自己常常吃些树皮、野菜、灶心土充饥,结果像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患水肿病去世。父亲临终时,拉着胡长清的手说:"我没有文化,没有文化就没有出头之日。你是男孩,家里你最小,我们家以后就靠你了,你要好好读书;要有出息,为我们家争光……"并再三叮嘱胡长清的母亲:"再苦也要让孩子读书呀!"当时胡长清只有十二岁。小脚母亲拉扯他们兄弟姐妹五人含辛茹苦,艰难度日。

   中国古代曾有穷人子弟凿壁借光、刻苦读书的动人故事,胡长清早年也有类似经历。他捡来山上的桐子榨出桐油点灯读书,但就是桐油也不够用,他就常常在灶前借炉火光亮读书学习、练习书法。后来他的书法颇有几分水平,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胡长清从小就酷爱书法,除了自己刻苦琢磨练习,还常常用卖萝卜积攒的钱买票坐汽车从常德到长沙,带着自己写的两幅字去请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指教,从而使自己的书法水平逐渐提高。胡长清这名坚韧而野心勃勃的农家子弟,从小就认准了书法是文明的标志,掌握了书法就等于掌握了进入上层社会的入场券。他的判断没有错,随着在官场上春风得意,他的书法也成为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一方面让同僚感到他是一位有深厚的文化修养的"儒官",另一方面他的书法也成为权力场上明码标价的"商品"、成为一种极其隐蔽的腐败手段。许多老板和下级官员都以重金来求取胡省长的书法--他们看重的当然不是书法中的"艺术"含量,而是书写者的权势。这是一种巧妙的、互成默契的"狐假虎威"。

   胡长清倒台之后,细心的南昌市民发现,该市的一些酒店、商场、汽车站、夜总会、药铺等"露脸"企业刮起一股不小的"铲字风"。有的将花了本钱装修的招牌一古脑儿端掉,有的则只将题写人的大名铲去。这些被铲去的字都是胡长清题写的。据说,胡长清尚未垮台前,有领导曾对胡滥题字一事提出善意的批评,而胡不以为然地说:"我不是以一个高级干部的身份写字,而是以一个书法家的身份去写。"一个与胡多年有书信往来的文友,也就其到处写字写信调侃道:"男厕所女厕所男女厕所;东写字西写字东西写字。"然而,比当年"忽如一夜春风来"还要迅速,"胡长清"三个字几天之内便从南昌的招牌上销声匿迹了。

   与胡长清相似,湖北省丹江口市和天门市的"五毒书记"张二江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法家。张二江是南下干部子弟,在他年少时,父亲在"文革"中受打击离世。上大学前,张二江当过六年兵,还做过邮递员,与胡长清一样有着丰富的底层生活经历--但这段经历并没有让他们成为"好官"。

   张二江是武汉大学历史系七八级的学生,即使在阅历丰富者众多的"新三级"学生中,他也显得卓尔不群。他的同学回忆说:"张喜欢当官,爱高谈阔论,热心社交,是公认有才华的。"张二江在上学期间就表示了从政的强烈愿望,并在学生干部模拟政治操练中颇有建树,担任了武汉大学学生会主席,当选为全国学联委员,基本上达到了一个学生干部所能做到的极限。有趣的是,位居高官后生活腐化的张二江,大学期间甚至没有女朋友,最大的业余爱好是练毛笔字。

   关于张二江的字,书界行家认为是"下过功夫的"。在天门、丹江口等地任职期间,张二江忙得不可开交:除了"吹卖嫖赌贪"之外,他也雷厉风行地营造了不少显赫的"形象工程"。同时,张二江的笔也没有闲着,从政府机关到闹市旺铺,他的书法处处可见。某些低级官员甚至以获得市委书记的一幅字为升官进阶的信号。在天门中学旁边的一家装裱店的老板说,以前很多人拿张二江的字来裱,多是招牌名,现在换得差不多了。《长江日报》的一名记者根据装裱店老板的指点,实地看了张二江给一家酒店写的招牌,还真有几分颜体雍容贵重的味道。附近的人说,落的名款在张二江倒后被拆下了,因为还没有找到新的题词,所以招牌还来不及全部换掉。

   胡长清和张二江的"书法痴"并非个案。早在帝国时代,像胡长清、张二江们所从事的"书法权力化"的工作就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书法不仅是一种腐败的手段,而且还是文化衰败的表象之一。中国人对书法的迷恋,说到底也就是对权力的迷恋,这种心态显示了中国独特的、源远流长的"文化拜物教"的传统。学者毛喻原在《时代思想词典》中追问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是无文化时代人们无事找事干的一门活计,本质上属于一种手工技术,与张大娘的剪纸、王木匠的手艺和李老三的蜡染毫无二致,它就是一种手工艺术品。但为什么人们没有把张大娘的剪纸、王木匠的手艺和李老三的蜡染抬举为一门国家的艺术和国粹的文化呢?为什么偏偏是书法,而不是剪纸、木匠活和蜡染,成了文化的一种代表与象征呢?"由此他发现:"这里面有一种天大的误会和骗局。"毛喻原认为,按理说,人们使用文字的正常结果应该是书籍,是饱含思想和深义的书面文本,而绝不应该是书法。但在专制社会中,思想是被禁止的,任何与统治者意志相左的个人想法、观点和感情都会被严加铲除。思想者的任何思想活动仿佛都是在冒一种生命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只好退而求其次,用文字来书法,而不是书写。所以在专制社会中,文字从来就是用来写着玩的,而不是用来著书立说的,这也就毫不见怪。于是乎在专制社会中,书法之风才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并且长盛不衰,愈演愈烈。同时,科举制度也对书法提出了相当的要求,不仅八股文要写得好,字也要写得好。古人在笔记中曾经记载,有好几位才子虽然文章写得好却因为字写得不好,而失去了状元的宝座。书法与仕途直接挂上了钩。人们越写也越倾情,越写越陶醉,越写越感觉良好,越写越炉火纯青。久而久之,书法就成了一门"伟大"的艺术。形式取代了内容、书法取代了思想。于是乎国人一流的智力、一流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绝大部分都"主动"投入到书法的"事业"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最"风雅"、最"高贵"的书法也就成了文化的空洞和文化的假象,同时它也被招安在权力网络中,参与了规模庞大的"愚民工程"。许多"伟大"的书法家对真理没有兴趣,而终生沉迷在书法这一变态的"美"当中。尽管他们在书写的意义上达到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境界,但他们本人在文化的意义上依然是一个"文盲"。书法是中国人"掩耳盗铃"式的自慰,是中国文化阶层自愿服用并已经上瘾的、最没有文化的"文化摇头丸"。正如毛喻原所说:"在一个文化假象长期存在的地方,人们已丧失了甄别真文化的基本能力。于是,假文化久而久之也就成了所谓的真文化。人们在这种假文化中浸染、陶醉、自娱,自欺欺人,日用习之,久而惯之,最终使属于文化的一切都成为这种假象的牺牲品。"有媒体报道说,在沿海地区的某小学中,教育者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开设了学生必修的"书法课"。媒体对这一教学改革的方案褒奖有加。可见,荼毒下一代的行为依然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继续着。

   (8/27/200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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