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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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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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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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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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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的虚妄

   我是怀着一种深深的失望之感离开学院的,尽管我就读的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近十多年来,即使是北京大学也笼罩在浓重的"学术的虚妄"之中,让我"艰于呼吸视听"。

   在市场经济如火如荼的今天,经济学成了一门"显学"。北大的许多经济学方面的教授,躲在书斋中炮制一些看上去高深莫测的学术论文,并认为它们能够打动政府和拯救民众。其实,他们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一无所知。他们"食有鱼、出有车",从来没有乘过地铁、从来挤过公共汽车,也从来没有到肮脏的菜市场买过菜。普通老百姓需要什么、关心什么、痛恨什么,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有一位名声显赫、频频在电视上露脸、在政协会议上发言的年轻经济学家,原本出身于西北某偏僻山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放羊娃"。然而,漂洋过海、喝过洋墨水之后再回国来,俨然就成了一尊背后闪烁着金色光环的佛像。早年的苦难已经成为过眼烟云,现在他的学术"只对上、不对下"。他精心编织论文为腐败辩护、为"权力寻租"辩护。至于那些箱子里压着厚厚的白条的农民、那些被抛出社会医疗保险体系的失业工人、以及那些被凌辱和被漠视的灵魂,这位经济学家是不会去关注的。他们的学术研讨会都在五星级的大酒店里召开,这就叫"与国际接轨"。

   如今,经济学成了北大文科的"代表",许多刚刚进入北大的高中毕业生看到热火朝天的经济学科,便以为这才是"北大精神"。考入别的系科的学生纷纷要求转入与经济学科相关的专业,以便能够迅速"成才"(也就是获得升官发财的秘诀)。

   大学里发表论文的多少成为衡量学者学术水准的唯一标准。而那些发表在所谓"核心期刊"上的论文,那些被学生们奉为圣旨和经典的论文,究竟有多少真正的学术价值呢?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说过这样一段话:"学术文章有大小之分。大的不一定长,小的不一定短。大的重于泰山,不可或缺;小的轻于鸿毛,有等于无。大的凤毛麟角,小的多如海中沙。其他的学术我不大了了,但就我所知的经济学来说,如果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文章从来没有出现过,人类的知识什么损失也没有。"张五常的许多学术观点我并不同意,但他的这段话却"于我心有戚戚焉"。他的最后一句话肯定会得罪很多同行,说这样的话确实需要非同一般的勇气。安徒生童话里的那个小孩说真话是出于天性,而对于一个"人情炼达、世事洞明"的成年人来说,要说真话却必须克服诸多利益的权衡和考量。

   同样道理的话,鲁迅研究专家张梦阳教授也在一次大型学术会议上说过。穷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张梦阳整理、搜集、编写了上千万字的、多卷本的鲁迅研究资料汇编。然而,当这项浩大的工程完成之后,他不仅没有得意洋洋,反而在大会上心情沉痛地说:"这些论文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垃圾。"一语惊四座,在座的许多学者都是圈子中人,他们的脸面都相当地挂不住。

   当学术被利益和权力所左右的时候,学术的独立和自由就彻底丧失了。拿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来管理高校,显然是南辕北辙。学者丁学良尖锐地指出:"从照办苏联模式起,中国内地的大学已经同世界一流大学落了那么远的距离。现在全国上下,包括政府和民间都急切希望办好大学,特别是缩短中国几所顶尖大学和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距离。可是,由于内地大学教员的招聘和晋升的评鉴制度漏洞百出,太不严格,太不透明,太不公正,造成很多教员和大学生怨声载道;造成很多教员滥竽充数,很多教员多年来重复讲义,从来没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造成很多所谓的研究论文是通过搞关系、送钱、开后门等腐败性的办法发表的(甚至剽窃);也造成了中国社会假文凭的泛滥,并且由于学术资历的不可靠,造成学术骗子的春风得意、四处横行。"丁学良所批评的情况并没有丝毫的夸张之处,在北大这样的"最高学府"里也屡见不鲜。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就有一位著名教授拿着十多年以前准备好的、纸张都已经发黄的讲义来照本宣科。由于他上的那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全系的必修课,上百个学生都得苦苦坚持整整一个学期。有同学在课下发牢骚说:"听这样的课简直就是坐牢!"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种境况,这位教授又用同样的方式去教授下一届的学生去了。这样的教授、这样的课程在北大绝非"凤毛麟角"。因此,丁学良指出:"基于这样的现实,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社会恰恰是亟需一部比较公正的、透明的、合理的而且是对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普适的大学制度。当前首先应该解决这些普遍性的问题,以提升整个大学教育的素质。"

   丁学良主要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讨论大学走向新生的途径,而作为单个的学者,在制度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也并不是说就只能无所作为、随波逐流、甚至"与狼共舞"。学者应当有自己的学术良知、有自己的道德底线。作为学者,在某些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应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谈到什么是真正的学术,他曾经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这一伦理上的原则,而不得不辞掉了大学里优厚的职位。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汤因比以拜占庭研究和近代希腊研究的成果而获得教授的职位。为了研究近代希腊人的生活,他前去近距离观察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希土战争。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事实,汤因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场战争希腊方面是非正义的,土耳其方面是正义的。然而,当时包括他的祖国英国在内的欧洲国家都支持希腊,欧洲人对中世纪土耳其人的"黄祸"依然心有余悸。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容易被国人辱骂成"奸细",并被取消教书职位和研究基金。

   汤因比面临着一个痛苦的抉择。他指出:"在战争中,除了事物的真伪之外,正义与邪恶也是个问题,当然我还有教授的身份,又亲眼证实了实情,如实发表事实自不待言,我还感到有道义上的义务表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正义与邪恶的看法。"于是,汤因比发表文章说出了真相,表达了与英国官方截然不同的看法。为此,他辞去了教授的职位。

   这是一种可贵的"不一致"。今天中国数量多如牛毛的"教授"们,有几个敢于像汤因比这样做呢?

   学术研究要告别虚妄、告别重复、告别空疏、告别"为稻粱谋",就得从"半空中"回到"地下"踏实的实践中、从"纸上"回到民间鲜活的生活中。 8/9/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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