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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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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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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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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
·社会心灵重建的建筑师——台湾《旷野》杂志社长苏南洲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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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黑帮老大过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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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鼎奥斯卡奖的《建国大业》
·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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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女林昭与中国教会的复兴
·不要忘了缅甸,不要忘了昂山素姬
·
·家庭教会的公开化与中国社会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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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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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党国”的神圣化是中国实现宪政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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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
·且看北大僵尸教授如何批判零八宪章
·每个受害者都站起来揭露中国的古拉格
·陈云林为何“绝对尊重”台湾民众的不同意见?
·钞票当钥匙,鞋带当白绫
·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呼吁全球华人基督徒都来关心刘晓波案件
·刘晓波将胡锦涛送上了审判席
·这大光照亮黑暗中的百姓——神州传播机构总编导远志明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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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心思

    在华文文学中,影响力能够与金庸武侠小说相提并论的,大概唯有高阳的历史小说了。就小 说技巧而论,高阳深得传统小说之神髓,安排故事情节,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时时给读者以桃源洞口豁然开朗之感;塑造人物形象,则音容笑貌流淌于薄纸之上,常 常让读者有“同呼吸、共命运”之感。就史学功底而论,出生于浙江钱塘望族的高阳,虽然没 有在学院中接受过严格的现代史学训练,但自小目熏耳染,经史子集尤其是典章制度、笔记野 史,洞悉于胸,为一般“正途”出身的史学家远不能及。高阳一生创作了九十余部历史小说, 自成一恢弘壮丽之文学世界。此一高阳的“文学世界”,可以与官修史书相互参照,如同一对 双胞胎兄弟,各有优长、相映成趣。

   很小的时候,我就读过高阳的慈禧系列、胡雪岩系列、民国系列等。每一个系列都堪称一个 曲径通幽的园林,既有亭台楼阁之类的建筑,也有梅兰竹菊之类的植物,让人赏心悦目而目不 暇接。最近,我读完高阳的“红楼”系列,则如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又有崭新的阅读体 验和思想启示。高阳虽然不是所谓的“红学家”或者“曹学家”,但以他对清史研究之透彻和 对《红楼梦》把玩之深切,着笔写曹家由朱门绣户、锦衣玉食到家道中落的盛衰荣辱,宛如一 幅清代中叶的“清明上河图”。在这一系列的“曹氏小说”中,高阳融艺术想象与历史考辨于 一体,为解读曹雪芹和《红楼梦》以及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提供了一个彼此诠 释的精彩文本。

   我最感兴趣的,显然不仅仅是曹家的家事。曹家虽然是“包衣”——也就是给满人当奴才的 汉人,但当的却是最高级的奴才、“九五至尊”的皇帝的奴才,所以其地位和财富甚至有超过 了封疆大吏和翰林学士。曹家的祖上曾经担任过江宁织造这一要职——这不仅是一个掌握着江 南金融税收大权的肥缺,而且是皇帝亲自安排在南方、独立于督抚之外的“耳目”。因此,高 阳明里是在写曹家,暗里却是在写皇家,写专制制度的暴虐和僵硬、写帝王的阴险和残忍、写 官场的黑暗和腐败。高阳对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和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反思,在他 那不动声色的叙述背后,隐藏着良苦的用心和痛切的忧患。譬如,他写胡雪岩的成功与幻灭, 其实是写一种文化以及它所缔造的生命形态的溃乱乃至衰亡。胡雪岩固然有过人的手腕和权谋 ,固然能够以布衣之身崛起于垅亩之中,但在近代逐渐逼近中国的西方先进的文明形态面前, 他即便绞尽脑汁也无法应对,最后只能像飞蛾扑火般走向灭亡。高阳写胡雪岩,本意在“讽” 而非“扬”。然而,大多数读者却以为胡雪岩是一个“成功人士”的样板,所谓“经商必学胡 雪岩”,导致《胡雪岩》与《厚黑学》一起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圣经”。我想,假如高阳地 下有知,对此“缘木求鱼”之举,大概只有抱之以苦笑吧。

   与二月河之流拼命美化帝王统治,将杀人皇帝雍正塑造成“改革皇帝”,并大肆为雍正残暴 的杀人行为寻找“历史合理性”的荒唐思路迥然不同,高阳层层剖析帝王们阴暗的心理状态, 并向我们揭示出:当人性的恶与制度的恶相结合之后,将对人间的真、善、美具有难以估量的 、毁灭性的力量。“红楼系列”之一的《大野龙蛇》,从乾隆的皇后投河自杀开篇,以曹雪芹 一家的日常生活为发散点,逐步顺藤摸瓜,透视乾隆朝的军国大事和政局变幻。为了巩固专制 君王的权威,乾隆学习父亲雍正的办法:“用人用其长,不用用其短”——时值四川大小金川 叛乱,战功显赫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奉命征伐,乾隆故意派遣刚愎自用的大学士讷亲作为钦差大 臣前往督战。讷亲毫无军事经验,却被派往前线,这是乾隆一时糊涂吗?不,这恰恰是乾隆手 段厉害之处,正如高阳所论:“讷亲在皇帝有尾大不掉之苦,想甩甩不掉;张广泗何尝不是功 高震主,为皇帝所忌?因而才使出这条一石二鸟的毒计——如果张广泗领悟到了皇帝的深意, 坐视讷亲偾事,那一来,讷亲固然难逃死罪,张广泗又何尝不该负怀私藏奸,坐视成败之罪。 倘或张广泗拿出主张来,依讷亲那种刚愎偏执、妄自尊大的性格,一定不肯见听,将帅不和, 而讷亲位尊,则必痛劾张广泗不服调动,甚至骄恣跋扈,那样便是借讷亲的刀杀张广泗,而讷 亲不知兵,没有张广泗必败,于是又可将讷亲置于法了。”所以,张广泗是皇帝杀讷亲的一把 刀,讷亲则是皇帝杀张广泗的一把刀。这样,乾隆皇帝就可以手不执兵、不露痕迹地将两人除 掉。果然,后来讷、张二人都被问斩,而群臣们深知“杀鸡儆猴”的道理,在皇帝面前更是如 履薄冰、五体投地。乾隆变化莫测、恩威并施的统治术,由此凸显得淋漓尽致。他并非一个只 知道诗酒玩乐、风花雪月的风流天子,而是一个心思缜密、性情刻毒的冷血君王。假一名在养 心殿值班的侍卫之口,高阳对雍正和乾隆有这样一番比较:“先帝看人,稍嫌过分,人有六分 好,他说成十分;倘是他讨厌的人,两三分的过错,就是十足的大错。至于今上,加恩固然很 大方,不过他不以为那是应得之赏,往往一方面夸奖,一方面又贬低人家,俗语说的‘一把砂 糖一把矢’,就是今上驾驭人的手段。”这种评价,对雍正与乾隆来说,真是“增一分则肥, 减一分则瘦”。

   我向来相信“皇帝之中无好人”。一是因为人本身所背负的罪性;二是因为在专制制度下, 权力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剂致命的毒药。被帝王控制的各级官吏无不性情乖张,即便是控制他 人的帝王本人,最后也被权力所异化。在小说中,曹家的靠山和姻亲平郡王讲了一个意味深长 的故事:“我想起小时候的一件事,有一天在后园玩儿,无意间摘了一朵芭蕉的花,搁在嘴里 ,吸了一下,发现花露是甜的。当时大为惊异,不过,光有一丝甜味,自然心有不足,于是一 朵一朵摘、一朵一朵尝,一百来朵芭蕉的花,都让我糟踏尽了。皇上如今是尝到权力的甜头了 。”这个精妙的比喻,不是深知历史之“三味”者,绝对说不出来。那么,人是不是只有被动 地成为权力的牺牲品呢?其实,要对权力的毒害进行最大限度的“过滤”,唯一的办法就是引 进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这是高阳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他身处六七十年代“蒋家王 朝”统治下白色恐怖的台湾,“今上”玩弄权术的手段比起两百年前的乾隆来,又是“更上一 层楼”了。因此,有的话他没有办法完全说破。

   高阳一生孤寂落寞,以布衣之身而笑傲王侯。他不与权力有丝毫的沾染,洁身自好而寄情翰 墨,仿佛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曹雪芹。在他的小说中,朝堂之上都是些了无生气的“死人” ,而只有在“大野”之中,才有可能蕴藏着生机勃勃的“龙蛇”——我想,这也许就是高阳将 这部精心打造的长篇命名为“大野龙蛇”的原因所在吧。

   7/1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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