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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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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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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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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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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胡对立的“江湖”— 论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前夕,有两个值得关注的新闻点:《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胡锦涛与曾庆红这两个曾经“不共戴天”的敌人居然联手巩固政权;而多家海外媒体亦报道,团派人物李克强、李源潮等人即将“上位”,上海帮骨干、上海市现任市委书记陈良宇却即将遭调离。这两则新闻表明,江胡之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江已日薄西山,无力继续遥控政局;胡则开始主动攻击,积极布局嫡系人马。
   
   一年之前,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自动”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终于“全身而退”。如今,《纽约时报》透露,江胡实现“和平交班”背后最大的推手却是长期担任江泽民智囊的曾庆红。由此,江曾关系急速恶化,而胡曾则迅速接近。这也正说明政坛的一条原则:“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江并不是主动辞职的,而是自以为是地接受曾庆红“以退为进”的建议,最终作茧自缚,心不甘情不愿地“别了,政治局”。在独裁制度下,权力就是生命,权力就是财富,权力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而失去权力意味着立即失去这一切。在独裁制度下,所有的“政治智慧”都集中在如何获得和掌握权力上。因此,无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还是胡锦涛,都被锻炼成运用权力的大师,也都成为权力囚笼中身不由己的囚徒。江绝对不会“主动辞职”,即便是海内外、党内外、军内外的压力大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他仍然会赖在宝座上不走。对于江泽民来说,比起“党和国家的事业”来,个人在媒体和国际舞台上出出风头更重要;在考虑到儿子江绵恒的前途的时候,他哪会有“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呢?江绵恒无才无德,仅仅因为是江泽民的儿子,短短几年间就在军界、科技界、商界和政界八面玲珑、青云直上。其个人资产究竟有多大规模,“不足为外人道也”,但相信会比大多数“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的富翁们多得多。
   

   在江泽民“光荣退休”的时候,人们普遍推测,江虽然无法像邓那样随心所欲地垂帘听政,但也不会像朱鎔基、乔石等人那样,一旦卸职便基本不问政事、在公众生活中也 “杳无音信”,其影响力至少还将保持两三年时间。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但江还会竭力在外交、安全、军事等领域发挥影响。近三年以来,海内外舆论一直把焦点对准“江胡之争”。从萨斯危机到台湾大选,从开发东北到宏观调控,从孙志刚之死到蒋彦永获释,从压制上海地产泡沫到调整港台政策,从打压赵紫阳丧事到宣称纪念胡耀邦,诸多政治经济领域的事件均被放在“江胡之争”的背景下解读。无疑,很多人认为,江代表保守的毒瘤,胡则代表健康力量。然而,在我看来,正如《红楼梦》中《好了歌注》所云:“闹哄哄我方唱罢你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一个戏子的谢幕并不意味着“优孟中国”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为“后江时代”的中国乐观。“江胡之争”的背后并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分歧。如果说两人存在差异的话,江更多倾向于功利主义,而胡的身上烙上了毛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烙印。但是,在坚持中共一党专政、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这点上,二人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他们的纷争不过是赤裸裸的权力之争而已。因此,我不同意那些有意无意夸大江、胡之间差异的看法,或者是企图挑动两者之间“火并”以及“鼓励”胡启动政改的“话语策略”。
   
   如果说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与元老们的分歧,确实是“中国要向何处去”的根本性分歧,是改革派与保守派、民主派与专制派的较量,是康有为、梁启超、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及其爪牙们的较量;那么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江胡之争”,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争权夺利”。对于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公民来说,江长达十五年的统治实在是太长、太痛苦也太耻辱了——我们如何应对子孙们的追问:“你们怎么能够在一个戏子的统治下度过青春时代?”所以,出于“两害取其轻”的考量,人们不得不对胡产生更多的期许。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错觉,说得刻薄一点,这是“被虐狂”企图减轻个人痛苦的梦呓。
   
   江是一个比邓更缺乏想象力与改革热情的“中国的勃列日涅夫”——尽管在四中全会赞扬其集中全党智慧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体现了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但这样的谄媚之词无法改变江在民间被当作“笑话主角”的事实。而胡的履历及上台之后若干施政方略都表明,他将继续扮演“勃列日涅夫”的角色,而且是一个更接近斯大林的“勃列日涅夫”。胡下令大张旗鼓纪念“鸟笼经济”的始祖陈云,已然说明他更愿意当陈的学生,而不是邓的学生。迄今为止,我没有听到胡讲过一句有个性、有人情味的话,他那背书般呆板僵硬的语言,甚至比江的装腔作势还要让人厌倦——江的夸张的表演至少还有某种喜剧效应。
   
   胡成为继江之后又一个“三权集中”的领袖,他接下来的行动不会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是获取并巩固江退去之后遗留的权力真空。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诸多团派人物已经占据了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要位置,气势远远超过了上海帮和太子党。从江手中拿过权力来易,好像在退潮的沙滩上捡贝壳和海螺一样;但要阻挡全球的民主化潮流和国内民众前赴后继的抗争,却难于上青天。《新京报》发表的社论题为“执政能力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充分表明一党之私利、一己之私利完全压倒了普通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中共已不具备共产主义原教旨主义热情,而蜕变为一利益共同体。为了维护“压倒一切”的“稳定”(也就是保障特权阶层能够舒舒服服地掠夺和腐败),广大弱势群体将继续受到肆无忌惮的剥削、压榨和凌辱。
   
   今天的江湖,是江胡对立的 “江湖”。在这个江湖中,“公义”成为稀有金属,“不公义”则成为社会常态。“不正常”的生活使得人人都受到伤害。当谎言无法持续地充当麻醉剂的时候,当纸再也包不住火的时候,当鸩再也止不住渴的时候,暴力便像洪水一样泛滥起来。就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大肆称颂江泽民“十三年来带领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我在媒体上发现了两则新闻:据《华西都市报》报道,重庆市江津双福镇古桥村发生惨剧,拆迁部门在一块被征地居民迁出前提前动工,巨大的推土机推倒房屋,将屋内熟睡的三岁幼童活活砸死。记者描写道:“孩子的一只小手和半边脸留在泥土外面,场面惨不忍睹。”这个名叫陈良的小孩与一年前在家中被活活饿死的李思怡同岁。惨案发生地江津,恰好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的辞世之地,陈独秀正是在江津完成了他晚年思想的巨大转变,由共产主义回归英美自由主义。另一则新闻是:大连某大学的学生李赫为谈恋爱,编造谎言说自己有数百万家产。当谎言被女方的亲揭穿之后,他丧心病狂地用铁锤将未来的丈母娘砸死,并藏在宾馆的衣柜之中。然后,他谎称自己打了架,要外出几天,带着女孩逃到哈尔滨。直到几天后李赫被捕,可怜的女孩才得知母亲已经被人面兽心的“恋人”杀害。大连由太子党薄熙来经营多年、被中共宣传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双丰收的样板,却发生了这样骇人听闻的惨案。这两个案件只是冰山之一角,却成为中国现实状况的最佳注脚。
   
   胡温及其政治局的同僚们没有让国人看到任何希望。生活在有毒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心灵环境中,百姓怎么能过上“正常” 生活呢?我们不能继续在这样的“江湖”中生活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谈及法国大革命前夕民众的状态:“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于偏见、忌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今天中国民众的状态与之一模一样。当年,法王路易十六没有预感到危机的迫在眉睫,等马车开到悬崖前再想刹车却已经来不及了,马车的惯性将旧制度及寄生于其上的统治者们统统拉入万丈深渊。今天的胡锦涛们有超越路易十六的智慧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以此文“纪念”中共建政五十六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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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turday, October 01,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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