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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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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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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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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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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天安门之子》自序


   “警察读者”们,在我的新作《天安门之子》在香港开放出版社问世前夕,我写下了这封给你们的公开信。你们确实是我的“忠实读者”,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对我进行传唤的时候,强迫我“自愿”答应让你们从我的手提电脑中拷贝走文章和资料——当然包括这本正在编辑中的书稿。因此,你们比所有的读者都“先睹为快”了。
   我理解你们对阅读我的书稿的热切盼望。早在二零零四年七月访问美国归来的时候,我刚刚走下飞机舷梯,几名便衣就紧紧跟随在身后,并不时地用对讲机通话。我感谢你们特殊的迎接方式。当我正在排队办理入境手续时,便衣们都走进了海关的办公室。几分钟之后,一大群穿着海关制服的人员走到跟前,表示要检查行李。于是,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检查中,几个箱子全被翻得底朝天。当海关职员发现几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籍时,如获至宝般地询问说:“这是不是法轮功的宣传资料?”这样的职业素质让人啼笑皆非。
   最后,海关职员把注意力集中到手提电脑和照相机上:“这是你新买的笔记本电脑吗?”
   我回答说:“这是我已经使用了一年多的旧电脑,你们看,表面还有磨损的痕迹呢。”
   “那么,你拿发票出来,如果没有发票,你就得先把电脑留在我们这里,明天找到发票之后再来取;否则,我们只能把它当作你新买的,你要依法纳税。”
   在这段时间里,先后到达机场的有好几个航班,数千名旅客川流不息地从身边走过,他们当中许多人都随意地挎着装有手提电脑的挎包,海关人员却熟视无睹——我是惟一享受到了这种殊荣的例外。
   “那么,我缴税好了。”我知道你们想将我的电脑留下,然后窃取电脑中的材料和文章。你们会拿着放大镜去检查每一个字,将所有“大逆不道”的“反动文章”搜集起来,作为有朝一日的“罪证”。我决定不会让这台手提电脑离开身边,便选择了缴纳这笔高达三千元的根本不该缴纳的税款。你们的企图没能得逞。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晚六点,五名身穿制服的警察敲开我的家门,一名警察向我出示了一页“传唤证”。我要走近去仔细阅读,谁知此警察拿着传唤证恐慌地往后退了两步——难道以为我会抢夺并销毁了它不成?一瞥之间,我看到了传唤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落款则是“北京市公安局国家保卫大队”。
   两名牛高马大的警察扭着我的双臂将我带入楼下的警车,并将我夹在后排的中央。前后还有数辆警车“保驾护航”。我对这样的大动干戈感到困惑——我又不是詹姆斯•邦德,对于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你们根本不必出动如此众多的人马。
   来到附近派出所的一个房间之后,长达十四小时的审讯开始了。我没有受到肉体的折磨,还有幸享受到了免费的麦当劳牛肉汉堡。整整一个通宵,几批警察轮番上阵,红脸白脸黑脸相继出现。最有意思的是,在审讯的过程中,不时有警察进门来,拿着一张小纸条放在主审警官的桌子上,仿佛案件又有了什么重大的进展。这是故意表演给我看的“心理战术”。
   一名中年警察扮演“孔子”的角色。他自称在高校工作过,便以导师的面貌出现,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前程远大,不要继续误入歧途了。你的问题主要还是交友不慎,与刘晓波等社会渣滓来往。你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一定要悬崖勒马。”接着,“孔子”先生为我设计了几条灿烂的人生道路:“你可以做学术研究嘛,再进入学院也不难啊,以你的聪明才智,很快就可以当上教授的。不然,你还可以写畅销的小说和影视剧本,一集就可以挣十万元,有名又又利。你写这些内容,我们不会干涉你的创作自由。现在大家都忙着挣钱,你也该为自己多考虑考虑。”这位慈祥的人生导师,如果脱去警服的话,说不定可以参加当年曲啸、李燕杰的讲师团呢。“孔子”先生苦口婆心地劝诫我说:“我知道,我也许会成为你文章中的反面人物。但不管你如何看待我,我是为你好才说这些话的。尽管你现在可能不能接受我的意见,但你以后冷静下来好好思考之后,总有一天会发现我的一番好心。”俨然是对我推心置腹了。
   “孔子”的劝说没有奏效,“关公”立即上场了。这名年轻的便衣警察,一进门来便歪着脖子打量我,一看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善于打架斗狠的角色。他将我审视一番后,猛然冲到面前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你好过!你是文化流氓,我们是政治流氓,我们还怕你不成?”看来,他要给我一个“下马威”呢。“关公”毕竟心直口快,三五句之后便说出了老实话:“你不要跟我们讲法律,我们共产党从来都不遵守法律。老实告诉你,我们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流氓,我们的政权是以无数人血流成河的代价换来的,难道会白白地让给你们不成?我们从来就不怕知识分子发牢骚,当年毛主席一句话,就让千百万知识分子人头落地了。”这位大概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关公”先生,谈起中共党史来却比那些党史专家更加真切。紧接着,他鼓着眼睛说:“我们警察是干什么的?是捍卫共产党江山的!今天,我们对付你们还有许多新办法。你信不信,我立即把你投入刑事犯的牢房,让他们把你打得半死。我们可以让你人间蒸发,随便制造一个车祸就解决问题了,我们比苏联的克格勃还要厉害,我们有庞大的资源可以利用来对付你们这些人。你不怕是吧,你还有家庭,你还有亲人,我们可以让你家破人亡!”说到最后,他咬牙切齿地,几乎变成了“狼图腾”——谁说今天的中国缺少“狼性”呢?
   “警察读者”们早已将我在海外发表的数十篇文章从网上下载并打印好,让我一页页地在上面签字并盖手印。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多此一举,我的所有文章都是使用真名发表的,我对自己写过的每一个字负责,难道我会不敢承认这些文章都是我写的吗?“孔子”先生说,你在文章中直接点名了胡锦涛和温家宝的名字,侮辱了最高领导人,已经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我的心中感到很好笑:这个拥有几百万军警宪特的专制政权,其安全程度居然如此不堪一击,书生的几篇文章就能将其“危害”了?可见,你们已经没有多少自信了。“孔子”先生还说,你写的文章对我们党充满了仇恨,你这样的做法在西方也是混不下去的,即使在你欣赏的所谓“民主国家”的美国,也不会允许你这样骂政府,小布什早就叫联邦调查局收拾你了。按照“孔子”先生的说法,我们的党对我还真够仁慈的了。而“关公”先生则威胁说:“你电脑里的东西都是定时炸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将你炸得粉身碎骨,不如交给我们处理,你就安全了。”当警方的电脑专家从我的电脑中拷贝走所有的资料之后,“关公”先生立即变了一副和颜悦色的嘴脸,我惊诧于此人变脸之快,即便是川剧中的“变脸”绝活也比不上。此时,“关公”先生像铁哥们一样地对我说:“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有什么难处找到我,可以说没有解决不了的。”
   传唤的存在,本来就是一桩恶法——当事人被剥夺了与律师会面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沉默权。而整个对我进行传唤的过程并不完全合法:无论是身穿制服的警察,还是便衣人员,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向我出示警官证;当我被释放的时候,也没有留给我一份传唤证的副本。在没有搜查证的情况下,警察们还逼迫我签字表示“自愿”交出电脑由他们拷贝其中的文件;最后,拘禁我的时间达十四个小时,超过了法律规定的十二个小时。
   当第二天早晨八点多,我获得自由回到家中的时候,才知道妻子也被警察叫去审讯了一个多小时,原因是妻子打电话将我被带走的消息告诉了几位朋友。一名气势汹汹的女警拍着桌子对妻子说:“你大肆炒作此事,只能对你丈夫的案件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法盲执法,尤可悲也。当妻子向我讲述这一切的时候,我想起了瓦文萨的妻子达奴塔当年的一段访谈。一九八二年十月,波兰还处于雅鲁泽尔斯基的军管之下,达奴塔带着两个女儿去探望被拘禁的丈夫,在此过程中遭到了特务们粗暴的对待。秘密警察博宾斯基上尉猛然将她推进房间,她把女儿安娜撞倒了。
   “闭上你的嘴,你这泼妇!”上尉凶狠地训斥说。
   “闭上你自己的嘴吧!你认为你是在对谁讲话!难道我什么权利都没有吗?”达奴塔毫不畏惧。
   “你没有任何权利,我们只是奉命拘留你。”对方回答说。
   达奴塔写道:“上尉的举止就像一头野兽,那时我甚至认为他会对我拳打脚踢。他曾被气得大发脾气、狂蹦乱跳。上尉说他现在要写一份正式报告,将我如何骂了他;我回答说,我要对警察的野蛮行为提出正式泣诉。我在离开时对他说,不管他的军服对么威严,他仍只是一头下流的猪。”最后,达奴塔轻蔑地对这个穷凶极恶的秘密警察说:“你们会怎么样呢?你们还能统治多少年?你们现在还统治着我们,可你们认为你们能支持很长时间吗?”
   警察先生们,达奴塔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和妻子想对你们说的话。当然,我们不会骂你们是猪。作为基督徒,我们并不仇恨你们。在被审问期间,我一直在心中默默地祷告,求神赐予我智慧和勇气,也求神赦免你们的罪行,因为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都不知道。一名便衣用带着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循循善诱说:“既然你写过一本名叫《拒绝谎言》的书,标榜自己是说真话的人,那么你就应当向我们讲老实话。”谎言帝国的侍卫们劝导老百姓都要讲真话,这一幕场景比《变形记》和《等待戈多》还要荒谬。这名便衣警察故意漫不经心地问到我与丁子霖老师的交往,我遂反问他说:“中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了我不能与丁子霖老师交往吗?你们杀死了人家的孩子,却不允许父母哭泣和悼念,你也是有孩子的人、为人父母的人,假如你的孩子被杀害了,你将如何?”此人不敢正面回答,只是支支吾吾地说:“那,那不一样吧。”警察先生们,我相信专制独裁统治注定要失败。虽然你们仍然拥有制造谎言的能力,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些虚伪的诺言了。你们正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运动,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苹果烂了,如何保鲜?”虽然你们仍然拥有监禁和杀人的力量,但几乎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维持你们的权威了。你们能够证明自己统治的合法性的,就只剩下暴力了,而暴力终究有失效的那一天。
   警察先生们,你们企图用恐惧来压垮我,但我真切地感到,真正恐惧不安的是你们自己。我对你们只有蔑视而没有仇视,正如波兰异议知识分子米奇尼克所说的那样:“你并不敌视警察,对他们只是怜悯。你很清楚他们中间精神疾病的发生率很高,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面对自己孩子都会感到羞愧。你明白,国家会对他们进行大赦(还有谁能记住往日的刽子手和告密者?)”是的,警察先生们,我把你们看作读者,而不看作敌人。我没有敌人。我写作的目的并不是要反对什么,也不是要制造敌人和掀起仇恨,而是要捍卫我和同胞们共同的自由与尊严——当然,也包括你们警察的自由与尊严在内。我愿意先从自己做起,像米奇尼克所说的那样:“开始去做你心中的理想社会的人。你相信言论自由?那就开放地去做吧。你相信一个体面而富有人性的社会?那就体面而富有人性地去行动吧。在追求真理的斗争中,过有尊严的生活。”你们可以监禁我的身体,却不能监禁我的灵魂;你们可以羞辱我的人格,却不能剥夺我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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