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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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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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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秦制”:中国历史最大的秘密——论谭嗣同对中国专制主义传统的批判
·最是文人不自由——论章学诚的“业余”文章
·晚清的报刊热与《知新报》的创办
·未完成的转型----《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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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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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杨振宁是哪国人?
   
   我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谈“爱国主义”谈得最起劲的,除了中共政权的各级官员以外,就数身为“美籍华人”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先生了。每谈到中国问题,杨振宁通常都会慷慨激昂乃至涕泪纵横,在他的心目中,“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包括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和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大屠杀都是“伟大、光荣、正确”的。他的“爱国”似乎是彻底的、绝对的。于是,有些国内的同胞被他感动了,有人或许认为:杨振宁老先生一定是个真心爱国的、打入美帝国主义心脏的同胞。
   

   但我总是对杨先生的身份感到纳闷:杨先生乃是“美籍华人”,是早已“归化”的、“如假包换”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他是庄严地对着美国宪法宣过誓的,他将永远效忠于美国。按照杨博士入籍时候的誓言来推断,假如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他应当为美国服务而不是为中国服务。当然,在国籍上选择当中国人还是当美国人,这是杨先生自己的决定。他有权选择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这是一个人天赋的权利和自由,这一点本未可厚非。但是,作为美国人的杨振宁,享受着美国丰裕富足的物质条件和民主自由的精神条件,却来大谈应当如何热爱中国、服务中国共产党,一旦有谁提及中国的负面问题便暴跳如雷,那就未免过于矫情了。国内有无数同胞承担着历史和现实的苦难,在为祖国的民主和富强而奋斗,在没有尊严的环境中争取着一点点的尊严,他们用不着一个自以为是美国人来教导怎样热爱中国、忠于中共。他们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他们应当为之而感到骄傲,而不必听从一个美国人指手划脚。
   
   杨振宁爱的是中共
   
   与其说杨振宁爱中国,还不如说他爱中共——因为中共政权恩赐给他国师般的地位,在寸土寸金的清华大学里他拥有耗资千万钜款修建的超级豪华别墅,他还可以经常受到国家元首的接见。在中国,诺贝尔奖得主是稀罕的宝贝,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象征。而在美国,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园里,若干位诺贝尔奖得主也许就在人群中与你擦肩而过,他们平凡得像一片树叶。在此意义上,与其说杨振宁先生爱中共,不如说他爱自己——爱自己在中国所享受的奢华待遇。同样也是身在海外的社会学家丁学良,在谈起“爱国主义”的时候,比起杨振宁来却要坦诚得多。丁学良在谈到一大批海外华人所宣扬的“爱国主义”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些人的‘爱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下面,其实有一种深层的、不易被人觉察的自私心理。他们只愿意享受中国‘国家强大、原子弹、国际地位’这些国际实力方面给他们这样的中国人——已经成为他国公民,定居西方,但仍被白种人看作中国人——所能够带来的心理上的满足,亦即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面子。但是,他们本身却丝毫不愿意承受普通中国老百姓为支撑国家的实力所承受的可怕负担和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尤其在道德上不能接受的是:每当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在可怕的负担和代价的重压下发出呻吟和微弱的抗议声的时候,这些海外的爱国主义者还要大加指责。”
   
   “爱国主义”大旗掩盖的真实嘴脸这就是杨振宁之流的“伟大”的科学家和爱国主义者们的“高尚情操”。说到底,他们爱的还是自己的面子。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们甚至可以睁着眼睛说瞎话 ——反正在“爱国主义”的大旗下,谁也看不清楚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一旦祭起这把“翻天印”,便是师出有名,崇高无比了。“爱国”是不能被怀疑的——这个字眼如此神圣,只有卑鄙无耻的、不爱国的人,才会怀疑别人的“爱国感情”。然而,我必须怀疑杨博士“爱国”和“爱人”的感情,有一个例子可以深刻地说明问题:杨振宁与蒋彦永医生之间有着亲戚关系和长久的友谊,当年他心脏动手术时,蒋彦永医生专程到美国参与会诊。然而,当蒋彦永医生为六四事件发表公开信,并因此被秘密绑架而失去自由之后,杨振宁先生却从来不曾公开对蒋彦永的命运发言。一个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也如此冷酷无情的家伙,会是一个真心诚意的爱国者吗?
   
   外籍华人在中国的不同遭遇
   
   在大洋彼岸谈自己如何“爱国”和别人如何“不爱国”,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在杨振宁看来,批评中共政权的腐败和暴虐,批评六四大屠杀,批评反右和文革以及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都是“不爱国”的言论。而“中国的面子”是他挣来的。在接受美国电视记者莫耶斯采访的时候,莫氏问道:“一九五七年,当您获得诺贝尔奖时,您是在这个国家——美国。而那时中国已是共产党执政。对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美国人,他们是怎样看待的呢?”杨博士这样谈论自己当年获奖的意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晚期,在美国国会曾多次就是否对中国移民采取限制进行听证。当时有一个所谓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证词,他认为,中国人毫无疑问是低等人。他还给出了‘科学的证据’,说他测量了不同人种大脑的大小,从而证明中国人肯定是低人一等的。在当时,那成为许多人认为中国人不能发展现代科学的证明,对此中国人很受触动。因此我说,如果你想知道中国人对我和我的朋友李政道共获诺贝尔奖的最大反应是什么的话,我可以说,那就是一种无限的自豪。”杨博士忽视了对方提问中的“一九五七年”这个特殊的时间点,那是大陆反右运动开始的年份,数以百万计的优秀知识分子失去了自由、尊严和生命。曾经是李政道的老师、有希望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家束星北,也失去了起码的研究条件,而被作为阶级敌人残酷迫害。这一切不在杨博士的视野和思考范畴之中,他却对自己早已宣誓效忠的美国充满了仇恨和敌意,他故意把两个世纪前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拿到当下来谈论,混淆了时间概念。杨博士的理论是不能成立的,他获奖只是他个人的事情,不是“中国”以及“中国人民”的光荣。如果我们再来看看高行健先生的例子,其结论则与之相反。与杨博士身份类似,身为法籍华人的高行健,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却受到国内严厉的封杀和铺天盖地的谩骂,因为他的作品涉及到文革、六四等“敏感话题”。于是,高先生便成了那些中共御用文人眼中的“卖国贼”,他的所有作品在大陆都成为禁书。在我看来,正因为高行健比杨振宁更加真诚坦率地面对“中国问题”,所以他才会有与之截然不同的命运。作为高高在上的“爱国者”,杨博士显然“过于聪明”了。
   
   杨振宁的精神境界
   
   正因为身处大洋彼岸,或者经常在两边自由走动,杨振宁更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感觉。正因为身处大洋彼岸,到中国时也都是在上层社会浮光掠影,中国的一切在他眼中就有了一种被隔离的“诗情画意”。从一所肮脏破旧的老房子中他也能看出优雅的民俗风情来,而全然想不到居住其中的小百姓的艰辛和痛苦。北京那些生活在胡同里的老百姓,要走几百米的路才能上厕所,在寒冷冬天的深夜,这不会是一种幸福。而像杨博士这样住在别墅洋房中使用名牌抽水马桶的高等华人,当然不会体验到这样的不便,他们只会喋喋不休地说胡同象征着东方文明,美得很。只要被中共待若上宾,那么为中共说点好话还不是口吐莲花之事?自觉不自觉,这些人便成了被“统战”的对象,成了杀戮现场作为点缀的鲜花——在海外,杨博士是最早为天安门惨案叫好的华人。在言论自由的美国,他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死难者家属、天安门母亲的哭泣他是听不到的。即使听到了,也假装没有听到。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爱国贼”的“心路历程”,他们从来都是秦始皇朝廷中的弄臣,哪里会为孟姜女仗义执言?还是丁学良先生说得好:“对于已经不再过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必须过的日子的某些海外华人来说,那些大造‘万里长城’的中国统治者是值得称赞的,因为这样雄伟的工程使生活在外国人中间的华人很光彩。至于统治者在营造古今的‘万里长城’的时候令多少中国小民节衣缩食、家破人亡,‘长城’脚下埋葬了多少无辜的白骨,他们就不怎么计较了,因为死的不是他们家的人。可是,对于生活在中国百姓之中的有人道的知识分子来说,评价的标准首先应该是问一问:万里长城是造出来了,孟姜女等的情况怎么样?”
   
   这恰恰就是杨振宁与爱因斯坦、萨哈罗夫之间的差别——这种人格和精神境界上的差别,比学术成就上的差别还要大得多。
   
   ──转自《争鸣》2005年8月号
   (7/30/2005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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