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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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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从柏林围墙到天安门:从德国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台湾允晨文化出版,2009)
·在哪个岔道走错了?----《从柏林墙到天安门》自序
·触摸受难者的体温——访布痕瓦尔德集中营
·迟到的忏悔还是忏悔吗?——君特•格拉斯为何隐瞒党卫军的履历?
·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访柏林墙遗址及和解教堂
·邪恶也是一种美——里芬斯塔尔及其纪录片《奥林匹亚》
·在上帝与凯撒之间——从德国教会历史看政教关系
·从焚书到焚人——“焚书纪念处”侧记
·祈祷和烛光的力量
·白玫瑰永远绽放
·言论自由是信仰自由的开端——从马丁.路德故居到古登堡印刷博物馆
·记忆不仅仅是记忆——柏林“欧洲被屠杀犹太人纪念碑”侧记
·为奴隶的母亲——访柏林珂勒惠支纪念馆
·让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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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刘晓波与胡锦涛的对峙: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为何停滞?》(即将出版)
·布朗为何说北京的天气很好?
·谁让母亲成为妓女?
·紫禁城的星巴克与天安门的毛头像
·人民意愿轻如鸿毛
·韶山的“茅厕”与张戎的“毛传”
·黑心矿主与黑心政府
·航空母舰与国家形象
·邓小平与美少女
·独裁国家无友谊
·《达芬奇密码》不能禁
·《物权法》的“剖腹产”
·成思考危不以太监为耻
·从《河殇》到《大国崛起》
·中央政府是山西奴隶童工的解放者吗?
·诗歌与坦克,谁更有力量?
·国旗应当插在哪里?
·作为傀儡的孔子
·胡锦涛的崇毛情结
·温家宝为何闻“赵”色变?
·习近平可有习仲勋的眼泪?
·“八荣八耻”对决“三个代表”
·自由是我们争来的
·都江堰的灭顶之灾
·叶利钦与中国
·中共应当还中南海于民
·中国究竟有多么热爱和平?
·中共元老吴南生谈政治民主
·谁是胡锦涛的智囊?
·新闻出版的“外松内紧”
·以真话来维权
·昝爱宗与萧山教案
·我所见过的女议长佩洛西
·谁想不让我们过圣诞节?
·十博士为何不反对奥运会?
·人文奥运,去毛为先
·“爱国”为何成为流氓和白痴的专利?
·两朵金花耀中华
·中共已无改革派
·别了,毛贼
·胡锦涛捐献了多少钱?
·我们唯有勇气与谦卑——我为何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兼致狱中的刘晓波
·六万与两亿
·探望刘霞受阻记
·在横眉与俯首之间—为刘晓波五十三岁生日而作
·与国保警官谈零八宪章
·刘晓波的道路就是胡适的道路
·她是中国的“犹太人”——写给刘霞
·偶尔抽抽
·签名,还是不签?----由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一)
·如何将真理从谎言中拯救出来?——读茨普金《巴登夏日》
·中共的硬与软
·签名的价值——从昆德拉与哈维尔之争看《零八宪章》(之二)
·但开风气不为帅——读《包遵信纪念文集》
·杀戮不能获取正义
·让网络监督的风暴更猛烈
·民权乃公理,宪法实良图——从康有为与章太炎的论争看零八宪章的改良主义
·希拉里进大观园
·我们共同的人性尊严----《零八宪章》与亚洲人权宪章之比较
·围巾送给温家宝,不如送给刘晓波
·家宝原来爱读书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与四川大地震----苏联和中国政治转型的比较
·胡锦涛与查天赐的幸福指数
·当代大学生人权意识的觉醒——论谭卓案与邓玉娇案中大学生的角色
·从邓玉娇案看公民拥有武器的权利
·中国是民主化的例外吗?----"六四"二十周年对中国改革路径的反思
·航母可以实现“强国梦”吗?
·从此革命不输出,自己家里瞎折腾
·从《零八宪章》看一百年前的立宪运动----为刘晓波失去自由一百天而作
·黄光裕与刘晓波
·北韩是中共豢养的一条狗
·六四是中国人的清明节
·他们让奥运会失去了重量
·盛世出国虎?
·坦克再上长安街
·毛泽东阴影下的胡时代
·释放刘晓波才是不折腾
·莫将罪犯当英雄
·巨资封口 人命关钱
·我可以不喜欢奥运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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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余杰(北京)
   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诗话”、“词话”等似乎已是“古典化”的“贵族文体”,早已绝迹于今世。所以,当我读到吴藕汀老人之《药窗诗话》时,不禁有一种 “化石复活”之感。藕汀老人在书画、文学、经史子集诸多领域皆有不凡建树,却自甘淡泊,避居嘉兴,不赴都市凑热闹,不与世俗同沉浮。比之那些喜欢在电视上出风头的“文化老人”,如季羡林、启功、黄永玉辈相比,其高下若云泥立判。藕汀老人虽已年过九旬,仍如老顽童一般,对各种新知充满好奇之心。吾友许宏泉君云,藕汀老人无一日不读书、写作、作画,比好些年轻人还要勤奋。更可佩的是,老人通过种种渠道获取新信息,甚至对网络上的言论亦有相当的了解,若干见解与年轻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约而同”。

   《药窗诗话》是先生多年来“闲情偶记”之结晶。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这些琅琅上口的诗句和长长短短的诗话,本不为发表而写,乃为自娱,故能摆脱时下为文者最容易患上的矫揉造作的毛病。在平白如画的诗文背后,流淌着岁月的温情;在白驹过隙的回忆之中,闪烁着思想的锋芒。我一边阅读《药窗诗话》,一边感叹其渊博之学识、独到之见地、高雅之情趣、温润之文字,岂是那些向金钱和权势献媚的“文化大师”们所能比拟的?真正的大师,从来都是布衣芒鞋,富贵浮云,大隐隐于市。
   《药窗诗话》宛如一道桥梁,贯穿今昔。从中读者可品味一位历尽世事沧桑的老人敬天爱人的豁达心境,从中读者可窥见一个逝去时代及其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作为差不多与民国同龄的“民国遗民”,藕汀老人在诗话中对民国时代的嘉兴及其周边区域的风土人情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这些文字汇聚在一起,便定格成为一幅“民国版”的“清明上河图”。从一段段娓娓道来的小故事中,读者柳暗花明地发现了一个迥然不同于历史教科书的、立体而真实的民国社会的世态万象。
   如《怡园》一则写茶馆之风情:“‘怡园’里比较熟的茶客,茶钱积下来,喜欢的时候还。他们在扶梯边放了一只小桌子,挂上一本账簿,茶客吃好了茶,自己在账簿上名下写上一壶或几壶,倘若今天忘记了,明天补上。高兴还账,自己算一算,付款勾销,重新再起。这种凭诚信的君子方式,确是‘怡园’的特点。”那时,茶馆允许茶客赊帐,茶客亦定期清账,双方无须法律牵制,靠的是相互的信任。《西湖博览会》一则写商业之盛:“民国十八年西湖博览会在杭州开幕。它的性质,是全国性的物质交流。这西湖博览会是清末宣统年间曾开南洋劝业会以来,所未有的盛会。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非常踊跃。从断桥至孤山路,沿堤满装电灯,晚间犹如火龙一般。”看来,那时的地方政府已经在竭力为商业发展打造良好平台,此思路并非今日之首创。《汪知事》一则写民国时期地方官员的施政风格:“在我还只有七岁的民国八年,嘉兴出现了这时还没有‘标语’这一名称的标语,写着‘驱逐民贼张昌庆’。为的是商业学界,要赶走一个不与地方上和洽的县知事。……来了一个名叫汪莹的新知事。这汪莹好像是湖南人,生来不长不短,有一只和气面孔。见人总是笑嘻嘻地,手段相当圆活,一反那个十足官僚作风的张知事。不要说对一些地方上所谓缙绅之流,就是商店里的雇员,拉车的伕子,都保持着点头的功夫。”随着地方民众参政意识的觉醒,官员们不得不放下“父母官”的架子,摆出谦恭的“人民公仆”的模样来,试想前清时高高在上的县太爷会对店员和车夫“保持点头的功夫”吗?
   藕翁之诗话,写家国变迁,更写人情世故;写历史风云,更写乡邦文物;写文坛掌故,更写文人风骨。其笔触有点周作人的味道,尤其擅长从小处入手,如《邓翁》、《老婆婆》、《本坤房》等则,描写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朝夕相处的保姆、烛工、茶博士、伶人、杂活贩子、糕点工人、账房先生、私塾先生、裁缝各色人等,笔端饱含感情,下笔却又淡若云烟,言犹未尽,余音绕梁。如《何司务》一则,写一位从小一直为其做衣服的裁缝,听说少爷要结婚的消息,即便赔本也要为之做全套的礼服,“说我从小毛头的衣裳做起,做到长大,连结婚的衣裳还做不着,觉得很难过”。于是,“看他老人家的脸上,有些气愤,我就安慰了他,决定把全部的衣服给他去做”。对于这样的故事,如果以从小在语文教科书中接受的那套总结“中心思想”的思路出发,那么所谓的“中心思想”就是:表现了“下层人民” 身上的“优秀品质”。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去鉴察,则可发现当时的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并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反倒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吴氏一家老老小小都把“下人”当作“家人”来善待之。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充满了暖暖的温情,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看重名誉热爱自由,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守着传统的底线。在《药窗诗话》中,读者还可以发现,那个时代的报馆,在面对最暴虐的军阀的时候,还有“开天窗”的自由(《开天窗》);那个时代的学校,虽然新旧混杂,但老师们大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教授学生(《钟秀学校》);那个时代的商人尊奉“信义通商”的原则,赚钱的秘诀乃是信用与道义(《信义通商》);那个时代的“专业人士”,只要勤勉工作,不管蓝领白领,均受人尊重(《谢账房》)。
   这些细节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亲身“贴近民国社会的方式”。一九二一年,时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罗素,在访问中国之后写了一本题为《中国问题》的书。书中写到,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这似乎与今日吾人的理解颇相龃龉。今天的中国人,提起民国时代,似乎并无好感,无非是复辟卖国、军阀混战、国耻连绵,有何自由可言?然而,在《药窗诗话》中,作为“当时人”的藕汀老人写下了与罗素的印象相似的记忆。以《药窗诗话》中的嘉兴而言,民间社会自治风气已成,公共空间日渐扩大,普通百姓的生活甚少受政府干涉。民间信仰丰富多彩,宗教活动在民众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如《盐大王》、《花师姑》、《施府君》、《雷祖》、《张王庙》、《罗汉殿》、《门眷》、《徐菩萨》、《温天君》、《痘司》等则,皆写具有地方特色的神仙庙宇。同时,民俗传统亦源远流长,民俗活动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和乡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走马灯》、《荤打散》、《饭团囤》、《跳无常》、《惜字会》、《儿啼帖》、《打年货》、《无事杀生》等则,勾勒出一个温馨丰饶的江南民俗世界。这些文字将读者带到了一种弥漫着民国气味的氛围之中,使得后人能对这段历史抛却成见、平心而论,正如学者唐逸在《中国问题与中国思想》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辛亥至北伐,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八至九,发展之速,令人瞠目。自由企业,公民社会,空前茁壮。各地商会、工会、同业公会、学生自治会、专业学会,研究会等民间组织,遍地出现,如雨后春笋。一切结社、报刊、出版、成立公司或政党,无须政府审查批准。地方自治,盛况空前。仅嘉兴县便有二十来个商会,绍兴的商会一时竟暂代地方议会选举县长、制定税收。人口流动,未有限制。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到海外,务工经商十分便利。民意代表和立法机关,不受政府控制。相反,政府必经民选。各省推选的国会议员,虽然资质不齐,但大体反映民意及国民水准。梁启超参加国会,组织反对党。由国会聘请西方宪法专家,认真研究制订宪法。学生运动,不受镇压。五四学生运动,竟使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而学生暴乱,火烧外长住宅,痛打章宗祥等违法行为,政府最终让步,未受惩罚。这样宽容的政权,史无先例。”此段论述中亦提及藕汀老笔下的嘉兴,两相印证,应为不虚。那确实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时代,一个传统与现代互相依存与融合的时代。它自有其值得怀念与肯定的地方。
   《药窗诗话》让我耳目一新的第二个方面,乃是作者剥离历史尘埃、推倒历史定论、敢想人之所不敢想、敢言人之所不敢言的学术勇气。其一,藕汀老特意彰显民间价值以对抗官方价值,他否定“朝”而肯定“野”,在对“小传统”的肯定中挖掘正面的文化资源;其二,藕汀老善作“逆向思维”,在人云亦云处发现疑点,“大胆架设、小心求证”,一路顺藤摸瓜下去,终于发现了那些“定于一尊”的观点的荒谬与可笑。这背后所凭借的,正是中国文化中所匮乏的对纯粹真理的热爱与探求。这种对真理的热爱和探求,是超越任何功利的目标的。
   如《吴三桂》一则,藕汀老认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并非为了陈圆圆:“其实这时陈圆圆早就到关外去了,你想一位年轻的将军,会把得宠的姬人放在家里吗。相传关外还存在着陈圆圆的‘梳妆台’,其真伪不知,但陈圆圆早在辽东,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吴梅村‘将军一怒为红颜’的话,是当时南方人士闻说吴三桂投降了清国,或是听了讹传,或是有意诽谤,难以考证。”对吴三桂杀永历帝一事,藕汀老亦有一番解说:“在一部旧抄本的《流寇志》里说吴三桂穿了素服,去见永历,内容当然没有人知道。不过他出来不久,永历就死了。这很显然,是免得永历去做那‘献俘’的牺牲品,让他从容自杀了,自己却蒙受了勒死故主的千古罪名。后来《流寇志》改作《平寇志》刊印的时候,把吴三桂素服进见永历的一段删去了。”吴三桂先后反叛明清两朝,身后承担汉奸之骂名,通过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之渲染,其大奸大恶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而藕汀老的看法却与之相反:“在吴三桂反正的时候,也只杀了一个曾经害过金圣叹的前任江苏巡抚。虽然他死了以后,事业也失败了,但是他的部曲没有一个人不殉职而投降清朝的,可见他平时待人之深了。”藕汀老还发现,官修史书与民间文学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乃至根本的对立,以对吴三桂的评价为例:“就是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也没有丑化过他。小说里的吴三桂,大都是年轻而且风流的将军,说书里大致相同。戏剧里《山海关》的吴三桂是老生的应行,当年程大老板长庚擅长的五出靠把戏,红甲是《宁武关》的周遇吉,绿甲是《战太平》的花云,黄甲是《定军山》的黄忠,黑甲是《白良关》的尉迟恭,白甲就是《山海关》的吴三桂。其他四人都是一代名将,所以也并没有看轻他。”这就说明,尽管官方以“盛世修史”之浩大工程来贯彻和宣扬其意识形态,但官方并不能完全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民间自有其独立的评价系统在,虽遭权力之不断摧抑,它仍顽强地以小说、戏曲等形式来隐藏并传播。而后者往往更加迫近历史的真实,也更值得有见识的文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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