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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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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泥足巨人:苏俄崩溃的秘密》(2010年完成)
·元帅在黎明前死去——读卡尔夫《被枪决的苏联元帅》
·“透气孔”和“萤火虫”——读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故乡是比远方更远的地方
·那插入天际是十字架——俄罗斯的教堂
·被囚禁的海燕——访高尔基故居
·是非成败,转头不空——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
·大堤的崩溃,始于哪一颗螺丝钉?——读雅科夫列夫《一杯苦酒》
·被忘却,是他的光荣——读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之谜》
·爱祖国,更爱真理
·记忆之城圣彼得堡
·沉默的夜莺
·布衣出版家的传奇人生
·你的生命被照亮
·星际语言
·那张夺走你灵魂的审讯桌
·他们也不能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读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里姆林宫的女主人们
·老鼠之城梅什金
·白石之城苏兹达尔
·帝国兴衰的缩影:从夏宫到冬宫
·在黑暗深渊的入口处——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爱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爱文学
·斯大林是杀死斯大林的凶手——读布伦特与诺莫夫《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
·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普京之谜----读布洛茨基《普京:通往权力之路》
·苏联的失败是道德与精神的失败——读《20世纪的精神教训——戈尔巴乔夫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他们与法西斯何其相似
·老大哥的眼睛在盯着你——读纪德《从苏联归来》
·党的覆灭就是国家的覆灭
·“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是沉入深渊,还是凤凰涅磐?——评《来自上层的革命》
·专制不可能达成稳定——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当代俄罗斯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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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台湾不是殖民地(2010年完成)
·李敖对决李肇星
·大陆媒体上的台湾人
·马英九背负历史之重
·马英九如何充当两岸的“牵线人”?
·视港澳台记者若家奴
·从北高市长选举看台湾政局走向
·港台唇亡齿寒
·台湾究竟有多乱?
·蒋毛后代两重天
·反认他乡是故乡——评李敖的大陆之旅
·龙应台为何不批评大陆?
·蒋经国与殷海光:台湾解严的枢纽人物
·谁把台湾当敌人看待?
·台湾:走在民主的光明之路上
·不义之财赠不义之人——评中国富豪“台湾炒楼团”赠李敖三千万巨款之“佳话”
·用“野火”融化“冰点”----读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台湾允许大陆电视进入之危害
·以民主机制遏制人性之恶——陈水扁海外洗钱弊案的启示
·魏京生不必替陈水扁辩护
·连吴以共压马
·泼皮式的爱国可休矣——评薛义向李登辉掷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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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卑贱的中国人(2010年完成)
·奉旨吃人余秋雨
·二月河:谁比我更爱皇帝?
·王朔:永远的愤青,永远的痞子
·仿余秋雨原韵,含泪劝告北大清华教授勿上访书
·钱钟书:中国人文化心理上的一道花边
·中国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优伶中国”之一
·宫廷和皇帝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二
·朝廷和官场的“优伶化”
·儒林和文苑的“优伶化”——优伶中国之四
·贾平凹:废都里的废人
·余秋雨:你的眼泪随风而飞
·民间和江湖的“优伶化”
·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贾樟柯:一个并不独立的“独立导演”
·谁是“反动人士”?——杨澜如何为丈夫吴征的假学历辩护
·张艺谋选了胡锦涛最爱的歌曲
·劣马方吃回头草——评刘再复访谈《又见故国、古都与故人
·中国人,你的厕所有多脏?
·谁将魔鬼当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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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香港沉没(2010年完成)
·香港基督徒怎样活出丰盛的生命?
·温家宝先生,你没有资格让中国的孩子充当“杜鹃”和“精卫”
·梁家麟院长为何“变脸”?
·毛泽东陈永贵才是真汉奸
·香港科技大学的“自我检查”
·穿布鞋的陈日君枢机
·从马力到叶刘淑仪
·香港成为大陆维权者的“出气筒”
·永远的梅艳芳
·陈方安生与叶刘淑仪:两个女人的战争
·“有容乃大”的“香港经验”
·“自由行”何以自由?
·反贪局与廉政公署
·港人也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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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温情与锋芒--序吴藕汀《药窗诗话》


   余杰(北京)
   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诗话”、“词话”等似乎已是“古典化”的“贵族文体”,早已绝迹于今世。所以,当我读到吴藕汀老人之《药窗诗话》时,不禁有一种 “化石复活”之感。藕汀老人在书画、文学、经史子集诸多领域皆有不凡建树,却自甘淡泊,避居嘉兴,不赴都市凑热闹,不与世俗同沉浮。比之那些喜欢在电视上出风头的“文化老人”,如季羡林、启功、黄永玉辈相比,其高下若云泥立判。藕汀老人虽已年过九旬,仍如老顽童一般,对各种新知充满好奇之心。吾友许宏泉君云,藕汀老人无一日不读书、写作、作画,比好些年轻人还要勤奋。更可佩的是,老人通过种种渠道获取新信息,甚至对网络上的言论亦有相当的了解,若干见解与年轻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约而同”。

   《药窗诗话》是先生多年来“闲情偶记”之结晶。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这些琅琅上口的诗句和长长短短的诗话,本不为发表而写,乃为自娱,故能摆脱时下为文者最容易患上的矫揉造作的毛病。在平白如画的诗文背后,流淌着岁月的温情;在白驹过隙的回忆之中,闪烁着思想的锋芒。我一边阅读《药窗诗话》,一边感叹其渊博之学识、独到之见地、高雅之情趣、温润之文字,岂是那些向金钱和权势献媚的“文化大师”们所能比拟的?真正的大师,从来都是布衣芒鞋,富贵浮云,大隐隐于市。
   《药窗诗话》宛如一道桥梁,贯穿今昔。从中读者可品味一位历尽世事沧桑的老人敬天爱人的豁达心境,从中读者可窥见一个逝去时代及其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作为差不多与民国同龄的“民国遗民”,藕汀老人在诗话中对民国时代的嘉兴及其周边区域的风土人情作了栩栩如生的描绘。这些文字汇聚在一起,便定格成为一幅“民国版”的“清明上河图”。从一段段娓娓道来的小故事中,读者柳暗花明地发现了一个迥然不同于历史教科书的、立体而真实的民国社会的世态万象。
   如《怡园》一则写茶馆之风情:“‘怡园’里比较熟的茶客,茶钱积下来,喜欢的时候还。他们在扶梯边放了一只小桌子,挂上一本账簿,茶客吃好了茶,自己在账簿上名下写上一壶或几壶,倘若今天忘记了,明天补上。高兴还账,自己算一算,付款勾销,重新再起。这种凭诚信的君子方式,确是‘怡园’的特点。”那时,茶馆允许茶客赊帐,茶客亦定期清账,双方无须法律牵制,靠的是相互的信任。《西湖博览会》一则写商业之盛:“民国十八年西湖博览会在杭州开幕。它的性质,是全国性的物质交流。这西湖博览会是清末宣统年间曾开南洋劝业会以来,所未有的盛会。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非常踊跃。从断桥至孤山路,沿堤满装电灯,晚间犹如火龙一般。”看来,那时的地方政府已经在竭力为商业发展打造良好平台,此思路并非今日之首创。《汪知事》一则写民国时期地方官员的施政风格:“在我还只有七岁的民国八年,嘉兴出现了这时还没有‘标语’这一名称的标语,写着‘驱逐民贼张昌庆’。为的是商业学界,要赶走一个不与地方上和洽的县知事。……来了一个名叫汪莹的新知事。这汪莹好像是湖南人,生来不长不短,有一只和气面孔。见人总是笑嘻嘻地,手段相当圆活,一反那个十足官僚作风的张知事。不要说对一些地方上所谓缙绅之流,就是商店里的雇员,拉车的伕子,都保持着点头的功夫。”随着地方民众参政意识的觉醒,官员们不得不放下“父母官”的架子,摆出谦恭的“人民公仆”的模样来,试想前清时高高在上的县太爷会对店员和车夫“保持点头的功夫”吗?
   藕翁之诗话,写家国变迁,更写人情世故;写历史风云,更写乡邦文物;写文坛掌故,更写文人风骨。其笔触有点周作人的味道,尤其擅长从小处入手,如《邓翁》、《老婆婆》、《本坤房》等则,描写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朝夕相处的保姆、烛工、茶博士、伶人、杂活贩子、糕点工人、账房先生、私塾先生、裁缝各色人等,笔端饱含感情,下笔却又淡若云烟,言犹未尽,余音绕梁。如《何司务》一则,写一位从小一直为其做衣服的裁缝,听说少爷要结婚的消息,即便赔本也要为之做全套的礼服,“说我从小毛头的衣裳做起,做到长大,连结婚的衣裳还做不着,觉得很难过”。于是,“看他老人家的脸上,有些气愤,我就安慰了他,决定把全部的衣服给他去做”。对于这样的故事,如果以从小在语文教科书中接受的那套总结“中心思想”的思路出发,那么所谓的“中心思想”就是:表现了“下层人民” 身上的“优秀品质”。但是,如果换一种角度去鉴察,则可发现当时的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并没有尖锐的“阶级矛盾”,反倒是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吴氏一家老老小小都把“下人”当作“家人”来善待之。那个时代的人际关系充满了暖暖的温情,那个时代的读书人看重名誉热爱自由,那个时代的伦理道德守着传统的底线。在《药窗诗话》中,读者还可以发现,那个时代的报馆,在面对最暴虐的军阀的时候,还有“开天窗”的自由(《开天窗》);那个时代的学校,虽然新旧混杂,但老师们大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教授学生(《钟秀学校》);那个时代的商人尊奉“信义通商”的原则,赚钱的秘诀乃是信用与道义(《信义通商》);那个时代的“专业人士”,只要勤勉工作,不管蓝领白领,均受人尊重(《谢账房》)。
   这些细节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亲身“贴近民国社会的方式”。一九二一年,时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罗素,在访问中国之后写了一本题为《中国问题》的书。书中写到,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这似乎与今日吾人的理解颇相龃龉。今天的中国人,提起民国时代,似乎并无好感,无非是复辟卖国、军阀混战、国耻连绵,有何自由可言?然而,在《药窗诗话》中,作为“当时人”的藕汀老人写下了与罗素的印象相似的记忆。以《药窗诗话》中的嘉兴而言,民间社会自治风气已成,公共空间日渐扩大,普通百姓的生活甚少受政府干涉。民间信仰丰富多彩,宗教活动在民众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如《盐大王》、《花师姑》、《施府君》、《雷祖》、《张王庙》、《罗汉殿》、《门眷》、《徐菩萨》、《温天君》、《痘司》等则,皆写具有地方特色的神仙庙宇。同时,民俗传统亦源远流长,民俗活动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和乡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走马灯》、《荤打散》、《饭团囤》、《跳无常》、《惜字会》、《儿啼帖》、《打年货》、《无事杀生》等则,勾勒出一个温馨丰饶的江南民俗世界。这些文字将读者带到了一种弥漫着民国气味的氛围之中,使得后人能对这段历史抛却成见、平心而论,正如学者唐逸在《中国问题与中国思想》一文中所论述的那样:“辛亥至北伐,中国工业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八至九,发展之速,令人瞠目。自由企业,公民社会,空前茁壮。各地商会、工会、同业公会、学生自治会、专业学会,研究会等民间组织,遍地出现,如雨后春笋。一切结社、报刊、出版、成立公司或政党,无须政府审查批准。地方自治,盛况空前。仅嘉兴县便有二十来个商会,绍兴的商会一时竟暂代地方议会选举县长、制定税收。人口流动,未有限制。从乡村到城市,从国内到海外,务工经商十分便利。民意代表和立法机关,不受政府控制。相反,政府必经民选。各省推选的国会议员,虽然资质不齐,但大体反映民意及国民水准。梁启超参加国会,组织反对党。由国会聘请西方宪法专家,认真研究制订宪法。学生运动,不受镇压。五四学生运动,竟使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而学生暴乱,火烧外长住宅,痛打章宗祥等违法行为,政府最终让步,未受惩罚。这样宽容的政权,史无先例。”此段论述中亦提及藕汀老笔下的嘉兴,两相印证,应为不虚。那确实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时代,一个传统与现代互相依存与融合的时代。它自有其值得怀念与肯定的地方。
   《药窗诗话》让我耳目一新的第二个方面,乃是作者剥离历史尘埃、推倒历史定论、敢想人之所不敢想、敢言人之所不敢言的学术勇气。其一,藕汀老特意彰显民间价值以对抗官方价值,他否定“朝”而肯定“野”,在对“小传统”的肯定中挖掘正面的文化资源;其二,藕汀老善作“逆向思维”,在人云亦云处发现疑点,“大胆架设、小心求证”,一路顺藤摸瓜下去,终于发现了那些“定于一尊”的观点的荒谬与可笑。这背后所凭借的,正是中国文化中所匮乏的对纯粹真理的热爱与探求。这种对真理的热爱和探求,是超越任何功利的目标的。
   如《吴三桂》一则,藕汀老认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并非为了陈圆圆:“其实这时陈圆圆早就到关外去了,你想一位年轻的将军,会把得宠的姬人放在家里吗。相传关外还存在着陈圆圆的‘梳妆台’,其真伪不知,但陈圆圆早在辽东,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吴梅村‘将军一怒为红颜’的话,是当时南方人士闻说吴三桂投降了清国,或是听了讹传,或是有意诽谤,难以考证。”对吴三桂杀永历帝一事,藕汀老亦有一番解说:“在一部旧抄本的《流寇志》里说吴三桂穿了素服,去见永历,内容当然没有人知道。不过他出来不久,永历就死了。这很显然,是免得永历去做那‘献俘’的牺牲品,让他从容自杀了,自己却蒙受了勒死故主的千古罪名。后来《流寇志》改作《平寇志》刊印的时候,把吴三桂素服进见永历的一段删去了。”吴三桂先后反叛明清两朝,身后承担汉奸之骂名,通过金庸武侠小说《鹿鼎记》之渲染,其大奸大恶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而藕汀老的看法却与之相反:“在吴三桂反正的时候,也只杀了一个曾经害过金圣叹的前任江苏巡抚。虽然他死了以后,事业也失败了,但是他的部曲没有一个人不殉职而投降清朝的,可见他平时待人之深了。”藕汀老还发现,官修史书与民间文学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乃至根本的对立,以对吴三桂的评价为例:“就是民间传说和小说、戏曲也没有丑化过他。小说里的吴三桂,大都是年轻而且风流的将军,说书里大致相同。戏剧里《山海关》的吴三桂是老生的应行,当年程大老板长庚擅长的五出靠把戏,红甲是《宁武关》的周遇吉,绿甲是《战太平》的花云,黄甲是《定军山》的黄忠,黑甲是《白良关》的尉迟恭,白甲就是《山海关》的吴三桂。其他四人都是一代名将,所以也并没有看轻他。”这就说明,尽管官方以“盛世修史”之浩大工程来贯彻和宣扬其意识形态,但官方并不能完全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民间自有其独立的评价系统在,虽遭权力之不断摧抑,它仍顽强地以小说、戏曲等形式来隐藏并传播。而后者往往更加迫近历史的真实,也更值得有见识的文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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