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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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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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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从“持不同政见者”到“持自己政见者”——读刘晓波《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
·我们的孩子拒绝歌唱薄熙来钦点的垃圾歌曲
·出来如花,又被割下
·国府时代的新闻自由——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吃人,中国的象征与现实
·玩偶、黑帮与过家家
·中共可能避免瓦解的命运吗?
·“暴徒”是怎样炼成的?——杨佳杀警案背后的制度危机
·想起王旭明,想起范美忠,想起孩子
·矿难之后又是矿难
·爱阅兵的大学校长与被奴役的大学生
·为什么美国孩子比中国孩子幸福和快乐?
·谁将顺民变成了暴民?
·那哀歌为谁而鸣?
·你为死者开——读杨显惠《定西孤儿院纪事》-
·“吃人”何以成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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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9年)
·《彷徨英雄路——转型时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目录
·盗火者与殉难者—论谭嗣同思想体系及生命实践中的基督教因素
·从“士大夫”到“知识分子”
·从曾纪泽与慈禧太后的对话看晚清改革开放与道德伦理之冲突
·“清流”不清——从《孽海花》看晚清的“清流政治”与“清流文化”
·肺病患者的生命意识——鲁迅与加缪之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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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二零零五年四月,北京市卫生局在答复政协提案时称:今年北京市将扩大自愿献血的高校范围,逐渐取消献血指标下达模式。在今年的“两会”上,北京市政协委员马戎提交了“对在校大学生组织献血活动”的提案,建议改变目前部分存在的向大学分配献血指标、“摊派”献血等状况,鼓励学生自愿献血。马戎在提案中反映,由于目前大部分高校仍然采取下达献血指标的方式组织献血,引起个别学生或家长不同程度的反响,并提出组织献血不应动用行政手段和任何强迫性措施。
   
   对于这一提案以及长期以来对大学中强制的种种批评意见,北京市卫生局终于表示:今后将打破原有以在校三年级百分之六十五比例组织献血的做法,将动员、宣传、组织献血对象定位在所有在校学生;在献血管理上,将从目前市里向学校下指标、学校将指标分配各系并组织献血,转变为由采血单位提出需求并向学校预约,学校组织团委等单位开展宣传动员,并组织学生自愿报名献血。卫生局称,对不参加献血的学生,各高校不得自行附加有关惩罚性质的“土政策”。今后,对积极开展自愿无偿献血的学校将给予宣传资金的投入;对踊跃参加献血的学生将给予精神鼓励;优秀的献血组织者将受到主管领导、管理者表彰。
   

   这是迟到的自由,而这种自由本来早该为大学生所享有,法律也早就确立了这种自由。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里,这种自由却被某些“土政策”所侵蚀了——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土政策”常常比宪法和法律还管用,即便它与宪法和法律相违背,却照样能够在生活中畅通无阻。长期以来,在北京各大院校中就读的数百万计的大学生,完全被剥夺了自己决定是否参与献血活动的自由和权利——只要你拥有大学学籍,那么献血对你来说就是“必须”的而非自愿的。记得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到了三年级,献血活动开始了,所有学生都必须去检查身体,凡符合条件的人,全部都必须参加献血。如果符合条件者拒绝献血,那么校方将在其毕业的时候扣押毕业证和学位证——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威胁面前,谁敢不去献血呢?那时,我们寝室的六个同学中,只有我一人在检查身体之后符合所有条件,于是被迫进入献血车中“捐献” 除了满满一大瓶子的鲜血。我本来是愿意参与献血活动的,但听到学校那些强制性的规定,心中非常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而校方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指标是从“上面”划分下来的,每所学校都必须完成在校学生百分之六十五都参与献血的“硬指标”,这个指标就像当年“反右”的时候划分右派名额一样,来不得半点含糊、打不得半点折扣。如果达不到此指标,学校在若干评比中将受到严厉惩罚,比如会自动丧失评选“文明单位”的资格。于是,学校被迫以非文明、非法的“双非”方式,完成上级所摊派的献血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党政机关完成献血任务的方式迥然不同,大学生献血基本是无偿的,校方只是提供非常可怜的一点“补贴”;而若干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如果参与献血,则可以获得大笔奖金以及假期的奖励。难道大学生的鲜血与公务员的鲜血的价值不同吗?为何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差异呢?与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相比,大学生自然成了可以任意支配的“无权者”;让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参与献血,只能通过物质奖励,即“利诱”的办法来推行;而让大学生参加献血,则可以通过强制的方式实现“无偿化”。
   
   后来,我向学习法律的同学请教相关的法律问题,这才知道中国早已颁布了《献血法》。《献血法》中明确规定:“国家提倡十八至五十五周岁的健康公民自愿鲜血。”请注意,一是“提倡”,二是“自愿”——在大学中推行的献血活动,既非“提倡”也非“自愿”,而是如强盗般赤裸裸地“留下卖路钱来”。每年,北京市都有数十万大学生的公民权利受到粗暴的践踏,然而作为掌握了“先进文化”的精英阶层,大学生们却对这种“打上门来”的侵权行为忍辱负重、逆来顺受——也包括我自己在内,甚至就根本不知道存在着一部规定详尽的《献血法》。这恰恰说明,在我们这个社会法治观念是何等淡薄。就像教育部刚刚取消的“高等学校管理守则”中对在校大学生不准结婚的规定一样,这类明显违反宪法和婚姻法的“规定”,就那样施施然地在我们头上悬挂了数十年。不说一般学科的教师和学生了,就是法律系的教师和学生,居然也没有识破这些“规定” 完全是非法的,更没有采取法律的手段来使之取消。不关心自己的人权状况,遑论去关注弱势群体、“沉默的大多数”的人权状况;不懂得如何捍卫自己被侵犯的人权,又怎么能够去帮助那些更加缺乏知识、能力和资源的群体捍卫其被侵犯的人权?
   
   这一次大学献血政策的变化,固然让大学生们获得了献血的自由,但这种自由显然不是大学生自己争取到的。这种自由的复归,本来是理所当然的,并不值得大书特书,但卫生部门似乎认为这是一种恩赐。学校的管理者们也未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这种变化,比如《新京报》采访了北京工业大学学生处副处长周洪,周洪表示,硬性的指标取消的政策更加人性化,“以前我们也觉得学生不愿献血的情况比较难办,因为无偿献血不应强迫。”该官员的反应也仅仅是认为取消指标更“人性化”而已,而没有认识到这是从“非法”进步到“合法”。对于大学生一方来说,如果不是自觉地意识并追求的自由,那就不是能够稳定地享有的自由——它随时还可能被强势一方取走。因此,大学生自身自由意志的觉醒、法律意识的强化,乃是这个社会进步的第一步。
   
   
   ——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一日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Thursday, May 1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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