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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密西西比河的月光
·山坳上的中国教育
·读克里玛:生活在布拉格的三种方式
·生命是忧伤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真
·读《第四种权力》
·谁来主持正义?——读《基督山伯爵》
·睡狮犹未醒
·文字与脑袋
·阉割外国文学: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外国文学作品的分析
·我们有罪,我们忏悔
·忏悔:从每一个个体开始
·毫不妥协地面对邪恶
·徐友渔侧记
·究竟谁在败坏“忏悔”的名声?
·批评的自由与认错的勇气
·闸门在你的肩上
·冰冻的岁月
·疯人的辩护
·古战场的守护人
·禁书
·别尔嘉耶夫的精神挣扎
·沙皇的猎犬们
·内在的伤害
·妻子与助手
·倾听
·读巴纳耶夫《群星灿烂的年代》
·驻守托尔斯泰庄园的士兵
·童年的老师
·托尔斯泰:最后的出走
·眼泪
·医生的眼光
·真实的冬尼娅
·恢复我们的尊严
·眼睛与勇气
·假如他是一个老百姓
·《爱与痛的边缘》跋:为了痛,更为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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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老鼠爱大米》(大象出版社)
·谭嗣同三题
·斯堪的纳维亚的海风
·一街一巷总关情
·坐看云起的从容
·从令狐冲与傅红雪两个小说人物看金庸与古龙之自由观
·牛虻的忠诚
·锯木皇帝
·福克纳:一个羞怯的乡下人
·暧昧的日本,锐利的大江
·“我家”即是千万家
·“巩俐第四”
·“真实”的谎言
·拜寿与拜年
·被遗忘的角落
·唱歌的警察
·独裁者的末日
·对自由的恐惧
·遏制腐败的灵丹妙药
·过河卒子
·汉阳陵的秘密
·恢复体育的真谛
·奖项与版税
·杰出青年黄飞鸿
·警察不是万能的
·冷漠是一种罪恶
·刘璇的自由
·麻将王国
·美丽的灵魂
·摩尔的“母与子”
·莫把生活当相声
·傻子的自由
·未还的孽债
·物业管政府
·新的总是锐利的
·咫尺天涯
·最后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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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香草山》(长江文艺出版社)
·目录
·《香草山》(修订版)代序
·第一章 百合花
·第二章 鸽子
·第三章 葡萄园
·第四章 荆棘
·第五章 活水井
·第六章 苹果树
·第七章 风茄
·第八章 泉水
·第九章 蜂蜜
·后记:让我们在香草山上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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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压伤的芦苇》(长江文艺出版社)
·走不完的“五四”路——在北京广播学院的演讲
·皇帝的心思
·《压伤的芦苇》目录
·沉重的石头——读史景迁《天安门》
·赤子其人——读林语堂《苏东坡传》
·鼓浪屿访舒婷
·夹缝里的童心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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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概念,在学术研究中得到使用,最早大概是在俄国的社会学中。俄国有着浓厚的东正教传统,又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两百年来一直风云激荡。俄罗斯的文化人天生就具有沉重的道德紧张感,在对精神层面的、形而上的问题感兴趣的同时,也富于改造现实世界的热情和冲动。俄罗斯精神传统中的“罪感文化”最为突出,在两大文豪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人们能深切地感受他们所承受的约伯式的折磨。(注10)“罪感”的背面是“使命感”。俄国知识分子使命感之强烈举世罕见,他们选择了这样的社会角色:在社会停滞阶段,像先知般感受到即将来临的暴风雨,并向公众发出急迫的警告;在革命轰轰烈烈开展的时候,又不及后果地对革命的弊端提出反思和批评。无论在旧社会还是在新社会,他们都是如日瓦戈医生一样的“不受欢迎的人”,正如俄罗斯大诗人勃洛克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俄罗斯的伟大艺术家——普希金、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陷入黑暗之中,但是他们之所以有力量在黑暗中滞留和隐藏,是因为他们信仰光明。他们知道光明。他们中的每一位,正如同精心培育了他们的全体人民那样,在黑暗、绝望和经常是仇恨中咬牙切齿。然而,他们明白,一切或早或晚总是要焕然一新的,因为生活是美的。”(注11)虽然深陷于黑暗之中,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光明的渴望。无论在沙皇的监狱中,还是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无论在西伯利亚冰天雪地的流放地,还是在更加遥远的异国他乡,从“黄金时代”一直到“白银时代”,几代俄罗斯知识分子都没有停止哲学思考、艺术创造、文学探索和社会批判。他们的文化成果和思想结晶,让西方世界也为之叹服。
   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把“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同“精神创造”和“精神自由”联系起来,他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精神的代表,即是自由、意义、价值和品质的代表,而不是国家、社会阶层和社会利益的代表。精神的代表,精神文化的创造者拥有预言的使命。”(注12)他还指出,这种“预言的因素”在但丁、米开朗基罗、贝多芬、卡莱尔、尼采、易卜生、齐克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都存在着。这些知识分子面向的是民族、社会和人类的命运,独立、自由地说出“内在性”的真理,尽管经常遭到“石块的打击”,但决不保持沉默。与那些将人类的命运寄托与帝王、政治家和将军们身上的人不同,别尔嘉耶夫将人类的命运寄托于知识分子身上。即便处于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中,他依然坚信:“人类的未来取决于,精神的运动和社会的运动是否结合起来,更公正和更人道的社会是否与精神价值的维护、精神自由、人作为精神生存的尊严联系起来。”(注13)
   以上粗略地回顾了以法俄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形成与特征。总之,在我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是这样的:他们有知识和智慧,也有感情和热忱;他们是信仰自由和宽容的现代公民,反对极端主义和乌托邦思想,拒绝使用暴力的手段改变社会现实。他们的判断应当超越自身的利益,而以大多数公众的利益为出发点;他们负有传播和继承文化遗产的使命,同时又应当进行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创造。
   那么,让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在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有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知识分子”?古代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如何完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换?在这一转换过程中,他们遭遇了哪些困难和挫折,又获得了怎样的成功?
   (二)中国的士大夫传统
   春秋时期,士人作为一个阶层开始出现。随着周代封建秩序的解体,作为贵族阶级最低层的“士”,“恰好成为贵族下降和庶人上升的汇聚地带”。(注14)在“士、农、工、商”四个类别中,“士”雄居榜首,受到其他各阶层相当的尊重。
   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中国文化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在当时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如果把春秋时期的“士人”与古希腊的“智者”和“哲人”相比,区别是相当明显的。春秋时期的士人热衷于“争鸣”,但“争鸣”的目的是期望获得天子或者诸侯的青睐,然后顺利进入到权力体系之中;古希腊的“智者”和 “哲人”也喜欢“辩论”,但“辩论”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为了追求纯粹的真理、追求思维的乐趣。在诸子之中,除了稍稍有点哲学思考的老子和稍稍有点自由精神的庄子以外,无论是孔子、孟子还是荀子、韩非,他们思考的核心问题都是权力如何运作,他们最大的理想都是成为无限风光的“帝王师”——通过帝王对权力的授予,实践自己写在书本上的学说。孔子周游列国,得不到重用,便“惶惶如丧家之犬”,这样的人能有什么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呢?孔子自己就曾赤裸裸地说:“学,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而在古希腊,知识阶层的生存不依赖于权力者的施舍,他们背靠活泼的、庞大的市民社会,在这个市民社会中获得了精神上的支援和物质上的利益。因此,一位哲人会自信地对前来向他咨询国策的帝王说:“请你让开,不要挡住了我的阳光!”
   秦皇与汉武均是缔造专制制度的枢纽人物,如徐复观所言:“由秦皇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一人专制,顺此一政制的基本性格,至汉武而发展完成。他发挥了大一统的一人专制下的很大功能,也暴露出大一统的一人专制下的残酷黑暗。他之所以能如此,一方面是他凭借了七十年安定社会所滋生的力量;一方面也是凭借了他个人强大的欲望与生命力。在学术与人才方面,他一方面阻滞了社会上的自由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牢笼万有,而又缘饰以儒术。”司马迁被阉割乃是一个象征性的时间,被阉割的不仅是司马迁一个人,而是整个士大夫群体;被阉割的也不仅是生殖器,还有先秦时代士人身上“任侠”的自由精神。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兼有三重身份,一是儒生,二是法家,三是纵横家。三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以儒生的身份而言,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极其浅薄的伦理学,它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个简陋的思想体系中,“关系”比“人”本身更重要。个人只有被放置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精密的关系网络中,获得某种“身份”的认可,其生命才有意义。在专制帝国内部,没有天赋的“人权”,只有权力体系所赐予的某种“身份”。士大夫在经济上不独立,在人身上不独立,在精神自然也就不独立。按照孙隆基的说法,士大夫的传统官僚是没有受过行政的专业训练的,他们治理天下的本钱是对“圣人之道”的传颂。以孟子为例子,企图用美化古代尧舜之世这种“厚古薄今”的方式,来对军阀或流氓出身的皇帝施加压力。但是,士大夫的这一道德优越感是虚幻的,因为士大夫声称自己承担“道统”与“文统”,这一身份根本得不到帝王的“恩准”。因为从秦始皇开始,专制帝王便兼有“人君”与“教皇”双重角色,所有臣民都必须顺从其统治,并接受其承天之命、位居至尊的 “圣人”身份。(注15)进入西汉以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正式将儒学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如余英时所说:“‘士大夫’作为一广泛的社会称号始于两汉之际”,(注16)董仲舒为士大夫描绘了一幅无比美好的人生图景:“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汉书。董仲舒传》)也就是说,只要你今天好好学习,明天就一定有官做。余英时指出:“在汉代一统帝国的格局之下,知识分子所关怀的基本上是怎样建立并维持一种合理的群体秩序。” (注17)士大夫在帮助统治者维持专制秩序的同时,自己也从中分得一杯羹。从此,中国的文化阶层就基本上丧失了对自身价值的坚守和对彼岸世界的求索,而沦落为君王的帮凶、帮忙与帮闲。
   以法家身份而言,一旦为官,士大夫必将展现出法家的真面目,因为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学说只是幌子,无法落到实处,只有法家的刑名法术才能在施政中游刃有余。唐之魏征、宋之王安石、明之张居正等“一代名相”,无不深受法家思想的浸袭。在明清两代,科举出身的官员一般重用幕友处理政务,而这些所谓绍兴师爷则大都奉行法家的原则。所以,历代士大夫虽然鄙薄法家,但却无法脱离之。儒学是统治者寻求统治合法性的一块冠冕堂皇的招牌,而法家权术(如“厚黑学”等)才是他们具体实施的统治策略。晚清思想家宋恕说过:“自戎秦吞中国,以商鞅之教愚民,而孔氏之教隐,中国乃长夜亦!”(《宋恕集》)宋恕认为,“夜中国者”虽为商鞅,而中国的长夜漫漫无旦时,则要归罪于那班认贼作子、阳儒阴法的人物。他提出了“神州汉后四大罪人”的说法,这“四大罪人”分别是:“曲学媚盗”的叔孙通,“认法作儒,请禁余子”的董仲舒,“借儒张辞,排斥高隐”的韩愈,“舞儒合法”、“邪说持世” 的程颐。晚清另一位思想家夏曾佑也指出,由于荀子的弟子李斯相秦,“大行其学,焚坑之烈,绝灭正传,以吏为师,大传家法”。这些思想家虽然是站在原始儒家的立场上批判法家,却发现了中国政治传统的奥秘,即“儒表法里”也。(注18)
   以纵横家的身份而言,一言以蔽之,“翻云覆雨”也。在诸子著作以及《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史记》等典籍中读到了大量“雄辩”的文字。讨论者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和学术而阐发自己的观点,而是为了获得权力而寻找君王喜欢听的论点,即“投其所好”也。其中,最糟糕的就是苏秦、张仪之类的“纵横家”,他们今天可以游说六国联合团结起来对抗秦国,明天又可以劝说秦国出兵来攻打六国。他们的心目中没有正邪、善恶的标准,他们最终的目的不过是自己来掌权。对于战争造成的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他们不会有丝毫的怜悯之心。“合纵”与“连横”,即使在一天之间也可翻云覆雨,变幻莫测。这种“纵横家”的气质,深深地渗透到了中国历代文人的血脉中,而这正是最为显著的一种“反知识分子”特质。(今天盛行的大学生辩论赛也存在同样致命的弊端,对言辞的争夺超过了对真理的追求,这种“买椟还珠”式的活动人们至今仍然乐此不疲)
   关于士大夫的这三重身份,不妨以诸葛亮为例子来说明之。诸葛亮是中国文人理想的人格模式,但诸葛亮算不算是一个“知识分子”呢?诸葛亮的隐居是一种策略,就像姜太公钓鱼一样。,是向权力者作出的一种姿态,其目标是期待某位“明主”来“三顾茅庐”。至于这个“明主”是刘备、是曹操、还是孙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位“明主”一定要来“三顾茅庐”。如果来的是刘备,诸葛亮就会给他一个“蜀国版”的《隆中对》;如果来的是孙权,就会给他一个“吴国版”的《隆中对》;如果来的是曹操,则会给他一个“魏国版”的《隆中对》。诸葛亮考虑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帮助军阀扩大地盘和权力,并在这一过程中让自己也获得相应的权力。至于战争中要杀死多少人、要毁掉多少家庭,完全不在其考虑的范围之中。诸葛亮是“儒表法李”的人格模式的典型代表,羽扇纶巾的潇洒背后是“挥泪斩马稷”的残酷,他在治理蜀国时使用了不少法家的手段。在传统的价值体系内,诸葛亮的成功是多个层面的,所谓“立功、立言、立德”似乎都实现了,这就使他成为古代士人“文武双全”的人生典范。殊不知,诸葛亮成就再大,他也仅仅是专制体系中的一枚棋子而已,他并没有独立的人格和生命的尊严,权术和阴谋能让他在复杂的政治和军事斗争获得胜利,却贬低了人类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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