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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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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想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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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火与冰》(经济日报出版社)
·《火与冰》再版目录
·《火与冰》再版序言:文字的破冰船
·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惨案七十二周年祭
·薄酒与丑妻
·父亲的自行车
·那塔,那湖
·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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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边的故事
·牵手
·屠杀的血泊
·少年气盛说文章
·布罗茨基——诗歌与帝国的对峙
·龙性岂能驯——纪念陈独秀
·玩知丧志
·晚年悲情
·底层体验与体验底层
·流亡者
·婴儿治国与老人治国
·太监中国
·民主化进程中的旧俄、台湾知识分子比较
·卡拉OK厅中的男人和女人们
·钱穆:大师还是奴隶?
·人间世
·失落的“五四”
·军训的回忆——他们的世界
·读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叛徒们
·黑色阅读
·皇帝的新衣——剖析张承志
·今夜飞雪
·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勇敢者”游戏——与克林顿对话的北大学生
·舟的遐想
·思想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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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铁屋中呐喊》(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铁屋中呐喊》(修订本)目录
·《铁屋中呐喊》修订版序言:铁屋子与窗户
·不可救药的理想者
·残缺之美
·赤足之美
·激越之爱
·九种武器
·绝望之爱
·口吃的人
·谁是白痴?
·欲望号街车
·张楚:一个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为抽屉而写作
·反读《通鉴》
·“铁哥们”蒙博托?
·反叛之后
·孤独的蔡元培
·鲁迅三题
·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
·文人与人文
·向“牛筋”一样的牛津致敬
·向死而生
·新《子不语》
·知识分子:终结或再生
·对中学语文课本中所选杨朔散文的反思
·驳季羡林先生论中西文艺理论
·读奥威尔《动物庄园》与《一九八四》
·读陈寅恪的诗
·杜拉斯:爱是不死的欲望
·焚书
·读《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法西斯:未死的幽灵
·嘴踢足球
·重读杨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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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说,还是不说》(文化艺术出版社)
·《说,还是不说》自序:言说的自由
·为谁擦皮鞋?
·教育杀人
·魔鬼学校
·“我们就是法”
·是在读书,还是在坐牢?
·仅有“焦点访谈”是不够的
·孩子的书包有多重?
·用法西斯的方法打造的“神童”
·我见过的林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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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


   九月二十八日
   东史郎•大江山•双语文学杂志《蓝》
   一觉醒来已是朝霞漫天。海风与阳光一样往窗户中涌。

   早上九点辞别“丹羽庄”的主人,去东史郎家。此屋独自在村落的尽头,前面是山坡,后面的田地,再远处即为海岸。既近山又乐水,居住在此,可以仁智双修了。这比国内某些价值千万的豪宅好多了。
   老人在门口迎候我们,中等个子,满头白发,眼镜背后的眼睛灵气四动,神清目朗,一看就能感觉出乃人中之上品。虽然已经九十岁了,但精神还十分健旺。
   东史郎夫妇迎接我们进入客厅。他们的居室内装饰着中国友人赠送的各种书画,典雅而古朴。另外,还有若干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机构赠送的工艺品。可见,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说真话的东史郎享有崇高的地位。其实,东史郎所做的一切,如果放在在德国则再普通不过了——大部分德国士兵都敢于讲述自己干过的坏事并表示深切忏悔。而在日本,直面历史却显得难于上青天。
   东史郎在战后曾经营电影院,事业相当成功,当时住的房子比这大得多。因为出版日记惹来官司,便开始为捍卫自己说真话的权利而奋斗。十多年来,他在应对诉讼上花费了无数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自己聘请三位律师去中国调查历史事实。最后不得不卖掉大房子,换成了现在居住的这个小房子。
   老人告诉我们说:“目前日本还有一百万幸存的老兵,即使他们都反对我,我也要坚持到底。那些告我的人都是当年的军官,而我只是普通士兵。但是战争已经结束,我们不再存在上下级的关系。我不会认输。”他正在写一本新书,将讨论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也许更难在日本出版,且会遭到右翼暴力团的更大反弹。他拿出厚厚的手稿给我们看,全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写的,字字都可见出作者的心血。
   东史郎的妻子久江女士给我们端来一盘水果之后,也坐下来跟我们一起聊天。推开隔板,清晨柔和的阳光流泻进来,老人的银发在阳光中飘动,像是一群流动的音符。两位老人的恩爱让人感动不已。
   几年前,东史郎赴东京出庭,只有妻子一个人在家。这时,右翼暴力团开着三辆宣传车围着这幢小屋,叫嚣:“杀死卖国贼东史郎!”在这个宁静的小渔村,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邻居们都惊恐万分。
   报警之后,警察反应冷淡。久江女士说:“刚开始我也感到害怕,埋怨丈夫的做法。后来逐渐理解丈夫,为丈夫敢于说真话而感到自豪。” 在日本,说出“皇帝什么都没有穿”的真话的,不是孩子,而是一位老人。然而,大部分日本人都对东史郎没有好感——注重“面子”仍然是日本人重要的生活方式,那些打破“面子”观念的人自然不受欢迎。
   日本文化中有深厚的“集体主义”和“从众”的传统。当大家都不说话时,那个站出来说话的人一定会遭到排斥——至于他说的是不是真话,反倒没有人去深究了。美国历史学者法兰克•吉伯尼在《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一书中指出:“毫无疑问,许多日本人对这类野蛮的军国主义表现顺从是出于不得已,但几乎没有人反抗。少数人,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还是所谓‘另类’,在日本社会都很孤立。在大吹大擂的战时鼓噪中,想要站出来、就更艰难、更不同寻常。许多士兵——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日记里记录下他们的遭遇。但对军旅生涯之恐怖,一般讳莫如深,因为在一九三零年代,言论管制几乎无所不在。……在军国主义的外罩下边,人的尊严在日本军队里也并非完全缺席,只可惜明显不受欢迎。”
   当年,像东史郎这样有写日记习惯的日军官兵相信会有很多,但是鲜有人敢于将其公开发表出来,即使是战后半个世纪之后,日本社会已经实现了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这时,老兵们面临的是另外一种恐惧——否定自己的恐惧。正如法兰克•吉伯尼所说:“军队征召系统覆盖全国,几乎无所不能。适龄者常常被召集两次甚至三次,派遣到中国或二战其他战场服役,生活条件坏到无法言说。但依旧有些人,穿过漫长的岁月,温暖地回忆起战斗中建立的袍泽情谊。有些人心怀恐怖地回想起对他们的灌输,尽量把此类景象从自己脑海里驱赶出去——这也是为什么对这段日子的回忆来得这么迟。”战后,德国和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都出现了波涛汹涌的“反思文学”浪潮,而在日本文学界,大部分人都还在“犹抱琵琶半遮面”。在看重“面子”方面,日本人比中国人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表面上早已实现了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日本社会,其实还存在着另外一种内在的“不自由”——不允许揭露历史的伤疤。在日本,回忆战争的真实情况,即意味着破坏强大的“潜规则”。因此,大部分老兵的选择与东史郎迥异,他们或者沉默,或者参与美化战争罪行。对此,法兰克•吉伯尼的观察是极其准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这类事情还是决意被忘掉。确实,日本这些年来,似乎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对过去战争期间模糊记忆的怀念。战争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此大家都没有异议。但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把它忘记。”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史郎几乎是孤军奋战,他首先开启了“一个人的记忆”。我好奇地询问说:“您的子女对您的言论如何看待?”
   东史郎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我的子女都在京都工作,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也许,老人有难言的苦衷吧。我推测,老人的子女大概并不支持父亲的作为。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了,我们告辞上路。两位老人一直等我们的车开出很远,还站在门口向我们招手。我想,无论环境多么艰难,他们会把真相一直诉说下去的。
   中午在路上一家颇有名气的餐馆吃荞麦面。此地的荞麦面果然不同寻常,名之曰“鬼荞麦”。在日本的民间文化中,“鬼”并不可怕。许多地方特产和玩具都以“鬼”为名,不但不会感到不吉利,反倒有一种幽默和拙朴的气氛在里面。老板告诉我们,在民间传说中,对面的山上常有小鬼出没,人吃了荞麦面,鬼便避让三分。于是,当地人便把荞麦面取名为“鬼荞麦”。周作人在《鬼念佛》一文中说:“日本讲鬼那是妖怪的故事,有许多好的,可以和中国古代的志怪相比。”这一碗小小的荞麦面,让我想起“花妖狐魅,多近人情”的《聊斋》来。日本民间还保存着许多中古的想象和浪漫的传说。
   路途中,猪八戒还带我们参观了大江山。此处曾有两百多名中国劳工,他们被强迫在条件恶劣的镍矿中工作。在一个小小的山头,我们看到了矿场昔日使用过的烟囱,这是集中营唯一的证物了。另外就是一个小小、措辞模糊的碑石,虽然声称是纪念死难的中国劳工,却毫无道歉之意。这个小小的碑石,能够告慰那些在此被虐待致死的中国同胞吗?
   猪八戒告诉我们,中国劳工的宿舍就在河对面,当时全用高墙围起来,晚上大门上锁。他们根本就是没有人身自由的现代奴隶。据调查,二战时期,日本境内使用中国劳工的奴隶集中营一共有一百三十七处。战后只有花冈和大阪两处强制劳工的案件受到了审理,其余已经逐渐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尤其悲惨的是,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许多地方的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奴隶劳工依然“身份不明”。中国奴隶劳工要求盟军给予日军俘虏的待遇,而日方企业为了推卸责任,则狡辩说他们都是合同制工人。
   山下有一处老式驿站的“加悦驿”,其老房子保存完好,成为一座交通博物馆。旁边还有各种老式火车的展览。日本非常注意对古迹的保护,一个不起眼的驿站也被保护起来当作博物馆。而我们却在以现代化建设的名义大肆毁坏自己的文明遗产,仅在山西一省每年就有数百处文物古迹遭到破坏。许多中国青年只是喜欢充当网络上的“爱国粪青”,在网上以匿名的方式发泄一时的“爱国热情”,却没有几个人愿意踏踏实实做点真正对于“爱国”有益的事情,诸如保护文物等等。
   八戒又驱车上路了。路上下起了扬扬洒洒的小雨。在白色的荞麦花之间,忽然看见一簇鲜红的花朵——其茎挺拔,翠绿近乎透明;其花在雍容华贵之中又有某种哀婉忧郁之气。这是一种国内没有见过的花。
   老田告知,此乃“彼岸花”,又称之“曼殊花”。且不说日本家庭中常见的插花,就是在日本的田野之间,也时时可以看见各种优雅的野花。日本近代诗人小林一茶有俳句云:“在我们国里就是草也开出樱花来呀。”日本确实是一个爱花的民族。
   半路上已经给刘燕子通了电话,她听见我的声音,对于我突然从天上掉到了大阪非常之吃惊,约好六点左右到宾馆见面。
   下午五点,终于进入大阪市区,这是一个与东京相似的大城市,又是汹涌的人潮和车流。我们在中之岛上观赏了一些明治时代的老建筑和如今的新建筑,如中央公会堂、大阪市政府、东洋陶瓷美术馆、日本银行大厦等。这些建筑在西洋张扬的风味之中,又融入了一些日本人的内敛。
   我们下榻的宾馆是“山西福祉会馆”。此“山西”与中国的山西无关,而“福祉”一词表明这是一所隶属基督教青年会的宾馆。我在大堂等燕子来,跟她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孩,是正在东京都立大学念文学博士的刘怡。我们一起去旁边的商场吃饭,并谈及日本生活的种种的感受。吃完饭后,燕子陪我去阪急店逛逛,帮我给妻子挑一件衣服作礼物。
   一走进商场,每一个服务员都如同接待贵宾般地九十度鞠躬,然后用柔美的声调说“欢迎光临”。这些纤美柔弱的日本女子,身上真有一种古代的美感。如此周到的服务,让我有“受宠若惊”之感,因为在国内很难享受到这种服务。燕子告诉我,这就是日本服务业的特点,她早已习惯了。
   日本的服装做工精细、设计雅致,就是太过昂贵。我挑选了一件白色带花边的衬衣和一件蓝色的薄毛衣。有点职业装的风格,却有有几分古典的淑女韵味。店员迅速包裹好,一瞬间就成了一件包装精美无比的礼物。日本的包装亦是一大特色,每个漂亮的包装都让人舍不得打开,每个色彩斑斓的盒子都让人舍不得丢掉。日本人总是努力将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做到艺术化和审美化。
   完成给妻子买礼物的任务之后,我和燕子找了一家咖啡馆聊天。这家咖啡馆在商场二十多层的楼上,窗外可以望见大阪市中心的车水马龙、万家灯火。这是一个空气里弥漫着欲望和消费的城市,它像是一颗过于成熟的果子,轻轻一碰便汁水四溢。
   燕子谈及办文学刊物《蓝》的辛苦,几泪下。但是,人们的不理解和冷漠并没有浇灭她内心深处文学的火焰。她用那柔弱的肩头,和朋友们一起承担着这份杂志繁重的编务工作。在海外,留学生们一般都处于严峻的生存压力之下,除了念书就是打工,哪里有闲暇时间和心思继续关心文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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