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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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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人情恨不如
·问谁同是忆花人
·又踏杨花过谢桥
·紫骝认得旧游踪
·长恨涉江遥
·从今屈指春期近
·人情似故乡
·伤心最是醉归时
·深情惟有君知
·天将离恨恼疏狂
·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
·一寸狂心未说
·一棹碧涛春水路
·正碍粉墙偷眼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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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中国教育的歧路》(香港晨钟书局)
第一卷 凄雨冷风说北大
·谁是北大最优秀的学生?
·北大需要五星级酒店吗?
·北大之殇,可谓国殇
·致没有三角地和旁听生的北大
·北大教授的书房
·北大教授与小学教师
·北大教师的“造反”与教授治校的前景
·中文大学的老树与北大的老房子
·怀念一位远去的北大学长:沈元
第二卷 高等教育的忧思
·还大学生以献血的自由
·大学之门,向谁而开?
·大学的危机与人文教育的缺失
·学历的危机与诚信的缺失
·最有思想的教授最清贫
·“教授”是一种高贵的称呼
·美丽的灵魂,死于不美的时代
·大学不是制造愤青的工厂
·寻求大学的尊严,寻求经济学的尊严——与邹恒甫对话
第三卷 基础教育的困局
·爱的影子
·从中学生萌萌的妙语看今天的师生关系
·忘记孩子的国家没有未来
·我为什么要揭露“爆破作文”的谎言?
·致人于死地的教育非改不可
·解开芬兰的奇迹背后的秘密
·以“童子军”取代“仇恨教育”-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
·雷锋与盖茨:谁是真的英雄?
第四卷 知识分子哪里去了
·贺谢泳受聘厦门大学
·误人子弟的杨帆应当下课
·知识分子是“牛虻”,也是“春蚕”
·钱钟书神话的破灭
·知识分子的使命是说真话
·余秋雨:文人无行,忏悔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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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香港晨钟书局)
·《白昼将近——基督信仰在中国》目录
第一卷 我们的罪与爱
·一颗历尽沧桑依然发光的珍珠——读刘德伟《一粒珍珠的故事》
·迎接中国福音传播的第二个黄金时代——读赵天恩《中国教会史论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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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一个暧昧的国度


   九月二十七日
   三根山•观音与战犯•丹羽庄
   早上六点起床,先将大部分行李存在旅馆,然后携带摄像机坐火车前往爱知县三根山。火车站如机场般整洁,商铺皆井井有条。而火车的时间几乎分秒不差,这一点欧美诸国亦无法做到,中国就更不用说了。我是一个对时间最为敏感的人,也最厌恶不遵守时间的人与公司(如中国国内以晚点为家常便饭的航空公司)。因此,我对日本的火车公司极为佩服。

   车上有几位盛装的中老年妇女,她们穿着传统的日本服饰,脸上有一层厚厚的白粉,脚上则是雪白的袜子与木屐。老田小声告诉我,她们要么是去参加祭祀活动,要么就是艺妓。她们还携带着各种乐器,互相之间谈笑风生。
   我继续阅读周作人的文章。周氏谈到中国对日本的研究,引起我的思考。他指出,日本人不应当蔑视后进的中国,中国人更应当虚心了解日本,“中国人不了解日本,以为日本文化无研究之价值,日本语三个月可以精通,这种浅薄谬误的意见实在有改正的必要。……说起日本来,差不多没有几个人敢说知道,数十年来留学日本的虽不少,但大都学的是日本人从西洋承受过来的东西,不是日本自己的东西,日本的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宗教等真正日本的精神文明,从来没有人问津过,因此至今还是一个谜似的,因此中国对于日本的毁誉都不得当。这是一个莫大的缺憾。我们认为这个缺憾是应当填补的,而且这填补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亲日派”的嫌疑》他直率地批评了国人“老大帝国”的心态:“中国在他独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但事实上却并不然,大家都轻蔑日本文化,以为古代是模仿中国,现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这种虚妄的自大心于国于己均有害而无益:“中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从什么地方学来了一种虚骄之气,以为我们是天朝,是有正气的,什么外国,只消我们一顿叫嚣,便自销声匿迹,用不着什么对抗,更不必说研究了。这种脾气,自鸦片战争,拳匪,以至现在,一点儿都没有变。这个劲敌,即不肯知己知彼的态度,对英如此,对日尤其如此。”(《日本与中国》)周氏的批评今天依然有鲜活的生命力,这是批评者的悲哀——时间已经过去了七十年。中国人自以为是心态,何时才能改变呢?
   周作人认为,这种隔膜的情形不仅不利于中国,亦不利于日本。日本即便在中国寻找所谓的“亲日派”,也找不到真正的“知日分子”。奴才永远成不了知己,周作人对日本朋友如是说:“日本的朋友,我要向你道一声歉,我们同你做了几千年的邻居,却举不出一个人来,可以算是你真的知己。但我同时也有一句劝告,请你不要认你不肖子弟的恶友为知己。请你拒绝他们,因为他们只能卖给你土地,这却不是你的光荣。”(《亲日派》)
   我在做近代文学和思想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发现近代以来中国与日本之间纠葛甚深。推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若干关键人物,都与日本有莫大的渊源,无论是维新派的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还是革命派的孙中山、宋教仁、秋瑾;无论是北洋军阀袁世凯,国民党党魁蒋介石;以及文坛巨子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等。厘清中国近代历史之脉络,亦必须厘清日本近代历史之脉络。
   就现实意义而言,今天的中日同为亚洲大国,互相之了解与交流相当重要。我发现日本的学术刊物中研究中国的论文水准极高,仅仅看看论文题目,就知道他们对中国的研究深入到了令中国学者为之汗颜的程度。然而,中国学术界对日本的研究,水平之低却实在让人面红耳赤。尤其是时政方面的研究,因意识形态、学术体制及传达渠道之陈旧僵化,使得相关研究变成“唯上”之研究,脱离了学术“求真”之本质。因此,学术研究未能给高层决策提供前瞻性的思路,而造成中枢之对日政策亦摇摆不定。学术不独立,学术的价值则荡然无存矣。与秦导谈论这些话题,未尝不连连摇头叹息也。
   到三根山站,我们在车站里等候老田在当地的朋友平山良平。这是一个小镇的车站,仅有一个小小的卖当地特产的小店。有趣的是,小店内还供着一个类似土地公公的泥塑菩萨,与真人差不多大小,像放大了的不倒翁。这个老头脸上的表情幽默生动,好像在与他的老太太怄气呢,让人见了忍俊不禁。这也是日本民间很好玩的一种传统信仰,他们把菩萨看作身边的友好的朋友,而非遥远的可怕的神祗。
   一刻钟之后,平山良平先生开着一辆丰田旅行车来接我们。在日本,我们几乎看不到一辆外国车,满街跑的都是丰田、本田、日产几大公司的车。这一点与美国不一样,在美国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品牌的汽车,美国本土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不到一半。日本的市场有相当的保守性。
   平山良平大约四十岁左右,皮肤黝黑,衣着简朴,礼貌周到。他自我介绍说,他是名古屋市立千鸟丘中学的体育教员,业余从事战争历史研究和禁烟宣传工作。在他名片的背面,有他组织的禁烟协会的电话和网址。
   车行过一段海滨公路,外侧就是浩瀚的太平洋。蜿蜒的沙滩洁白如盐。在日本旅游,一大好处就是,随时都会与大海相遇。你要想亲近大海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因为这里就是大海中的岛屿。
   我在路上与平山良平谈起了禁烟的话题,我与秦导都是禁烟活动的积极支持者。平山先生告诉我们,他到学校担任体育老师之后,很关心学生的健康问题,发现很多学生都染上了吸烟的坏习惯。另一方面,学校里的老师抽烟的也很多,课余时间都在办公室中吞云吐雾。他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因为这既伤害了自己的健康,也为学生们作出了坏的表率。平山多次提出批评意见,可惜不为校方所采纳。于是,他自己创立了一个校园禁烟协会,有许多老师和学生参加,他们向地方议会提出了立法在校园中禁烟的要求。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当地议会通过法案,规定任何人在校园中都不得吸烟。
   平山良平笑着对我们说:“这是一个小小的胜利,我们还会继续努力的。我从事的揭示战争真相、迁移战犯纪念碑的宣传活动,与禁烟活动很相似,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民众的支持。”这样的公民,就是我所欣赏的现代公民。
   我们沿着弯弯曲曲是盘山公路上山,去拍摄当地鼎鼎大名的“殉国七士庙”及各部队战死官兵的碑林。这里的碑林和陵墓群形成于六十年代,虽然当地许多老百姓都不同意,但地方官员认为能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便在此划地修建,连上山的公路也是自卫队投入巨资帮助建造的。
   在即将到达山顶出,“殉国七士庙”如山门般矗立在路边。这是一块巨大而厚实的石碑,“殉国七士庙”这五个字乃是“战犯首相”岸信介所题。战犯当首相,如果发生在德国真是骇人听闻,而发生在日本似乎是理所当然的。所谓“殉国七士”,乃是东条英机等七名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死的甲级战犯。为甲级战犯建立如此堂皇的纪念碑,在德国也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而在日本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我在日本有这样一种感觉,日本之物品一般都比中国小一个尺寸,显得小里小气的。此碑却用一整块硕大无比的石头刻成,其尺寸之大在全日本亦属罕见,完全可以同“大东亚圣战大碑”相媲美。
   再往山上走,即是各种战犯和战时的官兵们的碑林。在绿树环绕的大理石台阶上,有一“七士碑”。在此碑前面,正好有若干衣冠楚楚的老兵在举行参拜仪式。这些老态龙钟的老兵,个个西装革履,神态虔诚,腰杆笔挺。
   待他们参拜完毕,我们前去采访,其中一名秃头老兵昂首对我们说:“七士都是爱国者,他们比今天那些把钱塞到自己口袋里的国会议员好。”
   另一身体干瘪的老兵告诉我们,他曾在中国东北和冲绳作战两年,受尽折磨,他个人当然不喜欢战争,但是“国家强迫我们去打仗,我们不得不去。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因为战败了就说战争不好。对日本来说,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是好事,虽然对中国不一定好。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立场。那场战争起因是英美先侵略亚洲,日本才不得不发动战争。”
   我便继续追问之:“欧美是侵略,日本难道就不是侵略吗?日本的行为与欧美有什么区别呢?”
   他无法自圆其说,只好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我想日本也是侵略吧。”
   在“七士碑”四周,还有“大岛碑”、“万世太平碑”以及标注着各部队番号和战绩的数十种碑石。如此草青树绿、云淡风轻之地,却被这些战犯的丑恶灵魂给玷污了。站在高处可以望见远处的大海,也许后人把战士者的坟墓修筑在这里,是想让他们的灵魂能够眺望到他们丧命的南洋。
   平山先生说:“我自己是不愿意到这里来的,只是为了陪同你们的采访才不得不来。我看到这些东西就厌恶。”他告诉我们,数百米外还有“比岛观音”塑像及其周围的墓群。它们与“殉国七士庙”略有区别,一些死难者家属不愿意将亲人的骨灰与甲级战犯们放在一起,便决定另外选址。于是,以高高的“比岛观音”塑像为中心,集中了一批相对民间化的墓群。“比岛观音”面对壮阔无际的太平洋,安享宁静。百万战死南洋的日本官兵,其灵魂可曾得到解脱?
   然而,此处亦有战争的硝烟的痕迹:除了“比岛观音”之外,还有以各种地名标示的不同的观音,如以“安徽观音”纪念在安徽战死的日军士兵。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文化和信仰,慈爱与杀戮、博爱与侵略、观音与士兵居然能被和谐地放在一起。建碑者居然不觉得这有什么矛盾之处。日本人对美的追求与对恶的张扬往往分不开,他们混淆了基本的界限。
   在研读这些碑文的空隙里,老田向我谈起了他父亲的往事。其父是一名侵华日军辎重部队士兵。在衡阳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作战顽强,日军伤亡惨重,其父差点被派上前线送命。日本投降之后,其父被关押在湖南岳阳的一个村庄里。当地百姓以德报怨,省下粮食给他吃。并好心告知,不要急着回日本去,听说日本被原子弹炸得很惨。
   几年前,老田曾经陪同父亲去湖南,探访当年住过的那户老百姓。他们乘坐的小轿车没有办法走乡村小路,给困在了半路上。幸亏遇到当地的乡党委书记,慷慨地将越野车借给他们使用。当年的那座老房子还在,可惜照料其父的老大娘早已过世。老田说,看到父亲泣不成声的样子,使他更愿意为中日和平做点事情。
   中午回到三根山火车站,在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午饭。与平山先生告别后,我们乘火车回丰桥。去饭店取回寄存的行李,再乘新干线去新大阪站,一路上时间安排得环环相扣。
   下午五点,我们到达新大阪站。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劳工问题的旅日华侨猪八戒前来接我们。他的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想不会是他的本名。后来我悄悄问老田,他告诉我说,这是为抗议石原慎太郎侮辱中国人的言论,而故意改的一个非常“中国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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