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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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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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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几番魂梦与君同——小山词中的爱欲生死》目录
·几番魂梦与君同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半镜流年春欲破
·不眠犹待伊
·唱得红梅字字香
·可怜人意,薄于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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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文人不帮闲?——读王彬彬《文坛三户》

余杰(美国)

   我很喜欢读王彬彬的文章,在门户森严、批评变成表扬的文学评论界,王彬彬是一个不被学院派的贵族们所喜欢的“异数”。某些雍容华贵的老先生指斥他为“骂派”,说他以“骂人”之术来求得自己的出名。然而,学者丁帆在评论王彬彬的时候,却有一番诚实而中肯的话:“如果作一自我反省的话,我以为,包括我在内的苟且‘学者们’,都没有‘保持一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尼采语),失去了一个学者对当下社会现实生活应有的文化批判立场,我们不引以为愧疚,反而还要去指责勇者的缺点,恐怕这正是中国当下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悲哀!把有文化批判锋芒的思想批评,排斥在学术和学理之外,这更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甚至是可耻!”这是近年来我很少听到的沉默的“成人世界”对那个勇敢地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由衷的认同和赞赏。但是,丁帆这样的君子是极少数,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成人”比皇帝本人还要仇恨孩子,因为孩子的勇敢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于是,那些面对强权的时候无比懦弱的家伙,在攻击和辱骂孩子的时候却显得相当的英勇。

   王彬彬并没有拒绝“箭垛”的命运。在新作《文坛三户》中,他第一次集中凸显了由金庸、王朔和余秋雨所组成的“帮忙”与“帮闲”的“三重唱”。表面上看,金、王、余三人在年纪、身份、性格、文风、读者群体等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但王彬彬却发现了他们在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他们的作品都属‘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现实的冲动,是他们的作品共有的特征。”金、王、余三人不是传统意义上身份单纯的作家或者学者,他们在相当深广的程度上、以丰富多彩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建构,比如金庸之创办《明报》、王朔之投身影视、余秋雨之“凤凰之旅”。他们的作品拥有巨大的印数和读者群,他们在传媒上的声音也被无限地放大。因此,剖析和评述这三个人物,旧式的文学理论远远不够。王彬彬也深知这一工作的艰巨性,他引入了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以及历史学的视角,通过对已有的“批评”的“再批评”,使得《文坛三户》不再是一本文学圈子里的讲义,而是一张给当代文化的栩栩如生的素描。

   对于金庸的武侠小说,我既不同意严家炎教授将之高估为“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也不同意王彬彬将其全盘否定为“文化糟粕”。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作为民间文化组成部分的“侠文化”,固然有其暴虐的一面,但在面对儒法一体化的专制道统和统治术的时候,却也不乏正面的意义。这也正是太史公为什么要为游侠们作传,而《游侠列传》也成为《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的原因所在。当人类进入文明和法治社会之后,“侠”便消褪为一种梦想和游戏,在中西方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比如英国有罗宾汉的传奇、美国有西部牛仔的故事,好莱坞的《007》也长盛不衰。中国的武侠片在最崇尚法治的美国颇受欢迎,《卧虎藏龙》更是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难道我们能说因为美国人喜欢武侠片,就证明他们中了专制文化的毒吗?我认为,武侠小说和武侠影视不过是消遣读物而已,无须对其“过度阐释”。欣赏和否定的两派,都犯了同样的、“泛意识形态”的错误。当然,金庸小说和金庸其人应当分开来看——金庸小说承担不了“帮闲文学”的使命,但金庸其人近年来却作了不少帮闲的表演,诸如在浙江大学的演讲中大谈“大学生要向解放军学习”云云,让我如同吃了一只苍蝇一样恶心。

   《文坛三户》中对王朔的分析更加精彩。循着朱学勤的思路,王彬彬深入梳理了王朔与“大院文化”之间的关系。当年,我阅读朱学勤先生评论王朔的文字时,不禁拍案叫绝。朱先生在绝大多数文章中都保持着自由主义学者的谦和大度,唯有在谈及王朔时,才显示出了压抑不住的激愤来。我理解他的这种激愤,因为他谈论的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王朔,而是一种反文化的文化现象、一种反平民的“伪平民写作”。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崇尚暴力和斗争的“毛氏思维”——它给当代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以王朔的小说和言论为素材,王彬彬概括了“大院文化”的特色:大院子弟认同并捍卫严格的等级制度,宣扬残酷的“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敌视文化、知识以及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王朔是大院里的孩子,他与北京本土的文化传统(如老舍的北京、《城南旧事》的北京)毫无关系。有人仅仅因为王朔在小说中运用北京方言就认为他是“京派作家”,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王朔只能是“毛派”——今天能够让他实现“鸿鹄大志”的,是“毛派”游击队最活跃的尼泊尔山谷。

   我同意王彬彬对余秋雨的一个整体性的评价,他认为:“余秋雨是反对学者固守书斋的,他走出了书斋,但却没有踏上大地,而是飘荡在云空。他所说的每句话似乎都与现实有关,但却几乎没有一句能落到实处。也可以说,余秋雨是以一种积极投身现实的方式在巧妙地逃避着现实。他比许多固守书斋的知识分子离现实远得多。余秋雨的文化姿态的确显示出他有着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这使他获得了巨大的世俗成功,但也妨碍了他在学术和艺术上创造出更高的价值。”这一评价是客观而公正的。我注意到余秋雨的那篇写庐山的才情潇洒的文字,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与庐山的渊源都被他写得淋漓尽致。然而,作者偏偏回避了“庐山会议”这一重要的史实。当年,庐山上的那场“神仙会议”直接决定着千万凡人百姓的生死存亡和中国当代历史的基本走向。博学多才的余秋雨不可能不知道领袖们曾经在庐山上开过会、不可能不知道彭德怀的悲惨遭遇、不可能不知道当时饿殍遍野的事实,而他在明明知道的前提下故意回避,其背后的利弊考虑显然是耐人寻味的。此一例子足以说明余秋雨有着“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而正是这种“超凡的世俗理性和生存智慧”,导致了中国文人普遍的“软骨症”。

   王彬彬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讨论“忏悔”问题以及我对余秋雨的批评。在“余杰有多大的失误”一节中,王彬彬指出:“余杰最大的失误在于把‘忏悔’与基督教情感、基督教意识、基督教观念搅和到一起。”他进而认为:“余杰的文章,之所以招来许多人的嘲讽和批驳,与他的那一套基督教神学话语该有相当的关系。”我同意他后面一个现实的描述,但我认为,这不但不是我的失误,反而是我讨论这一问题的最终目标。从策略上来说,如果不引入基督教话语,的确更容易让我的观点为国人所接受。但是,我要追问的是:脱离了信仰的背景,讨论“忏悔”还有什么意义呢?虽然佛教中早有“忏悔”一说,但只有在基督教文化中,“忏悔”才作为人类精神的一维全面地呈现出来。没有对人本体的“罪性”的认识,自发地产生“忏悔意识”是不可能的。对我来说,坚持自己所体认到的真理,比获得别人的赞同和表彰更重要。尽管嘲讽和反驳我的人多,并不能说“正确答案”肯定就在多数人的那边。

   即便是王彬彬这样一位优秀的文艺评论家,也对信仰和宗教问题表现得如此淡漠乃至反感,这让我感到非常遗憾。同时,这也显示出在当今中国,信仰的缺失是何等严重。我对余秋雨的批评和对“忏悔”问题的关注,其实是想凸现出“有信仰的人生”与“没有信仰的人生”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差别。没有信仰的人生只能是“优孟人生”——知识改变不了生存的质量,文化也改变不了生存的质量,唯有信仰能够像光一样照亮我们的生命。在我的几篇相关的文章中,“忏悔”显然比“余秋雨”重要,“引进新的精神资源”显然比“考据历史旧账”重要。然而,进入到公共传播领域之后,“重要的”却变得“不重要”了,而“不重要的”则变得“重要”了——这就是媒体的“魅力”。“忏悔”迅速成为一个“时尚”的词汇广泛传播,后现代文化展现出其强大的解构能力,“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在一瞬间就变成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因此,这场讨论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刘小枫在的《拯救与逍遥》中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峻性,他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汉语思想界日渐忽视或轻视西方精神结构中的犹太——基督教精神传统,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在今天这样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转型期,我们不能继续无视信仰的意义。尽管王彬彬不无尖刻地批评我“以一种基督教神学家的口吻来阐释‘罪’和‘忏悔’”显得“有些荒谬”,但是我想反问的是:既然你已经发现了“帮闲”是中国文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帮字号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潮,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可怕的状况呢?文人选择“帮闲”的角色,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缺乏恒定的信仰吗?如果没有新的精神资源的引入,仅仅依靠中国本土儒道释法的传统,是否能够锻造出崭新的人格形态来?昔日梦想“为天地开太平”的新儒家诸子,在“伟大领袖”的面前,哪一个不是五体投地呢?今天顶着哈佛耶鲁博士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在巨额金钱的引诱下,哪一个不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品性的改变、人文精神的树立、学术尊严的确定以及良心的呵护,都需要恒定的信仰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我们无法求助于我们自身的传统,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精神资源,正如刘小枫所论:“深渊与拯救乃西方精神中涉及个体和社会的生存意义的恒长主题,一如出仕与归隐是中国精神中价值抉择的恒长主题。在犹太——基督教精神传统看来,人处身于罪的沉沦与上帝的拯救的中间状态。人的自由意志属于坠落与得救的生存抉择,人生的潜在可能性恰恰在于光明变黑暗、天使变魔鬼的辩证法。圣子耶稣流泪的双眼正因为看到人的德性的脆弱,方才以自己的亲身受难和自我牺牲的爱托付难免跌倒的人身。”儒家虽然号称“内圣外王”,但从来都是自欺欺人。在没有信仰、也没有爱的中国,只能诞生郭沫若、余秋雨之类才华横溢的“变色龙”,而出现不了像马丁·路德·金、索尔仁尼琴、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这样成为道德和文化象征的知识分子。批评一个余秋雨改变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面貌,面对无穷的利益的诱惑,“文坛三户”还会“长江前浪推后浪”般地涌现出来。

   --------------------------源自《议报》162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此文系本刊首发,欢迎其它各类刊物转登转发,但是请注明出处和本报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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