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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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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自由主义”在中国不是一种纸上的理论,乃是一种生命实践方式。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辨析自由主义内部各流派的异同,固然有其价值,但在中国更重要的却是“爲自由而生活”。这是一种与专制抗争,与一切让人不自由的制度抗争的生活姿态,有时需要爲之付出惨痛的代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均笼罩在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之中:台湾笼罩在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戡乱条款”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大陆则持续展开了“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等一系列以知识份子爲整肃物件的运动。然而,尽管外部环境极其险恶,海峡两岸都涌现出了若干“我以我血荐自由”的优秀知识份子,雷震和林昭就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降,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一贯主张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们相信代议政治、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等理念,并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诚心诚意地身体力行。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迁到了孤岛台湾。第二年,台湾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著名自由知识份子雷震便邀请了胡适、殷海光、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胡适一直支援《自由中国》,他相信言论自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由于这种自由主义理想的号召和影响,以胡适和雷震爲核心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逐步形成了《自由中国》的强大阵线。他们把直言不讳当作荣誉,对当局措施和时政发表评论时均直抵黄龙,毫不留情,用词遣字针刺当局的痛处,毫无遮掩,极具震撼力。

   一九五四年,《白由中国》刊出《抢救教育危机》,痛批党化教育之害,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下令开除雷震党籍。一九五六年,蒋介石七十寿辰时,《自由中国》出刊“祝寿号”,尖锐批评蒋介石在人格上的缺陷,抨击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反对国民党在军队中设立党部。这期刊物轰动一时,一版再版,引起许多国民党官方刊物的围剿。雷震受到了特务的盯梢和恐吓。然而,他毫不退缩,随时准备赴死,并且坚决不请求美国大使馆保护。当时《自由中国》最年轻的编辑、女作家聂华苓在回忆录中写道:“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参阅聂华苓《三生三世》)

   一九六零年九月四日,蒋介石终于下令逮捕雷震。雷震被以“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爲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等“莫须有”罪名,经国防部军法处审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国》停刊。胡适虽然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均未被采纳。后人因胡适未能爲此案作更多的努力而对其多有垢病,胡适最后也抑郁而终。

   最近,我从网上读到雷震长女雷美琳回忆父亲的文章,许多细节让我深有感触。五十年代,雷美琳尚在台湾一所新闻专科学校读书。军训教官出了一道作文题目:谁是你心目中最伟大的人?雷美琳写道,父亲雷震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教官大怒,在课堂上大骂雷美琳不要脸,并教育全班同学说:“最伟大的人应该是国父或蒋总统!”教官还威胁要她退学,并说:“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最后,学校开了三天会,决定让教官走人,雷美琳留下。

   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著名报人成舍我。成舍我也是一位不屈不挠的自由主义斗士,在雷震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的时刻,他的这一决定真是可钦可佩。同时,我也爲雷美琳的勇敢而感佩不已。在彼岸,张志新的男友向当局揭发其“反革命言论”,顾准的子女与之断绝了父子、父女关系。而雷美琳对亲情的坚守、对父亲的挚爱,让后人爲人性中高贵和温暖的一面而感到欣慰。

   雷震在狱中被关押了整整十年。出狱前,狱方藉口打扫房间,要他出去散步,待他回来,发现十年间写的回忆录手稿失踪。他坚持要拿回手稿再出狱。于是,狱方请来“党国元老”陈啓天、王云五等劝说。王云五表示愿意下跪,直到雷震答应出狱爲止。陈啓天是躺在担架上擡来的。雷震无奈,含泪答应离开监狱。出狱后不久,雷震即去世。

   雷震回忆录至今不见天日,雷美琳多次向有关当局查询,迄今无下落。她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台湾当局声称,要出五百万新台币悬赏回忆录,说是“不容青史竟成灰”。对此,老作家柏杨说:“雷案至今四十年,如果政府对雷家无补偿,是国家之耻。”雷美琳则表示,她将设立雷震纪念奖学金等公益事业。

   雷震爲了捍卫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了十年监狱生活的代价,他的身上凝聚了有良知的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特有的“悲情”。他的一生固然以悲剧结束,但是他的事业却成爲台湾民主化的第一块基石。《自由中国》所追求的保障言论自由、反对政党介入军队、教育及司法独立和组织反对党的自由,都已经在台湾成爲现实。台湾学者薛化元对雷震和《自由中国》的贡献有著高度的评价,他论述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间的关系自亲而疏而对立,是与《自由中国》坚持民主自由,以及《自由中国》对民主自由理论由宣传而寻求实践的发展,有其一定程度的内在逻辑,配合著外在国际环境的发展与台湾强人威权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在当时是几乎无可避免的导致了雷震案及《自由中国》停刊悲剧的发生。但相同的逻辑,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却爲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而这也正彰显了《自由中国》在战后台湾发展脉络中的历史角度与意义。”(参阅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一九五零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

   彼岸有雷震,此岸有林昭。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纵观大陆的思想文化史,是一个噤若寒蝉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的时代。当一个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已经停止了思想的时候,二十五岁的北大才女林昭却开始了她那勇锐的思考。

   美丽而坚强的林昭先是被打爲右派,然后被捕入狱。她在牢狱之中,一边忍受著残酷的折磨,一边思考著这个民族苦难的来源。监狱的记录《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说:“她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几十万字内容极爲反动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在林昭的血书中有这样让人目不忍睹的片断:“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沈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某某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

   在一个不把政治犯不当人看待的监狱中,在受到各种难以想象的迫害的囚室里,林昭用她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无情揭示了历史迷雾,她发现在革命的旗号下是一场卑劣的骗局。在血书中,最爲惊心动魄的片断是她设想的与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对话。对著这个当时全民无限膜拜的“人间上帝”,林昭斩钉截铁地说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腥风血雨的、惨厉倍常的、臭名远扬的丑剧,是‘官逼民反’。”而她自豪地把自己定位爲“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青年反抗者”。在这场虚拟的对话中,林昭淋漓尽致地批判个人崇拜,指出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深刻阐述了民主、自由、人权、人道、法律和经济的私有化、军队国家化的一系列设想,以及作爲一个基督徒的殉道精神。在血书中,她写道:“信是以自己的鲜血所写的,因爲当时我被非法剥夺了纸笔!──沙皇昔年对于诗人莱尼斯的管制方法之一,尽管它当时行于之于莱尼斯似乎十分有效,而如今行之于这个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见得有效。” 经过一九五七年惨烈的反右运动,以及饿死成数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文革大浩劫继而降临这片苦难的土地。林昭所反对所批判的邪恶,在这十年间如同溃疡崩决般发作起来。可以说,林昭是我们民族最早的觉醒者,她的思想深度超过了遇罗克和张志新,她的远见卓识直到她殉难二十年后才被后人所理解。

   林昭的命运远远比雷震悲惨。林昭的好朋友、同是北大右派的张元勋曾经去探望林昭,林昭说,她每天都遭受到受狱卒唆使的女犯们的撕、掐、踢、打,“我怎麽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掐、又踢、又打,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要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麽无耻,内心是多麽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林昭还告诉张元勋,她面临著被狱卒□辱和强暴的危险,而她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就是用针线将上衣和裤子缝合起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被枪杀。据目击者描述,当天下午三时半左右,两辆军车开到上海龙华机场第三跑道,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口中塞著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开枪,她先中一弹,血溅衣衫,倒地爬起,又开两枪,脑浆涂地,仆于荒原!

   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第二天,一名警察来到林昭母亲家中。当林昭的妹妹惊恐地打开大门的时候,警察脸上的神情是恶棍杀人之后的得意和对犯人家属极端的轻蔑。这个冷血屠夫只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四月二十九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参阅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许觉民编《林昭,不再被遗忘》)

   正如后人所说:“林昭精神是我们民族少有的那种高贵灵魂的一部分。”面对著林昭,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几代中国知识份子,那些帮忙、帮凶、帮闲们,那些以学术自诩的逍遥派们,那些所谓的“国学大师”和“功勋科学家”们,倘若你们还有一点良知和血性,你们会不会在闲暇时刻摊开自己的双手,反思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鲜血?面对林昭高贵的灵魂,我们难道不应当忏悔吗?然而,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忏悔成爲人们口头的笑料,历史成爲一道遥远的地平线。当金钱成爲狂热的信仰之后,回忆也就成爲一件多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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