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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三位基督徒在中共劳改营中的生命见证
·超越时空的网络福音——序范学德《传到中国》
·我必不至蒙羞——读《六十三年——与王明道先生窄路同行》
·我们的身体是箭靶而不是武器
·朋霍费尔对中国自由主义的更新
·我们的罪与爱──序北村《愤怒》
·“入中国”与“出中国”并行不悖
·乡村教会如何由隐匿走向开放?——给一位乡村教会领袖的一封信
第二卷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
·中国印刷和传播圣经的真相
·圣经中有“国家机密”吗?
·中国需要更多的“以诺”企业
·站起来便拥有了自由——有感于傅希秋牧师荣获“约翰•李兰德宗教自由奖”
·为了这个时代的公义——致被流氓毒打的李和平律师
·真相是不能被消灭的——致世界报业协会“金笔奖”得主李长青
·从美国民权运动透视基督信仰与社会公义之关系
·如何捍卫我们的宗教信仰自由?——兼评中国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
·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中国的“波坦金之旅”
·从矿难看中国人对生命的态度
·个体的救赎与民族的救赎——与王军涛的信仰通信
·“宗教局长”如何变成“谎话大王”?
第三卷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
·桃源乐土的追寻——论基督宗教伦理与当代中国精神文明的重建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论新一代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
·我们是一座桥梁——论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如羊进入狼群——论基督徒如何在不公义的世界里坚守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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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白头鹰与大红龙:美中关系及其对世界的影响》(2008年香港晨钟书局出版)
·美国民主的真相与根基——与庄礼伟商榷,兼论美国的基督教精神
·纪念那些战死在中国的美国士兵
·希拉里回忆录的中文版是如何被肢解的?
·民主女神浴火重生——华盛顿“共产主义死难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亲历记
·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道德盲点
·从尼泊尔毛派的末路看全球清算共产主义罪恶的浪潮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共产主义就是恐怖主义——布什总统讲话的划时代意义
·人权议员布朗贝克和他的中国女儿
·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吗?——从美国媒体关于中国黑心商品的报道谈起
·巴以冲突中美国的角色
·美国的秘密与细节的启蒙——读范学德《活在美国》
·美国为何干涉日本的“内政”?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崛起
·美国学界应当避免“中国化”的陷阱
·面对邪恶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中立——从二战中美国与瑞典、瑞士的不同角色谈起
·美国如何帮助推进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在美国参议院的演讲
·我们关于声援美国政府摧毁萨达姆独裁政权的声明
·倒萨战争与“人权至上”的价值观
·韦塞尔为什么支持美国对伊战争?
·中国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白宫会谈的台前幕后
·美利坚不是藏污纳垢之地——建议美国政府对居留在美国的中国贪官及其家属展开调查
·“小鹰号”事件:中美谁是胜利者?
·以祷告改变世界——华盛顿“总统早餐祷告会”侧记
·谁之“崛起”,哪有“和平”?
·佩洛西:人权不是幌子
·欧洲、美国与中国之“三国志”
·中国信仰的复兴与中美两国的“化敌为友”——在美国众议院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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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劳改基金会)
·不要做中国孩子的母亲——天安门惨案十九周年暨汶川大地震祭并为“天安门母亲”网站开通而作
·谁是亚洲最美丽的女性?——写给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姬
·“处女卖淫”案与警权过度扩张
·从警察到还是妓院的变脸
·业主维权与市民意识的觉醒
·寻求公义需要更大的耐心和勇气——天安门屠杀十八周年祭
·红卫兵外长李肇星的末路
·你可以成为一名快乐的异乡人——读格鲁沙《快乐的异乡人》
·扶不起来的胡阿斗
·青藏高原上的血雨腥风——读唯色《杀劫》
·退休高官休得窃取神圣教席
·矿难为何无法遏制?
·推倒西藏的“柏林墙”——读阿妈阿德《记忆的声音》
·被人民抛弃的中共十七大
·帝王腐尸味中的天价酒店
·孩子眼中的蒋介石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读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以“幽暗意识”透视中国百年激进思潮——与张灏对话
·《记念刘和珍君》为何被逐出中学语文课本?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余英时先生侧记
·宾利轿车为何能热销中国?
·萨达姆与阿米尔
·是工人运动,还是痞子运动?——读《罗章龙回忆录》
·中国人不是动物庄园里的熊猫——驳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若干亲共言论
·若为自由故,家国皆可抛—— 读唐彼得《花旗梦别神州泪》
·胡锦涛为何成不了戴克拉克?
·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我们拒绝什么样的生活?——读狄马《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
·中国,你的裂口大如海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特务和告密者可以拥有美好的未来吗?
·明朝亡于厂卫,中共亡于恶警——评贵州国保总队副总队长庞鸿就任瓮安县公安局长
·下流人上升的国度
·我以自己的方式爱中国——《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跋
·被凌辱的中国女儿的救赎之路——读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
·全民唾弃的央视名嘴张召忠
·那座流血的城里有几个义人呢?——读丁子霖《寻访六四受难者》
·谁也不能杀死孩子——写给所有的母亲,也写给所有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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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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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坚持这样一种观点:“自由主义”在中国不是一种纸上的理论,乃是一种生命实践方式。了解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历史、辨析自由主义内部各流派的异同,固然有其价值,但在中国更重要的却是“爲自由而生活”。这是一种与专制抗争,与一切让人不自由的制度抗争的生活姿态,有时需要爲之付出惨痛的代价。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均笼罩在血雨腥风的政治运动之中:台湾笼罩在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戡乱条款”的白色恐怖统治之下,大陆则持续展开了“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等一系列以知识份子爲整肃物件的运动。然而,尽管外部环境极其险恶,海峡两岸都涌现出了若干“我以我血荐自由”的优秀知识份子,雷震和林昭就是他们当中最杰出的代表。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降,中国的自由派知识份子一贯主张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他们相信代议政治、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等理念,并在艰难的社会环境中诚心诚意地身体力行。一九四九年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迁到了孤岛台湾。第二年,台湾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著名自由知识份子雷震便邀请了胡适、殷海光、王世杰、杭立武等人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胡适一直支援《自由中国》,他相信言论自由是促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原因。由于这种自由主义理想的号召和影响,以胡适和雷震爲核心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逐步形成了《自由中国》的强大阵线。他们把直言不讳当作荣誉,对当局措施和时政发表评论时均直抵黄龙,毫不留情,用词遣字针刺当局的痛处,毫无遮掩,极具震撼力。

   一九五四年,《白由中国》刊出《抢救教育危机》,痛批党化教育之害,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下令开除雷震党籍。一九五六年,蒋介石七十寿辰时,《自由中国》出刊“祝寿号”,尖锐批评蒋介石在人格上的缺陷,抨击违宪的国防组织以及特务机构,反对国民党在军队中设立党部。这期刊物轰动一时,一版再版,引起许多国民党官方刊物的围剿。雷震受到了特务的盯梢和恐吓。然而,他毫不退缩,随时准备赴死,并且坚决不请求美国大使馆保护。当时《自由中国》最年轻的编辑、女作家聂华苓在回忆录中写道:“雷震的党籍、官爵、人事关系,一层层像剥笋子一样,全给剥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笋心了,孤立在寒湿的海岛上。真正的雷震挺出来了:诚、真、憨、厚,还加上个倔。”(参阅聂华苓《三生三世》)

   一九六零年九月四日,蒋介石终于下令逮捕雷震。雷震被以“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爲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等“莫须有”罪名,经国防部军法处审判,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自由中国》停刊。胡适虽然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均未被采纳。后人因胡适未能爲此案作更多的努力而对其多有垢病,胡适最后也抑郁而终。

   最近,我从网上读到雷震长女雷美琳回忆父亲的文章,许多细节让我深有感触。五十年代,雷美琳尚在台湾一所新闻专科学校读书。军训教官出了一道作文题目:谁是你心目中最伟大的人?雷美琳写道,父亲雷震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人。教官大怒,在课堂上大骂雷美琳不要脸,并教育全班同学说:“最伟大的人应该是国父或蒋总统!”教官还威胁要她退学,并说:“不是你走就是我走。”最后,学校开了三天会,决定让教官走人,雷美琳留下。

   当时,这所学校的校长是著名报人成舍我。成舍我也是一位不屈不挠的自由主义斗士,在雷震的命运已经不可改变的时刻,他的这一决定真是可钦可佩。同时,我也爲雷美琳的勇敢而感佩不已。在彼岸,张志新的男友向当局揭发其“反革命言论”,顾准的子女与之断绝了父子、父女关系。而雷美琳对亲情的坚守、对父亲的挚爱,让后人爲人性中高贵和温暖的一面而感到欣慰。

   雷震在狱中被关押了整整十年。出狱前,狱方藉口打扫房间,要他出去散步,待他回来,发现十年间写的回忆录手稿失踪。他坚持要拿回手稿再出狱。于是,狱方请来“党国元老”陈啓天、王云五等劝说。王云五表示愿意下跪,直到雷震答应出狱爲止。陈啓天是躺在担架上擡来的。雷震无奈,含泪答应离开监狱。出狱后不久,雷震即去世。

   雷震回忆录至今不见天日,雷美琳多次向有关当局查询,迄今无下落。她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台湾当局声称,要出五百万新台币悬赏回忆录,说是“不容青史竟成灰”。对此,老作家柏杨说:“雷案至今四十年,如果政府对雷家无补偿,是国家之耻。”雷美琳则表示,她将设立雷震纪念奖学金等公益事业。

   雷震爲了捍卫自己的政治理想付出了十年监狱生活的代价,他的身上凝聚了有良知的中国现代知识份子特有的“悲情”。他的一生固然以悲剧结束,但是他的事业却成爲台湾民主化的第一块基石。《自由中国》所追求的保障言论自由、反对政党介入军队、教育及司法独立和组织反对党的自由,都已经在台湾成爲现实。台湾学者薛化元对雷震和《自由中国》的贡献有著高度的评价,他论述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间的关系自亲而疏而对立,是与《自由中国》坚持民主自由,以及《自由中国》对民主自由理论由宣传而寻求实践的发展,有其一定程度的内在逻辑,配合著外在国际环境的发展与台湾强人威权体制的建立和巩固,在当时是几乎无可避免的导致了雷震案及《自由中国》停刊悲剧的发生。但相同的逻辑,在不同的时空环境下,却爲台湾民主政治的开展创造了契机。而这也正彰显了《自由中国》在战后台湾发展脉络中的历史角度与意义。”(参阅薛化元《〈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一九五零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

   彼岸有雷震,此岸有林昭。从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后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纵观大陆的思想文化史,是一个噤若寒蝉的、鸦雀无声、万马齐喑的时代。当一个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已经停止了思想的时候,二十五岁的北大才女林昭却开始了她那勇锐的思考。

   美丽而坚强的林昭先是被打爲右派,然后被捕入狱。她在牢狱之中,一边忍受著残酷的折磨,一边思考著这个民族苦难的来源。监狱的记录《林昭服刑期间重新犯罪的主要罪行》中说:“她用发夹、竹签等物成百上千次地戳破皮肉,用污血书写几十万字内容极爲反动的信件、笔记和日记。”在林昭的血书中有这样让人目不忍睹的片断:“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悲愤冤苦沈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某某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自诔。”

   在一个不把政治犯不当人看待的监狱中,在受到各种难以想象的迫害的囚室里,林昭用她那具有穿透力的目光无情揭示了历史迷雾,她发现在革命的旗号下是一场卑劣的骗局。在血书中,最爲惊心动魄的片断是她设想的与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对话。对著这个当时全民无限膜拜的“人间上帝”,林昭斩钉截铁地说道:“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是腥风血雨的、惨厉倍常的、臭名远扬的丑剧,是‘官逼民反’。”而她自豪地把自己定位爲“反对‘暴政’的自由战士和青年反抗者”。在这场虚拟的对话中,林昭淋漓尽致地批判个人崇拜,指出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深刻阐述了民主、自由、人权、人道、法律和经济的私有化、军队国家化的一系列设想,以及作爲一个基督徒的殉道精神。在血书中,她写道:“信是以自己的鲜血所写的,因爲当时我被非法剥夺了纸笔!──沙皇昔年对于诗人莱尼斯的管制方法之一,尽管它当时行于之于莱尼斯似乎十分有效,而如今行之于这个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见得有效。” 经过一九五七年惨烈的反右运动,以及饿死成数千万人的“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文革大浩劫继而降临这片苦难的土地。林昭所反对所批判的邪恶,在这十年间如同溃疡崩决般发作起来。可以说,林昭是我们民族最早的觉醒者,她的思想深度超过了遇罗克和张志新,她的远见卓识直到她殉难二十年后才被后人所理解。

   林昭的命运远远比雷震悲惨。林昭的好朋友、同是北大右派的张元勋曾经去探望林昭,林昭说,她每天都遭受到受狱卒唆使的女犯们的撕、掐、踢、打,“我怎麽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掐、又踢、又打,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要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麽无耻,内心是多麽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林昭还告诉张元勋,她面临著被狱卒□辱和强暴的危险,而她唯一能够保护自己的就是用针线将上衣和裤子缝合起来。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林昭被枪杀。据目击者描述,当天下午三时半左右,两辆军车开到上海龙华机场第三跑道,两个武装人员架出一个反手背绑的女子,她口中塞著东西。他们从她腰后一脚,她跪下,另外两个武装人员一人举手开枪,她先中一弹,血溅衣衫,倒地爬起,又开两枪,脑浆涂地,仆于荒原!

   更加骇人听闻的是,第二天,一名警察来到林昭母亲家中。当林昭的妹妹惊恐地打开大门的时候,警察脸上的神情是恶棍杀人之后的得意和对犯人家属极端的轻蔑。这个冷血屠夫只说了三句话:“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四月二十九日枪决。家属要交五分钱子弹费。”(参阅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许觉民编《林昭,不再被遗忘》)

   正如后人所说:“林昭精神是我们民族少有的那种高贵灵魂的一部分。”面对著林昭,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几代中国知识份子,那些帮忙、帮凶、帮闲们,那些以学术自诩的逍遥派们,那些所谓的“国学大师”和“功勋科学家”们,倘若你们还有一点良知和血性,你们会不会在闲暇时刻摊开自己的双手,反思一下,自己的手上是否也留有林昭的鲜血?面对林昭高贵的灵魂,我们难道不应当忏悔吗?然而,在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忏悔成爲人们口头的笑料,历史成爲一道遥远的地平线。当金钱成爲狂热的信仰之后,回忆也就成爲一件多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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