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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亲节前夕,我收到了杨子立的妻子路坤给我发来的一封伊妹儿,后面附了杨子立十年以前写的短文《母亲》。路坤在信中写道:“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对苦难的体会(承受),越来越理解子立的所作所为。我对子立理解的不深,现在常常在主面前忏悔,因为我感情粗糙没有给子立一段美好的恋情也没有温馨的家。我最大的痛苦不是他不在身边,而是做为他的妻子不知如何安慰他,如何帮助他。”
十年以后,杨子立、徐伟、靳海科、张宏海四人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十年和八年的重刑。在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代里,这四名出生底层的青年依然坚持“五四”时代文化思想启蒙的理想,致力于探索中国变革和进步的真理。他们或者深入建筑工地给民工讲授语文和法律知识,或者主办个人网页宣传民主和宪政的理论,或者邀请自由派学者到大学发表演讲,或者骑自行车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虽然生活在贫寒之中,他们却以青年人特有的纯真和朝气感动了身边无数的朋友。 然而,仅仅因为组织了一个仅有八名成员的学术沙龙“新青年学会”,他们就被北京市安全局秘密绑架,然后以“颠覆国家政权”的严重罪行起诉并审判。我不禁想起八十年以前组织“新民学会”的毛泽东和组织“觉悟社”的周恩来。在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中,毛泽东和周恩来并没有因为组织学会而受到政府的逮捕和审判,他们的学会吸引了许多青年的参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新一代青年却连这一丁点权利也被剥夺了。组织一个只有几名成员、一起讨论文化启蒙和政治改革的“新青年学会”,居然就成了“颠覆国家政权”。我不得不追问:新政权难道真的比旧政权还要脆弱和心虚吗?要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转世,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继续组织“新民学会”和“觉悟社”,他们的下场会比“新青年学会”的诸君好吗? 我含泪读完杨子立写母亲的文章,这才更深切地感受到他为什么要放弃高薪的职业、留学的机会,而走向一条苦难的不归路。他要为自己的母亲,天下千千万万的母亲争取真正的做人的权利。因为这样的权利本来就是上天赋予的,不能被任何利益集团所“代表”。杨子立意识到,如果他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优秀的电脑工程师,确实可以挣到一笔钱,改善家庭的状况,医治母亲的病痛,却无法改变更多的母亲的悲剧。他发现,建设一套民主宪政的政治制度以及充满爱、同情和怜悯的道德伦理体系,才是让千千万万母亲过上健康、富足和幸福的生活的前提。于是,他为此而牺牲了自己的自由,成了这个号称“保障人权”的国家内的又一名“良心犯”。 三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杨子立的音容笑貌还在我的眼前和耳边,他和朋友们却被囚禁在高墙之内。我不是他们的亲人,没有去监狱探望的权利。我却从刚刚去探监的他们的亲人那里得知,他们在那“见不得人的去处”并没有得到基本的人道待遇。然而,我深信,他们虽然失去了自己的自由,却必将让自由更快地降临在中国这片浸透血泪的大地。那些将“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加诸于四个青年身上的官僚和特务们,比当年将“莫须有”的罪名加诸于岳飞身上的宋高宗和秦侩还要可耻。自由主义的先驱者殷海光先生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批评替国家办事的人没有把事办好,这当然不能视同‘危害国家利益’。‘危害国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随便乱加的。如果说把问题彻底谈明白就是‘危害国家利益’,那么说假话骗人,把真正严重的问题掩饰起来,就算是‘维护国家利益’吗?国事办理的好坏,与国人息息相关,因此大家应须发抒意见。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轨。”按照某些专制统治者的逻辑,愚昧的民众就应当“莫谈国事”,“国事”是由“肉食者”垄断的。如果平民百姓谈论了“国事”,那么你就是在从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恶活动。非常不幸的是,殷海光描述的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台湾的事情,再次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大陆。 杨子立为了母亲们的幸福而坐牢,那么我们都应当把杨子立的母亲当作我们自己的母亲。《圣经》中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愿杨子立的母亲们都能够得到安息。 ——二零零四年五月十日,华盛顿 作者为中国作家,现在美作访问学者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5/11/2004 6:26:21 PM) 本站网址:http://guancha.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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