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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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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表达的自由与宪法的保障——从昝爱宗诉讼案说起
·走出“黑名单”,活在光明中
·杨振宁究竟爱哪个“国”
·两头“野兽”的会面——评泰森拜谒毛泽东干尸
·从未存在过的“胡温新政”
·胡锦涛正在步齐奥赛斯库后尘
·像老鼠一样胆怯的“世界第一大党”
·中央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还是皇帝的尿壶?
·“反右运动”与中共的现代奴隶集中营(上)
·从图图与林义雄的会面看天安门事件的未来
·从赵紫阳与胡锦涛的分野看中共的未来
·秘密警察能捍卫“铁桶江山”吗?
·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独裁者的盛宴
·谁是松花江大污染的罪魁祸首?
·温家宝的“大师梦”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兼论鄢烈山的文风问题
·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没有民营媒体,何来新闻自由?
·谁把网络当作洪水猛兽?
·我们为什么要有基本的是非判断?
·宣传部是个什么部?
·抓住“冰点”事件的幕后黑手李东生
·“冰点”之殇与中国新闻界的觉醒
·陈光诚重于温家宝千百倍
·给汉语以自由,给心灵以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二零零五年度(第一届)“林昭纪念奖”颁奖词
·在二零零五年澳洲墨尔本“亚太地区作家论坛”上的对公众演讲
·言论自由神圣不可侵犯——关于郑北京“爆破作文”案件的感想
·在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度,作家何为?
·谁是说真话的人?——悼念刘宾雁先生
·谁是中国最大的卖国贼?——评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
·写作是一种捍卫记忆的努力
·这是纪念抗战,还是歪曲历史?
·专制之下无信史——评《东亚三国近现代史》
·两个母亲,一个时代
·“长征”与“鬼地方”
·中共向朝鲜学什么?
·监牢里的“正义——从郭光允和欧阳懿的狱中遭遇说起”
·弱女子撬动“潜规则”——向两位同龄的女教师宋飞和卢雪松致敬
·“海龟”祸国论
·荆棘中的过客——评易大旗的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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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几番魂梦与君同》(同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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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由中共一手操办的“修宪”终于在三月初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浮出水面。在本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中,宪法及相关法类共有十件。其中《宪法修正案》位列宪法类立法规划的首位。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将对宪法进行十四个方面的修改。此次大张旗鼓的“修宪”,让国内某些持乐观看法的人士大喜过望,因为“政治文明”和“保障人权”的条款可能在大会上通过,从而得以正式写进宪法。此时此刻,香港凤凰台的政治评论员们情不自禁地对“新政”高唱凯歌,即便是一些西方媒体也对此表示了些许的谨慎乐观。

   然而,在我看来,把“政治文明”写进宪法,丝毫不意味著中共对自己的“政治不文明”有了起码的自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丝毫不意味著中共意识到了自己每时每刻都在“侵犯人权”。这两条冠冕堂皇的说法,并没有改变目前中国“以党治国”、“党权”远远高于“法权”的状况。中国有宪法而无宪政的情况,还将在相当的一段时期内持续下去。就在“两会”轰轰烈烈地召开的时候,北京大批的农民工被野蛮遣送回乡,北京回龙观小区的维权代表被非法拘捕,“持自己政见”的知识分子如刘晓波出门时背后总是跟著神秘轿车,郑恩宠律师的妻子蒋美丽到北京上访时被秘密绑架至今下落不明……自相矛盾的是:既然是“代表人民”的大会,为什么如此惧怕那些真正能代表人民的声音呢?众所周知,每年北京及各地的“两会”宣布“胜利召开”的时候,也就是特务活动最为猖獗、人民受到最多骚扰的时期。

   虚无飘渺的“政治文明”不可能改变中共官僚们所信奉的一党独裁的“党国逻辑”。在几个月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生一百一十周年的座谈会上,高调宣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幽灵依然游荡在中国的土地上。胡锦涛的这一讲话显然不是简单的敷衍塞责,而是对中共“道统”的坚持,学者余英时评论说:“要是用一个王朝的说法,就是共产党这个红色的王朝是毛泽东创建的,毛泽东等于是太祖高皇帝,如果你背弃了高皇帝的话,你下边合法性全部没有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想在共产党执政不捧毛泽东出来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就如苏联如果把列宁抛弃了,那整个共产主义就崩溃了一样。”所以,今天中共虽然自称“三个代表”,企图蜕变成“全民党”(其实是“资本党”),但依然要装模作样地敬拜毛泽东的僵尸,这一仪式比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更加重要。我一直不认为一年多来中国出现了所谓“新政”的气象,因为今天的当政诸公处理所有问题的出发点都是坚持和巩固中共的绝对统治。在萨斯肆虐的时候撤换北京市市长和卫生部部长,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以“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逮捕网络作家杜导斌,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出台与美国针锋相对的所谓《二零零四年度美国人权报告》,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胡锦涛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其实是在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维护共产党的利益”,正如余英时所论:“今天共产党所走的路线是百分之百的违背了毛泽东的指示,但是胡锦涛今天说话的时候还要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这是很荒谬的一句、不真实的假话、敷衍话,这种话说出来,对他个人是有很大伤害的,表示说他完全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两个任何’,就跟当初一九七六年毛死以后华国锋当时搞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差不多的一种口调。‘两个凡是’与‘两个任何’──现在许多人已经把它们等同起来了。”

   在某些中共高级官员看来,这个“党国逻辑”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方面,爱国必须爱党,进而爱党的领袖以及领袖的情妇;另一方面,这套逻辑不仅在大陆适用,也应当实施于已经回归七年之久的香港和将来“必将统一”的台湾。在这些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中共官僚的心目中,“东方之珠”的香港不过是一条换了主人的狗而已,新主人已经养了你七年了,你还不俯首帖耳、肝脑涂地?倘若你还想有二心,那简直就是犯下了天打雷劈的叛逆之罪。

   二零零四年二月十七日,香港建筑、结构工程及保险业界与中国国家建设部及保监会,在北京签署专业资格互认协议仪式。这是中央政府进一步安抚香港民心的招安之策,他们以为在经济上给了香港一些好处,香港人便乖乖地“忠党爱国”了。他们用主人对待宠物狗的方式来对待香港──不就是多给你几块骨头吃吗?从“自由行”到“CEPA”,根根都是油水丰富的骨头。但是,要骨头吃可以,要民主自由则绝对不行。

   与会的商务部副部长安民与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随后召开记者会,安民被问到港人是否“爱国爱港”、值不值得中央给予更紧密经贸合作(CEPA)优惠时,他笑称相信绝大部分港人都是爱国的,以去年内地和香港的贸易额达到八百多亿美元,增幅逾百分之二十,正是港人爱国的表现。稍后有媒体提到立法会议员吴霭仪大律师因当局拒发回乡证而未能参加会议,是否反映只有爱国的人才可以出席会议时,安民立即脸色一沉,不悦地说:“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特别行政区,再也不是大不列颠(英国)的治下;爱国也不是抽象的,任何(人)对香港发展不是进善言、做善事的,我肯定不能认定他是爱国的。”戴墨镜的安民越说越气,他说有些人就爱国发表“谬论”,他不屑去跟这些人争论,又指“爱国不等于爱党”,他突然动气提高声量说:“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国人民的代表,也是香港同胞的代表。”虽然并非一定要爱党,但想破坏香港和中国的稳定,“那就是休想!”安民接著叫坐在旁边的唐英年补充,唐尴尬地苦笑,赶紧回答说:“没有要补充的。”

   我不知道中共何以能够“代表”我,我根本就没有投票选举过它;我也不知道中共何以能够代表香港同胞,中共从来就没有参加过香港的各级选举。天下还有比强迫“代表”别人更加可耻的行为吗?然而,中共官僚向来都听不得不同的声音,从当年江泽民怒斥“不知轻重”的香港女记者张宝华,到今日安民以“爱国爱党论”应对香港记者刁钻的问题,完全如出一辙。我在电视上看见安民那黝黑的墨镜和扭曲的脸庞,不禁联想到:安民副部长的这副尊容,是可以同“六·四”屠杀之后举世闻名的“袁木的脸”相媲美的。与其说此人是现代政府机构中的一名副部长,不如说他是一个庞大的黑社会中某堂口的“堂主”。近年来,中共高级官员以戴墨镜为时尚,简直比香港的演艺明星还要时髦。他们个个皆做出黑社会老大的派头,他们的这副打扮确实也同中共的本质“名副其实”:中共本来就是一个超级黑社会。中共将黑社会崇尚暴力的一面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同时还添加了一层虚伪的面纱。“暴力”加“虚伪”成就了中共的霸业,使其他所有的黑社会都对中共俯首称臣。作为这个黑社会的“龙头老大”的毛泽东,也以无法无天的猴王之居,荼毒神州大地三十余年。如今,这个黑社会又君临香港,开始指手画脚地让港人“爱国爱党”了──有意思的是,中共在香港的活动如今仍然是“地下党”的性质,诸多香港高官和富豪均是“秘密党员”,港人如何爱这个“地下党”呢?

   “爱”应当是一种自发的感情,爱“人”是如此,爱“国”更是如此。那些强迫公民去热爱的国家,往往都是不值得热爱的国家;而真正能够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增进公民的福祉和安全的国家,根本不必“动员”公民去热爱,而公民自愿会热爱之。从孙中山批评国人“一盘散沙”开始,近代以来若干政治家都批评国人没有爱国主义精神,没有民族凝聚力。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日本侵华战争中,许多人也震惊于中国军队和民众崩溃之迅速。其实,老百姓是不应当受到指责的,在数千年“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老百姓从来就不是“公民”,也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天下从来都是“皇帝”独享的,不过二十世纪以来这个概念发生了小小的转变──“皇帝”变成了某个“独裁党”。历史已经说明:老百姓不会死心塌地爱“皇帝”,也不会死心塌地地爱“独裁党”──他们仅仅是“逆来顺受”罢了。进一步来说,既然“爱国”是自愿的,那么“爱党”更应当是自愿的──“爱党”可以是政党对党员的要求与约束,但不能成为非党员乃至特区人民头顶上的“紧箍咒”。在美国,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说“我爱民主党”、“我爱共和党”,美国的政党仅仅是松散的竞选组织;更没有一个美国人会说,如果你不爱民主党或共和党,你就不爱美国乃至不配做美国人。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说过一句名言:“假如必须加入一个政党才能进天堂,那我宁肯不去天堂。”按照中共官僚们的“党国逻辑”,杰斐逊一定应当被作为“卖国贼”而送上绞刑架。

   我决不接受中共荒谬绝伦的“党国逻辑”,也不接受这种“党国逻辑”背后虚伪的“政治文明”,还是自由主义的先驱胡适先生说得好:“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二零零四年三月三日

   5/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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