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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集
·温暖所有的回忆和孤单
·马科斯夫人:无耻者无畏
·正在消逝的老院子
·丽江,更接近天空的地方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读秦晖、金雁《经济转轨与社会公正》
·从莫言《檀香刑》看中国当代文学的缺失
·乡村生死场
·读“中国知青民间备忘文本”
·何处寻找安慰?
·从虹影小说《K》说起
·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读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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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天安门之子》(香港开放出版社)
·包遵信:余杰《天安门之子》序中国新一代知识份子的崛起
·《天安门之子》自序:致“警察读者”的公开信
·晤蒋彦永,谈说真话
·“政治文明”时代的“党国逻辑”
·杨子立的母亲,也是我们的母亲
·记住历史,记住母亲──在美国芝加哥纪念「六•四」十五周年音乐会上的演讲
·罗大佑的撕护照与张惠妹的被封杀
·屠夫崇拜:从张献忠到毛泽东——为成都大屠杀三百六十周年而作
·刘军宁遭遇“警察大学”
·吴祖光的铁骨柔肠
·解放军原来是家奴
·熊德明与李昌平的困惑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蒋彦永的自由,就是我的自由
·爲每一个被杀害的生命祈祷──达赖喇嘛与「六•四」屠杀
·向西藏忏悔──读《雪山下的火焰:一个西藏良心犯的证言》
·自由之魂 从雷震到林昭
·香港还有爲“六•四”魂牵梦绕的勇敢者
·余杰、余世存对北大「一塌糊涂」网站被关闭的声明:我们不能再忍受这样的耻辱
·师涛:一个失去自由的自由人
·让我们一起反抗文字狱
·末世贪官最后的疯狂
·自由中国,何以可能?
·中国社会──最坏的社会主义与最坏的资本主义的结合
·从电影《英雄》看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缘木求鱼的“革命传统”教育
·王申酉:死于毛泽东暴政的思想者
·基督徒如何看待法轮功信仰
·谁在“移山”?——“文学与艺术:说出真相”研讨会上的发言
·后极权主义时代文化精英的“宠物化”
·他让“劳改”进入了牛津词典——读吴弘达《昨夜雨骤风狂》
·抓住中宣部的"黑手"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呼吁迁移毛泽东尸体的公开信
·莫把大学当监狱
·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林昭与弓琳——两个北大女生的对照
·“万人杰文化新闻奖”答谢辞
·丁子霖女士致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公开信(余杰代拟)
·就法国政府致力于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致法国人民的公开信
·蒋彦永医生,中国的良知从你开始复苏
·十年改革,一夜屠城
·“船坚炮利”不会“强国富民”
·北大的沉沦与右派的风骨
·不一样的葬礼,不一样的时代
·中共有过“不独裁”的时代吗?
·沦为受虐狂的中国作家:著书都为颂毛魔
·向西藏忏悔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浮出水面
·“太空秀”能够秀到几时?
·新左派们为何不对重庆的灾难发言?
·朱成虎是真正“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
·中共是“唯物党”还是“谶纬党”?
·朱镕基:清官神话的终结
·世界人权日这天,特务掐断了我的电话
·让我们记住那些参与罪恶的人
·永不“引咎辞职”的中共官僚
·新版的“窃国者侯,窃钩者诛”
·官逼民死
·邓小平的“亲民秀”
·邓朴方的获奖与联合国的堕落
·写给为李思怡而绝食的朋友们
·揭开“文革”的红盖头
·为了自由,我们愿意献身:在民主基金会的演讲
·没有理由乐观的“后江时代
·连战在大陆最该说的一句话
·赵紫阳不是你们的“同志”
·永远站在自由一边
·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所作所为
·从“民不聊生”到“民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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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致帝国的悼词》(香港田园书局)
·胡平:余杰《致帝国的悼词》序言
·《致帝国的悼词》自序:我的生命被这天分成两半
·是怯懦,还是虚伪——有感于温家宝谈“六•四”事件
·拆除北京的“靖國神社”——毛泽东纪念堂
·这样的审判只能用荒谬来形容——抗议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师涛十年徒刑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有感
·自唾其面——就王光泽被解聘致《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发行人沈灏的公开信
·一个人的“大屠杀博物馆”——中国作家廖亦武的文学与人生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序鲁礼安之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
·是资本巨鳄,还是末世怪胎?——从原健力宝总裁张海的被捕谈起
·党杀死了忠心耿耿的党员——纪念北京西单工地坍塌事故中的死者周绪湘
·江胡对立的“江湖”——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至五中全会期间的权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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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腐败官僚的“信仰”

   大部份中国人都是没有信仰的,因此“忏悔”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过于奢侈的品格。我注意到一种有趣的现象,喜欢“忏悔”的往往是那些已经倒台的中共官僚们。是不是因为他们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具备了“忏悔”的能力呢?
   
   安徽省阜阳市原市长肖作新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时的讲话,标题极为煽情:“一想到给党抹了黑,我就悔恨终身!”直到此时此刻,他还想扮演“忠党爱国”的典范,比周星驰的电影还要搞笑。有人用“三段论”来概括肖作新的“忏悔秀”:一为“出身论”,二为“功劳
   论”,三为“赎罪论”。
   

   所谓“出身论”,肖作新一开场就迫不及待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我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父亲在我两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和我的母亲相依为命。我是吃助学金长大的,是党把我从一个无知的孩子,培养成大学生、研究生。”有了这段铺垫,肖作新接
   着便历数了党对他的关怀:“28岁的时候被提拔为原阜阳行署教育局副局长,38岁时当上地委委员、宣传部长,最后把我放到有着千万人口的大市,在阜阳市人代会上以仅失五票的高票当选市长。”中共是一个讲“出身”的党,它很看重“根正苗红”。“革命后代”当然是
   “自己人”,而“贫下中农的孩子”也是值得信赖的。当年遇罗克因为反对“出身论”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见“出身论”在中共的意识形态体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肖作新紧扣“出身论”作文章,不愧为高学历、高智商的知识官员。
   
   所谓“功劳论”,肖作新在法庭上说:“为了报答党,报答阜阳人民,我在工作上是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为自己表白还不够,他还见缝插针地为一同受审的老婆周继美表白一番:“她为人热情,性格耿直。一生忙了两件事:一是忙于工作,二是操持家务。正是因为
   她忙于家务,才使得我能够超脱于家务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这番“动了些感情”的话,却经不起稍微的推敲:作为市长夫人,在家里干些煮饭、炒菜、洗衣之类的家务,是家庭主妇的平常事,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对一千多万阜阳人民的奉献和牺牲了呢?
   
   所谓“赎罪论”,肖作新在二审法庭的最后陈述中说:“最后我要强烈表达的是,我期盼着神圣法律的公正判决,若能得到从宽处理,我将倍加感谢和珍惜,认真改造,重新做人。”他还想继续为“党和人民服务”。但是,我感到迷惑的是,正是因为前几年他在市长任上兢
   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才聚敛了1,900万人民币的财富;倘若让他继续“服务”下去,人民的损失又会增加多少倍呢?
   
   与肖作新的“忏悔秀”不同,丛福奎打在受审时打的却是“佛教牌”作为河北省前常务副省长、省委常委的丛福奎,因贪污受贿数千万元人民币而被捕。案发之后,丛福奎不仅拒不交待贪污腐败的具体情况,反而在书写材料的时候大书特书“佛教治国”的论调。办案人员
   发现,丛福奎迷信一个名叫殷凤珍的“女大师”,他对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村女子崇拜得五体投地。丛福奎在石家庄和北京的住宅内,不仅设有佛堂、供奉着佛像,还设有供道台、供神台。在卧室的被褥下面,铺着一大块红布,上面衬着黄绫,四周还缀有铜钱,黄绫
   下面压着五道佛令,枕头底下还有五道道符。“女大师”告诉他,有了这群菩萨的保佑,他就万无一失了。
   
   然而,这一切还是没有挽救丛福奎的垮台。丛福奎案发之后,“女大师”也身陷牢笼。象丛福奎这样一名中共高级干部,居然放弃党章上首要的规定“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转而加入佛教信徒兼道教信徒的行列,这对于中共这个奉行僵硬、单一而顽劣的意识形态的
   政党来说,不啻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后来,丛福奎交待说,作为有20多年党龄的党员,“理想信念动摇”的原因,是得知自己在仕途上没有了进一步升迁的可能。由于无法再往上爬,他便“改换门庭”,从“党啊亲爱的母亲”的怀抱扑向了装神弄鬼的“女大师”的圈套。
   
   再说被判处死缓的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贪官们怎么看都象是“难兄难弟”。比丛福奎幸运的是,李嘉廷摘掉了官衔前的“副”字,实现了成为一省之长、封疆大吏的梦想。但是,李嘉廷是否就坚守住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呢?办案人员从李嘉廷家马桶的水箱中搜出5本不
   同国家的护照来。看来,李省长信仰不是“马列主义”和“三个代表”,而是“西方资本主义没落腐朽的生活方式”。其实,道理很简单,以李嘉廷的清华学历和聪明才智,他不难作出这样的基本判断:“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在全球已经死亡,“社会主义”作为
   一种“制度”在全球已经没落。于是,他就象泰坦尼克号上敏感的老鼠一样,及早地觉察到了中共这艘巨轮即将沉没,早就办好了西方各国的护照,这些护照被他看成是逃上救生艇的“船票”。
   
   肖作新、丛福奎和李嘉廷都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他们一边敛聚数以千万计的财产,一边“改辕易帜”而“别投他宗”。老百姓们会算一笔简单的账目:安徽、河北和云南都是中国经济比较落后的省份,几千万的财产可以救济多少失业工人、破产农民和失学儿童呢?而我更加
   关注贪官们的信仰──就在丛福奎事败之前几天,他还在河北某市主持“三讲”教育工作,脸不红心不跳地大讲人生观、世界观问题。有哪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能够设计出如此荒诞的情节来呢?说到底,无论是“毛主席的革命理想”还是“江核心的三个代表”,他们
   都没有丝毫的兴趣,他们真正信仰的只有权力和金钱。
   
   其实,在“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上,几乎所有的中共官僚都与肖作新、丛福奎、李嘉廷等人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伪信仰”,曾经迷惑了无数在苦难中挣扎的民众。然而,由于在经济上取消私有财产、在
   政治上剥夺个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在文化上毁灭一切异质思想,这种“伪信仰”最后只能走向暴力镇压和专制统治。在经历了漫长的“文革”和天安门的大屠杀之后,这种“伪信仰”破灭了。虽然它依然存在于党报和政治教科书上、存在于官员们在大会和电视屏幕上的讲话之中,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它已经沦落为一种谁也不会当真的“笑话”和“大话”了。
   
   (转自万维读者网)http://www.creaders.net2003年08月26日
   02:23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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