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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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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自己牢牢地钉在屈辱的地位——《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黑社会:评简竹醒集团的覆灭
·社会剧变之下的劣根—《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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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高金访谈录

   简介:徐高金,中共党员,1952年5月9日出生于江西省修水县。1968年8月,下放于修水县南岭茶场。1968年12月,入伍于沈空后勤部当油料保管员。1975年3月,退伍分配于修水茶厂当工人。1978年4月,调入修水县供销社当机关办事员。1984年7月,调入县百货公司当副经理。1987年1月,调入县商业局当商校校长。1987年3月,参加司法部全国第五期企事业法律顾问培训班(该培训班由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主办),获结业证书。1988年4月,竞聘为县五交化公司经理。1990年2月,调入商业局工作并兼任商校校长。1992年3月,调入县百货公司当经理。1993年3月,因政府不支持企改,被停职下海经商。2000年,开始从事民间合法维权活动。2002年2月14日~2002年6月11日,因申办“全国下岗失业人员互助联合会”,被刑拘4个月,并被继续监视居住半年。现继续从事民间合法维权活动,其文常见于多家知名网刊。本访谈录经徐高金先生亲自核对后发表。

   ■徐高金访谈录

   杨:你是江西省比较知名的维权人士,江西省政府和修水县政府对你是什么态度? 徐:多谢夸奖,谈不上知名。不过由于多次力图争取建立合法组织——自基层到全国的“下岗失业人员互助联合会”——,又在网上公开宣传建立民间维权组织,大概已经被政府视为异端动乱分子了吧。根据与省、市、县公安国保部门的接触来看,我感到我已经成了他们的监控对象。其实我个人只是力所能及地做事情,动员工人团结起来合法维权,没想到这也可能被扣上“破坏稳定”的罪名。但是这些就业问题啊,它关乎国计民生,难道各级政府不知道吗?所以我认为,这个体制问题,政府要好好反思。

   杨:我阅读过你在今年1月14日写的《强烈要求纠正修水县政府在企业改制中严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报告》,这个报告反映的是你们修水县委、县政府以极不平等、极不合理的买断工龄条件,强行转变职工身份的事情。现在这个事情的进展怎么样? 徐:已经通过人民网“强国论坛”刊载了,而且还得到了回复,说:“您的来信我们已经收到,非常感谢您对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的信任。您来信反映的有关问题,我们已经转发到有关部门。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环节,建议您再反映问题时,将邮件发到以下地址:[email protected]。同时也请您直接向有关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现在我正在继续征集签名,准备之后再正式报送各级人大和政府以及“两会”。我认为我们修水县的这个问题带有普遍性,希望能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杨:这个小县城,它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有哪些? 徐:比如说修水县的经济吧,过去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但现在基本上没有工业。以前几家老牌的知名龙头企业,像江西宁红集团啦、江西康顺集团啦等等,由于政企不分,干部腐败,财政索取无度,最终导致失血过多、负债累累而倒闭。比如江西宁红集团,它的茶叶生产和加工,以前每年产值上亿元;江西康顺集团呢,生产的耐热瓷,每年产值也是几千万。这些企业都有国优省优品牌,有较高的知名度,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和占有率,有良好的较高素质的职工队伍。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政府不以短期行为对待企业,不为政绩挖空企业,不对企业班子诱以重奖、压以重罚来顺从政府无度索取,绝不会这样倒闭,绝不会置广大职工的生计和合法权益而不顾,也绝不会置地方经济发展而不顾,甚至把国有资产流失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杨:你递交上去的《关于申办“中国(民间)弱势群体法律援助中心”的报告》、《关于成立全国下岗失业人员互助联合会的申请登记报告》、《关于申请成立海峡两岸和平统一民间促进会的报告》,这三个报告现在有什么新进展? 徐:这三个报告至今还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任何答复。看来政府是在继续在漠视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结社自由权利。

   杨:如果“中国(民间)弱势群体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成功,律师方面就需要相当多的资源,你作为法律顾问培训班的结业学员,对今天大陆的律师界有何评价? 徐:申请成功了的话,律师方面,主要是需要大批律师和法律工作者的支持和志愿参与。我认为,今天的律师界绝大多数都是有社会正义感、有良知的。我所了解的最佩服的律师,像上海律师郑恩宠、重庆律师周立太等等,这些都是一批勇于为弱势群体维护和争取合法权益的法律工作者。

   杨:今天大陆有许多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处,你对这种非民间性质的援助机构所起的作用怎么评价? 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处应该说也为弱势群体做了不少服务,但是由于政府利益的偏向和经费的局限,只能装装门面,比如我就曾经向本地法律援助处求助而不得,这也是造成信访上访浪潮高涨的外在原因之一。

   杨:你一直致力于弱势群体的维权活动,希望民间维权走向组织化和联合化,问题是这个非民选的政府在不断地限制和打压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以及其他《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公民权利,在这种情况下,民间维权如何走向组织化和联合化? 徐:关键是唤起民众的维权觉悟和民主意识。任何政府也阻挡不住觉醒了的民众自发的争取合法民主权利的步伐,而且民间维权正在形成社会潮流,任何社会也是由潮流来推动发展和变革的。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民间维权一定能合法地走向组织化和联合化。

   杨:当前大陆民间维权表现出什么特点? 徐:民间维权正在由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势,自发的维权行动此伏彼起,但缺乏彼此的呼应和支持。当局的新闻封锁是重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还是缺乏组织联合,没有能够形成共同的目标和统一的行动。

   杨:你跟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你身体力行,并且不超出大陆和共产党本身的制度限制。那么就江西省的情况来讲,还剩下哪些共产党员在坚持这种原则? 徐: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我也看到其实很多自发维权行动的发起者都是共产党员。比如2001年,当时修水宁红集团就有60名老党员由于干部腐败造成企业倒闭,而联名上书、申请退党,这次维权行动当时是轰动江西、惊动中央啊。

   杨:作为从事社会调查的我来说,由于接触的人、事、物、思太繁杂,知道的禁区太多,造成一种“自我恐惧”,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对社会危机的认识越深刻,那么对其发展的后果就必然越“自我恐惧”,这种恐惧是出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良知和正义感。

   杨:你的言论常见于《网路文摘》、《民主通讯》、《中国劳工通讯》等网刊,你如何看待这些海外中文媒体? 徐:这些网刊能够包容各种观点,客观报导,有利于了解世界和中国客观现实,它们宣传的世界先进理念有助于指导和推动大陆的民主进程。

   杨:你的言论一般比较简短、精辟,为什么? 徐:有两个原因:一是认识水平有限,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讲不出长篇大论的道理来;二是普通工人农民更注重简明扼要,因此写的文章也力求简短明了。

   杨:我一直在关注江西省的民间知识群体,比如你、徐建新、陆文这些人,现在记录下来的江西人士在我的笔记本上就有41位,他们跟你有联络吗? 徐:没有联络。很遗憾我只看到过徐建新先生的一些文章,但我很敬佩他们的学识和抱负,希望他们能给我以帮助和指导。

   杨:你曾拜访过我一向敬重的孙大午和郭起真,他们两个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徐:孙大午先生后来没有联系上,不过郭起真先生的情况我倒很想讲一下。他现在正受到当地司法腐败的压制,被他所指控腐败的房管所原负责人诉以侵权。去年12月17日下午,新华区法院已经给他送达了判决,判决郭起真向马桂臣陪礼道歉,承担诉讼费400元,并且还要他在报纸和互联网上向马桂臣作出公开道歉。现在郭先生已经向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他失业请求法院减免上诉费被拒绝,是亲友为他凑交的400元上诉费。他现在特别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给予法律援助,并给予道义及其它方面的支持。郭起真的联系电话是0317-3077580,联系地址是河北省沧州市荷花池小区5号楼404室,邮编是061000。希望朋友们跟他联系一下。

   杨:你今年已经52岁了,由于坐牢,身体也不是很好,回顾你这52年,你有什么话想讲给那些更年轻的朋友听? 徐:五十而知天命嘛,对社会及其发展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中国需要民主宪政治国,需要社会公正文明,这样国家才能和平统一,才能实现民族认同、党争和解,才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我想告诉年轻的朋友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可能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团结奋斗和不懈努力才能实现。国家兴亡,人人有责,大家共同努力吧。

   ——原载2004年2月2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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