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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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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重庆公民第十四书——公民们,我们要赢得这场胜利

   3107万重庆公民:

   见信好。诸多国内外友人近日告之我:“为了稳定,春节之前不会抓你;春节之后,很可能立即行动。”而此时,我尚能将最后一书于中国农历腊月二十八日这一天呈现于你们面前,对此我深感荣幸与急触。基于此,这封信我用的是最沉重的手笔,我希望60000字的《致重庆公民书(系列)》能在此沉重的手笔之下有一个悲壮的了结。许多年过去了,许多深切的体会撞击了我,专政、独裁、专横、跋扈、蹂躏、奴役、镇压、迫害、霸占、操控、掠夺、搜刮、大一统、以猪牧之,它们深深地撞击了我。所以,今天我要自重庆扩至中国,谈反抗这一切的主力——中国公民——将建立的反方向中国——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宪政、平等、公正、宽容、多元化、权力制衡的“公民中国”——之必备。

   第一,研究中国问题,首先要脚踏实地,具体、具体再具体。一定要把这14个问题大致搞个清楚:1、当前中国之生态状况;2、当前中国之道德状况;3、当前中国之法治状况;4、当前中国之制度状况;5、当前中国之思想状况(含意识形态);6、当前中国之宗教状况;7、当前中国之社会稳定状况;8、当前中国之社会分层状况;9、当前中国之政治分层状况;10、当前中国之经济分层状况(含贫富状况);11、当前中国之利益群体(含精英群体、中心群体);12、当前中国之中间群体(含中产阶级);13、当前中国之边缘群体;14、当前中国之弱势群体(含底层群体)。这14个问题,每一个问题都需要细分、搜集、整理、统计、对比、分析,以大量的个案集合和数据资料得出其动向和规律。比如中国的社会分层,因户籍制、官本位制、档案制、身份制等等受到冲击而发生重大变迁。现在的情况是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外来人口、流动人口越来越多,暂住证制度仍旧未除,高考录取制度大有差异,一些农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等等。国籍、文凭、证书、民族、种族、社会出身、地域、宗教、金钱、权力、关系网等等依然在影响乃至决定着这种社会结构;而文化、技术、能力、意识、道德、心态、思想、精神、人格、人性、人道等这些社会结构的根本决定者,反而受到普遍压制,导致整个中国的混乱、荒谬与背道而驰,即:走向一个“毁灭人性的中国”。

   第二,观察中国问题,要倾向于从底层着眼。我曾说过,我希望诸位保持两个倾向:“向中下层看”和“向中青年看”。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决定于此。这两个倾向可以发展出更多更为细致的倾向,比如着力于中国最基本的自治政体(村委会和居委会),着力于中国各阶层、各职业、各区域的弱势群体,着力于中国中青年的思想调查,等等。我对一些海外媒体及海外舆论一向持有的一个偏见就是对中共高层人物动向的分析太感兴趣,以我的观察,我并不认为这一小撮人就可以称之为决定力量,顶多只能算是左右力量。而底层,则系社会矛盾加剧、矛盾激化、矛盾频繁、矛盾普遍、矛盾深厚之最大主体。中国的底层群体大致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贫困的农民,二是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三是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这三个部分的底层群体没有合理的制度保障与机制保障,尤其是农民。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渐渐不景气,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价格渐渐降低,到90年代后期大致降低了30%;1999年末,当时的农民人口占中国人口之65%,但是其储存余额仅为10000亿元,仅占全国居民储存余额之20%;到了2000年,中国城乡收入比例就达到2.79:1;现在,中国的农民人口为10亿左右,政治权利、社会权利、文化权利、教育权利、医疗权利乃至住房权利等状况依然悲惨。

   与这些底层群体相对的一些高层群体(或曰中心群体),比如大部分党政公检法官员、人大代表、国营民营企业家、公司董事长、银行行长、高级经理、工程承包人、外企管理层、技术层、市场上的各种经纪人、歌星、影星、主持人、球星等等,这些人为数不算太多,但所得的资源巨大。这些人的前7种,与底层群体之间的恩恩怨怨最为典型,冲突事件最多,导致出一些极端状况,武力对抗,黑社会猖獗,流落于超大城市和各乡村部落的流氓痞子、乞丐、制假贩等特殊群体随处可见。电影《任逍遥》里面的19岁闲杂少年(赵维威扮演)说:“有枪就牛逼!”电视剧《征服》里面的刘华强(孙红雷扮演)说:“在这个人吃人的社会,要想不被欺负,只有靠拳头,刀!”摇滚乐《有罪》里面的胡松说:“都有罪!白色恐怖何时烟灭?都有罪!阶级斗争是为了谁?来!悔罪!都来悔罪!来为权力悔罪,反抗武力镇压!”这三段话就是当前中国具有报复心理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典型舆论,它发展到什么程度呢?发展到举起一把火药枪,冲着武警声嘶力竭地大喊:“强哥,跟他们干吧!”由暴力而导致更暴力,由凶狠而导致更凶狠,由残忍而导致更残忍,这个危险的中国,看它的底层冲突,真的像何勇在《垃圾场》里面唱的那样:“你能看到,你不知道!你不知道!”

   第三,解决中国问题,需要民间组织化力量与大量基层实践者和试验者。“新青年学会”的实践是正确的,“天则研究所”的实践是正确的,“大军研究所”的实践是正确的,“中国农村研究中心”的实践是正确的,徐高金、郭起真的实践是正确的,李昌平、桂晓崎、熊国剑的实践也是正确的。公平地讲,这些力量才是真正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他们的努力都无一例外地基于一个观点:只有当人民整体性地上升流动时,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政治地位的整体上升,社会地位的整体上升,经济地位的整体上升以及产业地位和职业地位的整体上升,都是社会稳定的“安全阀”。中国现在的选举、罢免、福利、保险、社会保障、法律援助中心、律师事务所、信访部门,以及国家的产业演进、职业结构变迁等等,都无不受到政府控制并倾向于由少数人组成的利益集团,传媒也无法满足民间舆论,网媒也无法不受到政府钳制与打压,那么民间组织化力量(含民间媒体)和大量基层实践者和试验者的重要性就很显著了。

   大家想想,一个国家的动向,可以从国家资源的流向来观察,那么现在的状况就是中国有一个在渐渐庞大的中心群体,也就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集团,这个集团自“三个代表”提出之后,越变越庞大,也越变越贪心、黑心、无心,现在必须有人出来反对这个“三个代表”,并形成一个非政府的社会角色,参与对国家资源的争取。那么这个国家资源在哪里呢?一个在生态,一个在人民。因此,民间力量是天然地具有竞争实力的,这是一个争取民主的过程。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争取执政地位的“民主”是不可能的,时机和条件也远不成熟,但是争取“民生”和“民权”的时机和条件是完全具有的,因此,“民运”这两个字现在只能说成是“民权运动”和“民生运动”,还不能说成是“民主运动”。民主的本质是公民参政、权力制衡,要向这个方向努力,现在农村的基层选举与基层罢免就很值得关注和推动。我刚刚编写完38473字的《1999~2003:中国民间村级罢免报告》,谈的就是这个事情。

   结语:中国问题很复杂,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都有发生,需要不断总结、不断反思、不断实践和试验,步步为营、案案集合,才能在若干年之内有所进取、有所成绩、有所胜利,才能在若干年之后无愧于心、无愧于人、无愧于民。

   简介:杨银波,原籍中国重庆,系中国大陆作家、社会活动者,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主办《百年斗志周刊》。

   ——原载2004年1月19日《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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