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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重庆公民第七书——纪念重庆邹容慷慨赴狱100周年

按:此信之发出,背景复杂。一者,此间中国变动极其异常:江西、福建、浙江的解放军野战部队、导弹部队频频调动,进入二级战备状态;江苏、福建、浙江之外30海里的海军演习规模巨大;广东、广西、河南、湖南、重庆空军部队低空演习异常;上海周边地区空军巡逻频繁;陕西、四川、安徽兵工厂生产、运输加倍;北京雷达车在小路来往行驶异常。二者,与武力攻台相对应的镇压民间力量之举已愈演愈烈。贯穿起来看,有其连贯性,即“武力攻台,不惜一切代价”,此种代价不仅包括大陆和台湾经济的受损、生命财产的毁灭、与其他国之国际关系的紧张,当然也包括借此时机对大陆(甚至对香港)各种民间力量的统战和铲除,为可能爆发的台海大战扫除异议,巩固战前、战中、战后的利益分配和中共威权。以这个角度来讲,此战绝非简单的“主权统一之战”,乃是“万权归一(党)之战”。在这“白色恐怖~红色恐怖”的过程中,别说杜导斌,即便是某些官方重要人士也可能被捕入狱(军阀混战不是没有可能),我杨银波更是自不待言。故留下此信。
   3107万重庆公民:
   见信好。历代重庆英雄,如巴蔓子、赵智凤、明玉珍、杨沧白、卢作孚、杨公、赵世炎、何其芳、王朴等辈,比之100年前慷慨赴狱的重庆著名异议人士——邹容,都显得不甚了了。我今天这封信的来意,就是希望你们在读完这封信之后,能够理解、善待和帮助那些即将被捕入狱的重庆异议人士。他们历年来洞察中国、洞察重庆、对抗特权、对抗专政,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内可能有一些你们意想不到的磨难和坎坷,我希望你们能在这个最乱(外乱与内乱,民间乱与官方乱)的5年时间内尽可能地像对待邹容那样地对待他们。如果你们曾经行走过重庆的邹容路,踏足过重庆的邹容广场,瞻仰过重庆的邹容烈士纪念碑,阅读过邹容的《革命军》,那么,就请你们和我在此时此刻一起来感受邹容当年的牢狱之灾,一起来体会当今“邹容们”可能即将面临的牢狱之灾。二者虽遥隔百年,但历史轮回,精神同一,诚请3107万重庆公民共视之。

   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1918年5月21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失败。1894年11月24日~1918年5月21日,这24年就是辛亥革命的全部时间。在这24年里,1903年5月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的《革命军》乃是中国革命史上传播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第一书,此书出自一位年仅18岁的重庆少年之手,此少年便是邹容。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旧金山印《革命军》11000册,在美洲华侨中散发。1906年,孙中山叫张光福再印《革命军》20000册,在南洋华侨中散发。《革命军》出版以后广为流行,并多次以《革命先锋》、《救世真言》等书名翻印。根据章太炎的回忆,《革命军》曾经印行过20多次,共计110多万册,占清末革命书刊总销售量之第一名。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中说:“《革命军》一书,为推满(反清)最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鲁迅在《杂忆》中说:“清末的一些诗文,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1983年,周永林大量搜集邹容的文章、书信和演说,在重庆出版社编辑成《邹容文集》出版(正是这一年,我刚刚出生)。《邹容文集》,乃是我少年时期最爱阅读的书籍。此书到今天为止,已经陪伴了我整整十年,可以说是我所读过的所有书中珍藏最久、阅读遍数最多的一本书。邹容比我早生98年(出生于1885年,重庆巴县夫子池洪家院),1905年他死于狱中的时候,只有20岁,其时与我现在的年龄一样大。他短短20年的生命极不平常,经历了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马关条约》、《辛丑条约》。10岁,他便熟读《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稍后接触了《天演论》、《时务报》、《渝报》、《蜀学报》等书刊。12岁,因试题生僻,他顶撞主考,被父亲邹子璠责打,但他并不服气,向父亲申辩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事后,邹子璠虽迫令他进入重庆经学书院继续接受儒学经典的教育,但他仍不就范,在书院“指天画地,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攻击程朱及清儒学说,尤体无完肤”。因此,他被重庆经学书院开除。13岁,他在重庆向成田安辉、井川辰三学习英文和日文。同年,戊戌维新运动遭到扼杀。他得知谭嗣同等“六君子”伏尸都门的讯息,不胜愤慨,在谭嗣同的遗像前题诗悼唁:“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帷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
   16岁,他到四川成都考留国学生,成绩良好,主持此次考试的候补知府李立元领着他晋见四川总督奎俊,奎俊对他“勉励数语,旋命归渝治行装,于八月中旬同往日本”,但就在他即将临行的时候,一批士绅官吏对其诋毁“聪颖而不端谨”,他被除名。第二天,他排除父亲的刁难,从亲戚处借得路费,克服了旅费的困难,从重庆出发,乘船顺长江而下,经过上海,自费到达日本东京,留学于同文书院。在留学期间,“凡遇留学生开会,(邹)容必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倡言对待清皇朝,“不变法当革,变法亦当革”。18岁,他和张继等人冲进清政府驻日陆军监督姚文甫的公馆,指着通奸之事被揭穿的姚文甫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辩!”语音未落,便把姚文甫的辫子剪断。后来他被通缉,但他毫不畏避,经同学劝告,才离开东京到了上海。到上海后,他加入爱国学社,并发起成立中国学生同盟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蔡元培和章太炎,并于1903年5月在上海大同书局出版《革命军》,章太炎为之撰写序言。同月,上海《苏报》转载《<革命军>自序》,他在自序中用“革命军马前卒邹容”作为笔名。1903年6月,《苏报》发表了章士钊的《读<革命军>》和章太炎的《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并为该书特别刊登了广告。章士钊赞叹《革命军》“去世袭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此诚国民教育之第一科教书”;章太炎评价《革命军》“驱除满族,光复中国,笔极犀利,文极沉痛”,主张将此书“普及四万万人”。
   《革命军》如同一颗落在清政府头上的重磅炸弹,不仅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使清政府惊恐万状。于是,1903年6月29日,在清政府的要求下,上海租界工部局发出对章太炎、邹容、陈范等人的拘票。当天上午,上海租界工部局到《苏报》馆捕人。程吉甫被带走后,陈范连夜走避,并让儿子陈仲彝到爱国学社向章太炎示警,章太炎说:“诸教员方整理学社未竟,不能去,坐待捕耳。”6月30日,等到巡捕来时,章太炎自指其鼻:“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并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廷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当天,章太炎、陈仲彝及办事员钱宝仁被捕。邹容当时本已藏匿在上海虹口一个外国传教士处,得知章太炎被捕,不愿章太炎一人承担责任,便以临危不惧、大气凛然的英雄气概,于7月1日徒步到上海租界四马路巡捕房主动投案,决意慷慨赴狱,自称:“我是邹容!”于是,邹容也被收监。按照租界的旧例,案子未定之前不能封禁报馆,《苏报》主笔章士钊因与清政府派来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有师生之谊,未被列入拘捕名单,因此《苏报》照旧出版,并继续疾呼“革命排满”。清政府自然不甘心,便串通美国领事古纳签发封苏报馆令,7月7日《苏报》馆被封。
   1903年7月15日,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第一次会审“苏报案”。开审后,原告律师古柏宣读《控告苏报条款》,控告《苏报》馆、章太炎、邹容等“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并从1903年6月以来《苏报》发表的言论中罗织罪名。章太炎直言:“不认野蛮政府!”邹容只承认:“《革命军》一书乃我所作!”其他的什么也不说。庭审完毕,章太炎诗从口出:“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7月21日午后,会审公廨第二次会审“苏报案”。原告律师古柏以“另有交涉”为由要求改期,被告律师博易反对,他说:“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本律师无从知悉。以堂堂中国政府乃讼私人于属下之低级法庭,而受裁判乎?”原告律师无言以答。1903年12月3日,会审公廨成立“额外公堂”,由上海租界方面与上海县令会同审理“苏报案”。12月7日,代表清政府参加会审的上海县令汪瑶庭拟定的判决为:“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但受到英副领事的抵触。12月24日,汪瑶庭不顾上海租界工部局,在会审公廨“额外公堂”宣布:“章太炎、邹容故意污蔑今上,排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应予永远监禁。”公使团对此持有异议,这个判决未能生效。双方僵持了两三个月。
   在舆论的压力下,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额外公堂”终于作出判决:“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罚做苦工。”“苏报案”到此结束。清政府本拟藉“苏报案”以兴大狱,杀害章太炎、邹容等一竿革命人士,使参与爱国学社、张园集会、拒法抵俄等活动的人们畏惧后退,并遏制《革命军》、《驳康有为书》、《苏报》等反清书刊的流行。因此,它不惜放弃历来矜持的天朝体统,雇请律师,作为原告一方,在上海租界与章太炎、邹容公堂对簿。孰料事与愿违,“苏报案”荏苒经年,本身就成了一次持久的反清革命宣传,《驳康有为书》、《革命军》及其他革命书刊,流传更广。此案令清政府颜面扫地,正如孙中山后来这样评论:“清廷虽讼胜,而章、邹不过仅得囚禁两年而已。于是民气为之大壮。”
   章太炎和邹容入狱后,1904年5月28日,章太炎写《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宜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即赋《狱中答西狩》相唱和: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此二诗均可见二人临危不惧、勇于献身,对前途充满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气概。与之相对比的是,邹容在狱中受尽狱方凌辱,身体受到残酷虐待。当时同在狱中的章太炎在得知邹容病后,曾数次要求狱方为其诊治或为其购买药物,均遭到拒绝。长此以往,1905年4月3日(距邹容出狱只有两个多月),在一个冷风细雨的早晨,邹容突然去世。邹容去世后8个小时,狱方才通知章太炎,章太炎抚尸痛哭。邹容死时没有瞑目,口流鲜血,因为邹容死前曾服用过上海租界工部局医生送来的一包药,所以很多人怀疑邹容其实是被毒死的。邹容死后,上海租界工部局竟将邹容的尸体弃置于狱外的墙根下,后由《中外日报》馆所收殓。
   1905年4月5日,由中国教育会出面,在上海愚园为邹容召开追悼大会。4月6日,在爱国女学校商讨善后事宜:在当时清政府的淫威下,连能够妥善安葬邹容的一块墓地也难以寻到,只好将邹容的灵柩暂厝于上海的四川义庄会馆。1906年,邹容的战友、曾一起留日的革命党人刘季平回国后,得知邹容去世的消息,深感不安,他不顾清政府的查究,冒险将停放在义庄会馆的邹容灵柩偷偷运回上海华泾镇自己的住宅黄叶楼旁,并择一空地安葬了邹容。蔡元培特别撰写墓碑碑文,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亲手书写。墓碑基地四周松相环绕,墓呈圆形,专门建有碑亭。1907年,章太炎在日本《革命评论》上发表《邹容传》,引起轰动。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鉴于邹容的卓越功绩,于1912年2月22日召开了烈士追悼大会,并亲临会场送了祭文。会后,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之后,吴玉章、黄复生、李肇甫、朱叔痴等40余人,又联名要求对邹容遗属给予优抚,得到孙中山照准。嗟乎!邹容之于重庆,犹如孙中山之于广东、章太炎之于浙江、陈天华之于湖南,彼时国难当头,志士横起,前仆后继,真可谓:英雄会心,只在生死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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