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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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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等"六四"难属被捕事件报告
·杨天水访谈录
·《百年斗志周刊》刊词
·致信杜导斌之子杜文玉
·【杨银波诗存】
·捍卫新闻自由,反对强权报复——为《南方都市报》事件签名呼吁
·诗与刀:我依旧胆怯——答杨银波兄
·刘水之被捕与当局之阴险
·中国民间自由撰稿人与政论媒体
·杨银波谈中国对虐囚事件的反应
·敢于面对真相的人永远是胜利者
·剖析杨银波
·底层民工生活录:刘昌莲与郑兴华
·惊闻友人杨春光之母刘素芳去世,即此致哀!
·底层民工纪实--叶飞的29年
·2004年“南都事件”民间记录报告
·与希望之声电台共议「美军虐囚事件」
·《中国农民工调查:采访父亲杨庆华》
·《中国农民工调查:采访梁如均》
·毋忘六四(摇滚歌词,中英文双版)
·1993年~2003年:六四周年档案简编
·大陆政论作家:余樟法与郑贻春——附:当代大陆持不同政见之部分知名政论作家
·杨银波:与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继续谈心
·中国农民工研究提纲
·中国农民工调查:打破「农民不能进城」
·杜导斌被捕之前的文章历程
·血泪筑成的万里长城──中国农民工调查
·中国农民工调查
·中国农民工调查:民工潮突然爆发
·采访捡破烂者王秋喜一家
·中国农民工调查:采访罗金太
·贺《民主论坛》创刊六周年
·最危险的反歧视──中国农民工调查
·中国农民工调查: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
·专访大陆政论作家郑贻春──《民主论坛》创刊六周年特别纪念──
·国际人权互动很有必要──中国农民工调查
·中国农民工调查:农民·农民工·城市人
·中国农民工调查:四川竹镇的民工历史
·广东"城中村"现象
·中国农民工调查:北京民工子女学校的生与死
·訪談楊銀波:腳踏實地,努力幫助農民工
·一个弱势者的热情和理想
·中国农民工调查:同是天涯沦落人
·不灭的理想(摇滚歌词)
·当前民工状况的特别数字
·孔灵犀小档案
·资料集:关于武汉优秀青年孔灵犀
·中国农民工调查:物价上涨·炎炎夏日·涛涛洪水
·中国农民工调查:涉及全体国民的2004年民工热点
·中国农民工调查:民工荒·独立工会·乞讨的男孩
·希望之声电台:不灭的理想——杨银波
·《民主论坛》六年统计报告(上)
·《民主论坛》六年统计报告(下)
·《不灭的理想》:闷雷般的激情之歌
·民告官:推进人民主权运动
·工伤,远甚往昔的体会
·谈民营企业与合同工的困境
·紧急求助:杨春光被诊断为多处脑梗塞
·中国农民工调查:成本·教育·再教育
·我们曾教过这样一个学生──杨银波
·王怡作品集(80万字网络版)目录索引
·从为母校创作校歌《公民教育》说开去
·历史文化季刊《黄花岗》印象
·不灭的理想——杨银波的人生故事和写作经历
·杨春光资料简编(1956年~2004年)
·反思[民工粮]等四个特别事件..
·政论作家:一种重量级的人物
·问卷调查:面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
·寻人启事:寻找我的外婆朱云富──暨撰述梁家简史(1922~2004)
·中国农民工调查:成本.教育.再教育
·中国农民工调查:我的四个制度建议
·杨银波答记者、读者:关于中国青年问题
·简评“十.一八”重庆万州事件
·问卷调查:面向中国大陆知识公民
·访谈:我的五个交流建议──兼谈工会
·底层调查--透视民工梁如均
·杨春光之妻蔡东梅访谈录..
·2004年秋 《中国劳工研究》杂志创刊号 《档案:关注农民工的大陆非政府力量》
·酒后杀人──学生教育的恐怖暗角
·19岁民工孙家利工伤调查记录
·假如我是一个普通的村委会主任
·刑事实论--兼谈高难度的实干精神
·关注中国少年犯
·《中国农民工调查》最后总结
·童工 禁而不绝的群体
·为师涛呐喊,为师涛助威
·共同关注风雨中的涨谷村──中央电视台首次到我家乡采访险情
·公布:救助自由诗人杨春光事迹报告
·■上苍保佑说真话的诗人——来自杨银波的一些感慨
·论当前农村股份固化运动
·文章者,乃千古之事
·杨银波档案简编(附图)
·自由亚洲电台讨论:三作家传唤事件(附音频网址)
·杨银波声视媒体活动集(观看/试听)
·赵达功访谈录:深圳农民工调查
·一个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的声明
·今天且要暂别 他朝也定能聚首--致诸位同道、并致杨银波本人的一封信
·《百年斗志周刊》发行百期
·笑红尘──2004年终稿
·论当前农村基层政权腐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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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点看法

   最近这些天中国的政治气氛比以前更紧张了,民间、海外与我的交流也愈加频繁、广泛和深入(包括面谈、採访、电话、留言、邮件、信件等),做了不少笔录,写了不少感想,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谈谈我的四点看法,权当是全部交流的一次完整总结。    一、呼吁诸位关注中国的基层问题    我自9月8日开始调查广州市各区各镇各村,这些调查对我震撼很大。以前政府官僚和企业官僚把眼睛转到国有企业身上,现在国有企业被淘空,他们就把眼睛盯到了土地上。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然而借着“农村城市化”这个口号,农村的大量土地被非法征集、转包,许多农民已经变成了“有田无田种,有地无地耕,有厂无厂进”的三无人员,所以现 在闹得最凶的就是农民反抗村委会与各干部奸商之间的合谋问题,要求国家合理补偿和安置,要求国家对土地被征、被圈、被占的农民在生活、就业、学习、福利、保险等各个方面优 先考虑他们的利益。在农民的反抗声音当中,也有部分比较睿智的农民提到了“民举” 、“建立农会”、“罢免村官”、“罢免村委会”的要求,而并不仅仅希望那些勾结起来的官商能够良心发现,多向他们施舍一点就了事。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是值得全社会 关注的焦点。我们知道,红色权力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它的谎言、暴力与收买都是世界第 一,我们要瓦解这种权力需要借助的就是公民权利;占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底层棗农民,他 们用公民权利来瓦解红色权力,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值得大力关注、支持和帮助的动向。这个动向在提醒我们两点:1、中国的专制全国普遍,一个村委书记就是一个小江泽民,一个江泽民就是一个大村委书记,因此瓦解红色权力的最小组成单位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质”的转变,这种基层冲击既具有基本性,又具有普遍性、传递性,它可以加速对红色权力的瓦解 ;2、基层政体是最高红色政体的基础,这个基础得以转变、挪移,则最高红色政体必然蹋 倒,同时也让更多的社会公民自发地培养起了一种对权力严厉监督、对权利坚决维护的意识 和习惯,这是一个公民社会得以形成的重大前提,也是民主政治得以成功的意识基础和行为基础。      二、公民维权应成为当前中国的重中之重    人类社会争取的目标有六:一是自由,二是民主,三是法治,四是人权,五是正义,六是公正。这六个目标的核心都是人权。人性力量是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人权是每一个社会人的核心需求和立身之本,因此,在人权遭到普遍践踏的中国,公民维权就成为重中之重。在司法无法独立、大陆媒体长期专制、海外媒体饱含敏感因素、大陆内部政治斗争太过复杂等情况之下,中国的公民维权搞得特别艰难,也搞得特别艰险。   

   我最近参与了一些维权工作,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所谈的大都是诸如“先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省级以上关係上”、“也不要通过海外舆论传播”、“要看当地的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在海外媒体上发表东西,没有什么效果,反而把自己搞得敏 感,缩小在国内活动的空间”之类,这些所谓的“策略”确实让人头痛。   

   当然,也有两个人敢于突破这种“策略”,一个是刘晓波,另一个是郑贻春。刘晓波一来信就批评我:“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那么神秘?中国的公民维权必须公开!”郑贻春则说得更加具体:“为了所谓的策略,一直驯服于专制极权,老是按照讨好它的那套小心翼翼的办法去期望它给你做主,这种希望即便是有,也很有限。当今世界已经是地球村,为什么中国的事情不能往外说?为什么有这个往外说的条件却不利用这个条件?   

   你是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人,为什么不带个好头?你不去突破这种专制封锁,那不是等于在变相地为罪孽深重的专制极权保驾护航吗?”我最后同意了刘、郑二人的意见,这是关于突破封锁,争取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维权总是难以避免地陷入平庸的权力斗争,但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坏事,大致上讲有三个理由:1、这证实了极权体制并非铁板一块,它有其不同的利益代表,常常是此消彼长、自我瓦解;2、在有一定自由性和独立性的行动中,自发地训练出了一大批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所以和我共事的一些村民代表都不约而同地发出“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像‘六四’学生领袖那样”的感叹;3、激发了任何一个参与者和旁观者的参政议政意识,具有相当可视的的启蒙价值。      

   三、红色权力除了权力之外,一无所有      很多读者来信来电为我担忧,诸如“小心有人整你”、“你对他们的凶残还不够了解” 、“他们什么都干得出来”、“你算什么?你没有权力就等于没有了一切”之类,我对他们 的回答都是一句话:“红色权力除了权力之外,一无所有。”这几年,我面对的恐吓不止一次两次;我的亲人,我的民工朋友、学生朋友、教授朋友、作家朋友、律师朋友等等,他们当中也有很多是因为和我之间的交往而被恐吓数次。但是这样的恐吓使我越来越明白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权力是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东西,对于一个有着终极信仰的人来讲,权力非但不能磨灭掉他的信仰,反而递增这种信仰,权力的压制最后只能造出无数个孙悟空。刘荻说得很好,“权力主义者最愚蠢”。   

   权力主义在中国的盛行,使中国沦为一个流氓社会。流氓跟你比拼的是实力,他们坚持的是实力决定一切的理论,他们的这个“实力”指的就是权力、武力、金钱、关系、职位、名气等一系列人的外在存在的东西,而非本质存在。面对这种“实力决定论”的人,你首先要把他看得很小,然后把你自己看得很大。9月21日,我推荐了一篇22000多字的控诉文章《中国教育界的奇耻大辱》,并作了序,第二天,《南方都市报》的一位著名记者给我来信:“杨兄,作为记者,我很不喜欢你和你的朋友这种态度,情绪化的东西太多,给人的感觉反而像是漫骂和恐吓居多。”我就对他讲:“X兄,文中那人,其小,其丑,一眼可视之,况且我所述并非夸大。即便夸大又怎么样?为什么他可以整弱势者,我就不能帮弱势者立以后 台,大大地整他一回?我觉得鲁迅有一句话很成问题,‘谩骂绝不是战斗’,谩骂为什么不是战斗?他骂弱势者,弱势者也应该回骂他,也应该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中国法治无道,媒体无道,那么就以眼还眼,给对方一点震慑。   

   你看,效果不是出来了吗?自昨天之后,他不是就毕恭毕敬了吗?他不是就夹着尾巴做人了吗?他有权力,我杨银波可以说老子比你更有权力,你敢怎么样?对这种人,你让他良心发现没有用,只有站到比他更高的位置上,把他踩到脚下,让他规矩点儿!”   

   四、为李思怡绝食,将载入史册      9月20日,为了纪念“由于几个警察粗心、不经意、不用心、不作为”而饿死的四川省成都市三岁小女孩李思怡,由秦耕、任不寐等人带头,“我陪思怡走一天”的绝食接力活动在大陆正式拉开。9月20日当天就有200人报名,现在已经有人排到了10月7日绝食。9月23日,我和我母亲(梁如成)报名,决定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54个国庆日棗2003年10月1日棗绝食24小时。   

   很多人知道,我和我母亲有长达10年的时间没有蒙面,她为了我含辛茹苦,受了很多罪 ,我也为她打了很多抱不平。自今年5月26日开始,她和我一起生活,一起流浪,一直照顾我的生活。她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每天都要吃药,她把治病留下的空药瓶拿到收购站去卖,前后都卖了30多块钱。尽管身体如此不堪,但她仍然决定在10月1日这天为李思怡绝食。有14个朋友来信,除了一封信询问我母亲的历史之外,其他的信都是担心我母亲的身体,劝她不要参加绝食。我却很为我母亲骄傲,她说:“我以前没嫁到杨家之前,屋头有5个弟弟妹妹,经常是一碗冷水、一把胡豆,这就是我的一顿。我是姐姐,只能喝米汤,剩下的稀饭 都给弟弟妹妹吃,反正有上顿就没下顿。但那是因为我们家穷。这个娃儿(李思怡),就太可惜了,饿了17天,当警察的再没良心也不能把它当条狗啊。我们家以前那条狗跑出去半个月,一回来站都站不起了,我都晓得这条狗很可怜。”   

   是啊,“可怜”,这也是我这些年来对中国人的整体评价。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无论是北京人、上海人,还是广州人、重庆人,都是一样的可怜,只要这个专制极权存在一天,整个中华大地就可怜一天。面对集体性的、无人权的、可怜的中国人,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一种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把他人的痛苦当作是我们的痛苦,并引为自己的罪恶。我友梁卫星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感人:“小思怡就死于我残忍的习惯之中,死于无数人残忍的习惯之中,我不能对自己说,我是无罪的,我不能说!小思怡,此刻,走在你身边的这个成年人,他曾经参与剥夺了你的母爱与希望,面包与牛奶,光明与充实……他伴你这一程,也许仅仅只是为了安抚自己的良心,以求得对此后世界的继续心安理得,你可以原谅他吗?他其实不是你的什么叔叔,而是谋杀你的凶手!”是啊,感受罪恶,感受饥饿,感受恐惧,感受痛苦,感受绝望,感受悲凉,感受眼泪,这是对受痛者的体验和悲悯,是对自我的内省和忏悔, 是对每一个具体生命的尊重和关注,是对整个社会的人权的呐喊和呼吁。正如我诗《生命》所鸣:“让疯狂的野火烧焦冰冻成海的心脏,砸碎僵固已久的身体!”为李思怡绝食吧,尊重生命,捍卫人权,震醒麻木。我命与逝者同在。

   ——原载《北京之春》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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