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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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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重庆公民第二书 ——重庆农民处于九天之下

   3107万重庆公民:

   见信好。《致重庆公民第一书》于《议报》发表,并被《博讯》等网媒转载之后,到10月1日下午4点为止,我总共收到你们16封电子来信,有5封分别来自重庆石柱、重庆奉节、重庆永川、重庆垫江、重庆铜梁的农民朋友,其中重庆石柱一位没有钱继续上大学的农民学子的来信令我最为震撼。关心重庆的朋友应该知道,从9月19日下午开始,重庆石柱县临溪镇连降暴雨,水位猛涨,临溪镇近2000人遭到洪水围困。此次暴雨降雨量达148公厘,洪水淹没房屋1083间,造成106人无家可归,另有14座桥梁被毁,近9000亩粮食作物绝收。除了临溪镇,相邻的王家乡、河嘴乡也分别发生不同程度的灾情。

   这位石柱农民学子在来信中说:“就算没有这场水灾,我们的生活还不是一样地艰难?政府里的那些官担心的是乌纱帽,其他还有什么照顾?目前这一点照顾,以后还不是一样地收回去?”我问他有什么打算,他来信说:“我爸爸昨天对我讲,让我去城里打工,给别人洗碗,说价钱都讲好了,一个月200块钱。要不然,就去当棒棒,我家里面就有4个人到城里去当棒棒,一个月才不到300块钱,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出路了。杨先生,你多关注一下我们的问题吧,我们难道就这样一辈子都当这么不值钱的农民吗?”读罢此信,我立即托朋友查找今年“重庆事件”的资料。

   先看天灾。第一份资料显示:7月18日~7月20日,重庆北碚、重庆江津、重庆城口等23个区市县暴雨成灾,17520间房屋损坏,农业受灾面积严重,粮食减产14万吨,部分地区还因山体滑坡导致伤亡事故,重庆城口因山体滑坡导致7人死亡。第二份资料显示:7月21日~8月10日,重庆大部分地区平均降水量不足15公厘,比常年同期偏少80%。其中重庆巫山还出现了连续10天40度以上的连晴高温天气。这种历史上颇为罕见的酷暑天气,给重庆带来了特大伏旱灾害,灾害范围涉及40个区县。据重庆市政府初步统计,全市因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亿元,其中农业经济损失7亿多元。此外,有68座水库、近10000口山坪塘干涸,600多条溪流断流,各水利工程的实蓄水量不到应蓄水量的一半。农作物受旱面积近80万公顷,水产养殖断水面积20000多公顷,损失成鱼5000多吨,300多万人畜出现饮水困难。第三份资料显示:8月21日~8月27日,重庆气温高达35度~40度,造成经济损失超过人民币10亿元。

   重庆的水灾、旱灾以及蝗虫灾害历年不断,农民损失惨重;另一方面,重庆农民的贫困问题、负担问题、土地问题、拆迁问题、移民问题、教育问题、选举问题、外出民工遭受歧视与迫害问题、“棒棒军”(挑夫)问题、卖血问题、感染艾滋病问题、生老病死问题等等,更是愈发严重。这就是“就算没有这场暴雨,我们的生活还不是一样地艰难?”的真实原因。天灾与人祸集为一体,重庆农民可谓处于九天之下。想当年,梁漱溟一句“农民处于九天之下”的大实话让毛泽东勃然大怒,从此厄运连连。但自80年代开始,“三农问题”开始得到重新呼应,并于近年在学界、思想界达成惊人共识。只是依我看,政府的和尚经还是照样练。我们要让重庆农民的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就必须猛烈地冲击重庆党委和重庆政府那麻木的神经,要把这些人的脑袋、眼睛、心灵统统搬回来,以“公民”的姿态迫使其改弦易辙。

   我们现在来看看重庆农民的大致情况。重庆是一个大城市与大农村的结合体,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现有耕地156万公顷,劳动力1345万人,占总人口的43.3%。按照重庆市政府的统计,2002年重庆农民的纯收入为2098元。我第一个要怀疑的就是这个收入数目,并强烈谴责拔高这个收入数目的真实目的。我认为,真正的统计必须直接到各家各户去调查才有可信性,你们去乡财政、村财政去调查,那里面假账就多得让你们没办法想象,即便是乡政府和村财政里面实实在在地有这笔钱,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这笔钱50%都可能被“公有”(继而被各级政府干部、奸商“私有”),而本应平均分配给农民的钱却到不了农民的手里,或者到不了多少。再有,比如我们算一家三口一年的水稻收入,这个收入肯定只能算水稻本身,但你们去统计时却将水稻和水稻苗(谷草)都算进来了,这个事情我在统计部门的朋友就跟我谈过,你们为什么要搞假?无非是提高税收。今年的税按去年收入的5%来计算,你们提高去年收入的数目,则今年的税必然增加。

   更严重的还在后面。重庆铜梁农民的来信再一次印证了我的判断:政府的“太过关心”(铜梁农民朋友语)是场阴谋。阴谋有三:1、为了个人政绩;2、为了个人经济利益;3、为了部分人的“内部双赢”。重庆铜梁的这位农民朋友在来信中说:“这个狗日的村政府经常搞一些示范区,强行办厂、种树,还要求我们修房子、修猪圈要用他们拉过来的砖,啥子东西他们都要帮我们安排,我们每年都搞不清为什么要被扣那么多的钱,最后才晓得是他们帮我们买,然后又帮我们交钱,最后又谎报他们交钱的数目,在我们身上扣。我们不愿意,他们就叫警察来,完全就是个狗日的黑社会。”这封信道出了心声。政府的什么“大力扶持各类龙头企业的发展”啦,“建设集中连片农业产业化基地”啦,“积极推进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科教一体化经营,走‘公司+农户’的路子”啦,这里面就有个最基本的问题--这到底是“市场”还是“计划”?我想问重庆市各级政府,你们有什么权利去命令农民种什么、买什么?你们向农民搞的“法定交售义务”和“新项目交售义务”难道不是在“上级指示”的名义下搞的变相抢劫吗?你们搞这些事情有没有经过他们村民大会“一事一议”?这位重庆铜梁农民说:“会是开了,只不过是村民代表大会。那算啥子村民代表?全都是一路货。”

   看来,农民的根本问题还是公民权利问题(人权问题)。要保障和维护公民权利,就必须进行政治改革。重庆政府讲“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三令五申,发放负担卡、减负手册,费改税,讲了十多年,结果怎么样?撤东墙补西墙,羊毛出在羊身上,腐败横行,官商勾结,农民上访被镇压。重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问题、强行种植养殖问题、侵犯农民土地经营自主权问题、乡村政府的腐败问题、权力滥用导致的冤假错罪案问题,等等,越来越严重;但另一方面呢,打压正义呼声和行动的警察、黑社会也越来越凶猛。今年9月1日,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搞是搞了,但是农民进城的成本却越来越高。一个农民到城里去开个店,什么地税、国税、环保费、治安费、防火费、工商管理费、物价调节费、个体劳动者协会会费、卫生许可证年检费、酒类商品零售许可证年检费、烟草专卖许可证年检费,再加上房租费、水电费,高得让人难以承受;但另一方面呢,部分警察、干部子女开办的网吧、娱乐城、电子游戏室等,却又大量免税。这些问题的结症就在于权力,要监督这种权力,就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政治改革。

   第一,在重庆搞村、乡、镇基层民主直选,必须要让权力来源合法。从目前的发展情况来看,呼吁对村、乡、镇大小政府官员的职位进行直选,有选举权的,一人一票。然后,有必要突破党章,呼吁首先对村委成员、村委书记的职位进行直选,打破这种“党管干部”的格局,强烈要求党政分开。这个态势是将来必定会有的,现在要从呼吁做起。第二,凡是涉及到农民普遍利益的事情,一定要召开村民大会,实行“一事一议”的办事方针。第三,呼吁土地私有,通过土地所有权的获取而获得独立。第四,反抗政府通过它所定性的“市场化”来消灭农村,要求按“公开、公平、公正”的真正的市场规则来对待农民、农民工及一切进城工作者。第五,大量申请建立农民独立协会。第六,与新闻媒体和维权组织大量联系,依靠媒体和组织进行监督。第七,搞长期的合法宣传,大量下载、剪辑、复印、粘贴、传阅政府部分有利于农民的政策文件,以及媒体关于“农民事件”的报道、评论(此处,我强烈推荐值得宣传的20人:温铁军、秦晖、刘军宁、何清涟、党国英、胡鞍钢、张英红、曹锦清、于建嵘、熊跃根、何包钢、党治国、李昌平、桂晓琦、熊国剑、马银录、任不寐、徐高金、淮生、云衡)。

   重庆的村官乡官贪污了,你们就要反腐败;重庆的村官乡官搞政绩工程糟蹋了,你们就要搞政治改革(从第一到第七);重庆的村官乡官的工资、日常办公开支和农村义务教育有问题了,你们就要把财政拨款和义务教育的经费来源问个一清二楚。总而言之:你们的第一定位不是“重庆农民”,而是“重庆公民”。你们的出路不光在于经济收入的提高,更在于全方位地打破“政治上无权、经济上弱势、文化上落后”的现状。只有当你们对“人权”全方位地争取,你们才有真正站立起来的一天。

   杨银波继续等待你们的来信。

   -------------------------- 源自《议报》http://www.chinaeweekly.com 此文系本刊首发,欢迎其它各类刊物转登转发,但是请注明出处和本报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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