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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权力:政论家的话语权

   立法、司法、行政为三权,按照孙中山最早的说法,媒体拥有第四权 力──监督权。在立法专制、司法专制、行政专制、媒体专制之下, 作家的第五权力──话语权──,就成为一种特别凸显的权力。这种 权力因为主要是针对专制极权,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因此,将话语权 视为“权力”(而非“权利”)的作家,通常被我称为政论家。

   “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 鲁阳。”这是著名政论家张东荪晚年悲凉心境的自我写照。书生谋 国,每多直言,不偏不倚。但在熟练“法”、“术”、“势”的政客 眼中,此等政论家只有“直堪笑”的下场。即便一代大师如梁漱溟 者,为了呼吁和平,也必须专门公开声明只代表个人不代表组织、只言论不行动,但直到建国后仍然被清算,被认定是“立场完全是帮助 蒋介石的”。可见,政论家的话语权,既巨大、高尚,又危险、敏 感。政论之人,常有“如履薄冰”之感。

   大敌当前,突破禁忌者古今皆有。当代者,如我颇为敬佩的已逝著名作家、政论家王若望,生前一直致力于“全面揭露中共专制政权的罪恶和人民意识的体现”;如原香港《文汇报》总编辑、著名政论家金尧如,十年如一日地“揭露和批判中国共产党独裁的残酷统治,并指出其如十年前苏联东欧集团的伪善挣扎一样难逃其旦夕崩溃的命运”。此时此刻,又不知有多少政论家正在敲击键盘,打破毛泽东的《论舆论一律》,令“无声的中国”在“以笔杆子作武器的人们”的努力下,渐渐一展“春天降临北京、降临中国,民主自由凯歌唱彻云 宵”(金尧如语)的国色。

   未来的政论家,不会锐减,只会增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 国将产生大量的政党、组织。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未来的政论家们, 尚须大量的准备。第一准备便是立场要“独立”。他们必须如往日一样时时警惕谎言、暴力与收买,必须时时警惕立法、司法、行政、监 督、话语这五大权力,必须为公民权利负责。就现在我所了解的政论家,值得大力推荐的人,最突出的有三个:大陆的郑贻春,海外的张伟国、曹长青。他们的总体特征都是对中国的来龙去脉有着相当清楚的了解,知道该干什么和不干什么。郑贻春是一个具有战略家气魄和胆识的现代化理论家,是一个真正扎根于中国并以最彻底的反抗精神支撑起来的政论家。无论是学术、思想、气质,还是阅历、影响、社会资源,他都很可能凭借这些,在将来转型成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张伟国对中共高层权力的分析,曹长青对各政党、各媒体、各舆论的分析,都具有非常高的战略角度。

   然而,对人权范畴的具体生命长期关注和长期行动的政论家依然少见。这成为政论家阵营的一大真空。这就需要在我们的政论家中产生出大量“走”出来的、深深扎根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活动家。现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南风窗》这些,都在重点关注这些人 物,比如我的朋友桂晓崎、熊国剑,还有北京的李昌平、时寒冰、茅于轼,湖北的姚立法,江西的徐高金,辽宁的李健,现在身处西藏的王力雄,等等。他们更多的时候不是以“论”著称,而是以“行”字作为当头。现在海外的,象《北京之春》的我的老乡──薛伟──,他就不是“论者”,而是一个很好的“行者”。前几天他来信说:“你说得对,我们推崇胡平去‘论’,而我致力于‘行’。江海之所以为百川之王者,因其善下之。”这种态度很好。在很大程度上,“知”必须依靠“行”才能得以运用和完善;而“行”,也能去验证 你的“知”。中国还需要千千万万的“行者”,目前的数量和质量都还远远不够,令人无比担忧。

     ——原载《民主论坛》200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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