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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特大旱灾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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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的呐喊——调查残疾人邹弃平

1.2米的身高,42公斤的体重,整个脊背弯曲变形,并冒出10公分高的“驼峰”,凸起
   处遍布整背,行走时弯腰下沉,属国家法定三级残疾人,残疾证号为“渝永字第350047
   号”,盖有“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章……。此刻,这样一位残疾青年手捧着《中华人
   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户口簿》出现在我的眼前,单独接受我的调查,他就是将近32
   岁的邹弃平。

   ⊙简介
   邹弃平,未婚,男,1974年4月9日出生,现住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新岸山村11组,务农,
   系三级肢残人。如下是他的家庭背景:父亲邹世福,1947年正月二十一日出生,系退休
   工人、中老年民工,现在家务农;母亲梁如清,1947年5月24日出生,务农,系眼障病
   等病患者;大姐邹泽琼,1969年正月十二日出生,已外嫁,系民工,现在广西打工;三
   弟邹剑淘,1975年11月25日出生,已结婚,系民工,现在海南打工。在《户口薄》上的
   家庭成员仅有三人:梁如清、邹弃平、邹剑淘,邹弃平乃是名义上的“户主”。邹世福
   的户口在四川省绵阳市,邹泽琼的户口在重庆江津市羊石镇山河村7组叶昌怀家。目前
   仅有三人居住家中:邹世福、梁如清、邹弃平。由于这个家庭比较复杂,我担忧邹弃平
   在众人面前不敢说真话,故而特别邀请他来到我的家中,我只与他一人对话、核实。
   ⊙调查情况
   表面上看,这个家庭的情况是很好的,这也是多少年以来邹弃平一直备受冷落的原因之
   一。舆论普遍认为:“他父亲是退休工人,有退休金,他三弟又在打工挣钱,邹弃平的
   情况应该很不错啊。”我是要追问真相的,要把这个家庭放在一个更为细化的观察角度
   上,来正视残疾人复杂的周遭环境。
   先从邹弃平的父亲邹世福说起。这是一个敢拼敢闯的人,他出江湖比较早,约在1964年
   即已参加工作,当时年仅17岁,学开推土机,供职于国营单位。先是在四川省南充市国
   营单位,后到四川省江油市、绵阳市,按计件计算工资。在绵阳市水利局开推土机期间
   ,因全国尚未下放土地,故而其户口留在了绵阳,系非农业人口。1999年5月,52岁的
   邹世福退休。当时还没有退休金,反而在劳动局社保部门缴纳了一年的养老保险金。
   2002年5月,退休金开始运作,以830元/月的标准,由社保部门汇到邹世福在中国农业
   银行开设的储蓄卡中,直至今日。
   靠退休金过生活是远远不够的,在家干庄稼的邹世福决定外出打工。2004年9月,他到
   山东省打混凝土,负责打杂,工资是6元/小时,但常因工程接不上,逼着按天数计算工
   资(40元/天),最终工程完工,找不到其它工程了,邹世福返回家中。抛开长途火车
   费,仅余500元钱,这是身在山东三个多月的所有余钱。回到家后,他继续务农,直到
   2005年9月再次外出,到江苏省南京市帮人拉电线,工资按40元/天计算,后来情况日渐
   不佳,降至30元/天。2005年12月初,他再次返回家中,买了个手机,仅余1000元钱。
   目前,他正在家乡帮人修路。
   在这个偏僻的地方,除了建筑包工头之外,最特殊的要算领补助金、退休金的军人、工
   人了。一般的家庭,多是标准的粮农和民工,剩下的就是老弱病残了。邹世福拥有的,
   恰恰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家庭。跟他同一年出生的妻子梁如清多年有病,此人
   平生只去过一次大医院,而且还仅仅是到四川省绵阳市医院去做检查。2005年8月的一
   天,梁如清在家中的堂屋里踩滑了,重重地向后摔倒,后脑勺“咚”的一声撞在了地上
   ,这一撞,就撞成了只比盲人稍好一点的眼障病患者。因脑受损,刺激到双眼,双眼胀
   痛,日渐模糊,必须隔得很近才能看到对方的大致模样,看人时须低着头,眼瞳向上翻
   ,方能看见。脑、眼之病,竟只是靠吃药来维持。她另有严重的关节炎,从肩到膝到脚
   ,周身都因关节炎而疼痛。痛的时候,她就到药铺买点膏药来贴,顶多到乡村药店打
   针、吃药、输液。这些病,既偶然,也必然。邹弃平说:“农村有几个农忙季节,很折
   磨人。插秧、播种,收割稻谷、收割玉米、挖红苕,特别劳累,母亲的病是累出来的。
   ”
   邹泽琼与邹剑淘的状态也不佳。邹泽琼读到初中毕业,而后辍学在家,一直务农,直到
   20岁结婚外嫁。她抚育有一子一女:儿子叶洲,14岁,曾在重庆江津市羊石镇山河村小
   学念书,念到五年级下学期时,随父母外出,到广西黄城岗小学、初中读书,2005年7
   月辍学;女儿目前只有两岁。邹泽琼和丈夫叶昌怀多年以来在外打工漂泊,山河村家中
   原有的两间瓦房、一间猪圈、一间灶房现已全部倒塌,居无定所。邹剑淘更是典型的江
   湖浪子,读到初中二年级便辍学在家。16岁时,他办好身份证,广跑天下,曾到厦门、
   苏州、贵阳、海南等城市打工,至今已有14年多的流浪生涯。他是砖工,手艺所学,来
   自同村同组包工头叶代清,但多年打工多是自找自用,少有积攒,仅寄过2000元存于家
   中。2005年6月,30岁的邹剑淘终于决定结婚了,妻子是28岁的海南人张梨花,目前两
   人正在海南工地上居住,没有属于自己的家。他在工地上扎钢筋,张梨花没有干工,两
   人仅靠血汗钱艰难度日,婚后一直没有寄钱到家中。据邹弃平说,他的外婆杨世英马上
   年满80岁,邹剑淘最近将回家一趟。
   情况最严重的,要数邹弃平。一岁的时候,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个原本健康的婴儿此
   后将是个严重的“驼背”,或许是有人抱他的时候不小心压住了嫩嫩的脊骨,或许是这
   孩子睡觉的时候被压住了,又或许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总而言之,已经没有人知
   道他最初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而残疾的。情况本来不太严重的婴儿,渐渐长到了四岁,
   脊骨弯得越来越厉害,那是1978年——一个百废待兴的举国沧桑的年头——,这个家庭
   的经济状态同样严重。弯曲着背的邹弃平失去了一次最亟须的医治机会,因为没钱。
   1984年,整整10岁的邹弃平才去上学,在朱沱镇新建小学刘志琼老师的手下念书。念到
   五年级下学期,因成绩不佳,自动辍学在家,他当时已有15岁。他说:“这个残疾,对
   我的头脑也有影响。我的脑筋始终没有别人那么正常,没有别人聪明,头脑呆板了,傻
   乎乎的。”他曾一次又一次地被当作“玩具”、“惊怪”一样被人取笑、羞辱,“我自
   己都看不起自己。想去反对呢,可又有啥子用?还是等于零。”
   年龄越来越大的邹弃平曾无数次地想过结婚的事,“但那是万万不可能的”,他说。
   2003年,他的邻居余明方曾为他做过平生第一次媒,对象是一位年仅17岁的精神病女
   孩。这女孩住在新岸山村10组“蒲家林”(地名),叫何德琼,她也是苦命的孩子,原
   来挺正常的,后来吃错了药,神经错乱了。谈起这位对象,邹弃平说:“看着很可怜,
   情况比我还严重。她的嘴巴一直张着,合不拢,眼睛挣不大开,总是虚着眼,经常流眼
   泪。可能她没接触过多少人,不说话。”当时,他从内心来讲,还是希望能够娶她,无
   论如何也要拼命挣钱把何德琼的病治好,而且还说过“今后在一起,都会让着她”的
   话。然而,这门亲事最终失败,“本来,对方的父母还是没嫌弃我的。可是,那一年过
   端午节,我送的礼物太轻了,我送了鸭、送了酒、送了糖,但是没送钱。就这样,我被
   拒绝了。到现在,连给我说媒的人也找不到一个了,人家都怕被得罪。”
   邹弃平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打小务农,然而对于农业,他显得极其悲观:“做庄稼,
   够吃,但没有赚头。喂猪、喂鸡、喂鸭,够缴成本,但卖的钱又只能贴补到田土里去,
   比如肥料钱,有时还不够。可要是不做庄稼呢,在农村要吃饭,稻谷就没有,那么连饭
   都吃不起。农业是个没有赚头的生意。在家里无论你如何苦干,你是不可能出得了经济
   的,没有剩余的钱。农民关键是缺钱,一般不会缺粮,要有钱就必须打工。关键是,我
   这个残疾人,怎么打得了工呢?别人不会要我的。”他的概括非常凝练,也非常准确,
   确实如我所调查和体会到的那样,简直是一字不漏地道出了传统农业的真相。
   下面,我把这个家庭具体的务农情况“展示”一下:在“牛鼻石”(地名),有20丈土
   ,其中一半的土地因为地势原因被楠竹遮住,没有做起来;在“灯岗坪”,有7丈土;
   在“山顶上”,有25丈土,有一块土没做起来。田,只有“蓝篙田”没做起来。有部分
   土地已经退耕还林,插上了磁竹,永不得耕种。除了自家的田土之外,他还做着同村同
   组梁如德、梁如友的两亩多地。统计所有收获,每年产稻谷4000斤,产玉米2000斤,产
   红苕3000斤,此外冬豆能产50斤。在这看似“可观”的收获之外,是另一组数据:小猪
   两头,50斤/头,大猪一头,240斤;大鸭7只,小鸭20只;大鸡10只,小鸡11只。
   邹弃平说:“人够吃,但从来没卖过粮食,因为猪、鸡、鸭都要吃。喂猪的主要是玉
   米、红苕和米糠,不敢喂饲料,喂不起。鸡、鸭卖了之后,钱是少数,只能用在零用开
   支上了。猪卖了之后,要用在买肥料上。但是这几年,生猪价降低,肥料价上涨,所以
   都是向梁志福(家住新岸山村7组,开有商店)赊账来买肥料,不然连肥料也买不起。
   ”目前,这一家的欠债是:欠信用社1000元贷款;欠其它村民的部分钱,杂七杂八,尚
   未统计。“不过,肥料钱终于还是还清了。”他说。他们的平常伙食是20天吃一顿肉,
   “割肉难,价格太高,买不起”。一般人很难想象这个家庭竟会搞到这个地步,邹弃平
   有苦说不出:“父亲打工,剩不了什么钱,只能靠那点退休金。母亲要医病,要经常花
   钱。大姐已经嫁人了,又有两个娃儿,负担很重。三弟刚刚成家,他的负担也很重。我
   又是个残疾人,没有什么本事。所以,表面看上去不错,但我自己最清楚这里面的情
   况。”
   生活在这样一个“成问题”的家庭中的邹弃平,是弱势者当中的弱势者。我曾对他表示
   过:“春节到来时,我会捐出一部分稿费给你,让你好好过一个象样子的年。”然而,
   此话一出,立即得到部分民众的提醒:“杨先生,如果你非要捐给他,也一定要偷偷地
   拿到他手中,不能让他的家里人知道。”我大惑不解。有人又提醒我说:“邹弃平可怜
   啊,没有什么私人的钱,他一旦有点钱,就要被逼着交出来。”我愤愤不平,当着其家
   人的面铿镪有力地讲明捐助性质,当中一句是:“对一个这么可怜的残疾人,难道你们
   也要胁迫讹诈吗?”贫穷是事实,但穷人不应逼迫更穷的人,更不能逼迫自己家中最可
   怜的那个人,否则这贫穷岂非是野蛮的胞胎?我决定当着众人的面,光明正大地将我自
   己的部分稿费捐给邹弃平。
   邹弃平的全部经济,来自牵着电线在田里打泥鳅、黄鳝。目前的泥鳅价格是4元/斤,最 低时2元/斤;黄鳝价格是12元/斤,最低时6元/斤。然而,干这行那也是两年以前的事 了,如今这里的气候是“夏天越热,冬天越冷”,虽然他也曾想过在这么冷的天气中再次下田,然而有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他连这个唯一可以挣钱的活路也自动放弃了:一是这几年田里的农药放得比以前更重,已没有多少泥鳅、黄鳝可打;二是为防止电击死人的事情发生,政府禁止牵电线打泥鳅、黄鳝,连背电瓶来打也是禁止的,否则就要罚款,数额颇巨。邹弃平确实两次差点命丧黄泉:第一次是1998年,他在“扇子田”梳理电线的时候,手被电击成一块伤疤,至今手掌中间尚有一个“肉坑”;第二次是1999年,同 村同组村民袁之才在“山角井”打泥鳅、黄鳝,邹弃平帮他挂电线的时候,由于手是湿的,被电击出几米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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