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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与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继续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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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的后代——调查孤寡老人张庭厚

地主,系中国上个世纪中期的政治专政对象之一。时隔半个世纪,一位年近七十的孤寡老人经人介绍,进入我的调查视野之内。此人1938年四月初一出生,现住重庆永川市朱沱镇滩子村许安三组“马安田”(地名),务农,系孤寡老人,也是病患者。他叫张庭厚,是当年地主张启信的五子。现年68岁的张庭厚,戴着布帽,留着浓密的胡须,牙齿掉落不少,面容沧桑,手指颤抖,此刻就坐在我的面前,局促不安。他所住的地方,准确地说叫“滩子口”,与四川省泸县、合江县近邻,若到朱沱镇集场须经过“石碓窝”、“围子山”等,离我的所在地也有一段坎坷的长途路程。这次与我不平凡的相遇,使他激动不已,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调查情况
   地主张启信死于1954年,连张庭厚也不知他的父亲因何而死,只知道死于重庆江津市 “五子沱”劳改场——如若健在至今,张启信已有100岁了。受疯狂的阶级斗争冲击所致——“简直是暗害”(张庭厚语)——,张启信当年被以“砍伐森林”的罪名和“地主”的身份,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被批斗,后被判刑,突然死于劳改场中,活了49岁。他的妻子姓许,人称“张许氏”,生有六个子女,除老三早亡外,另有老大张庭训(男)、老二张庭全(女)、老四张庭高(女)、老五张庭厚(男)、老六张庭碧(女)。“张许氏”辛辛苦苦将这五个儿女拉扯大,于1992年因病去世,终年89岁。

   1953年,当时年仅15岁的张庭厚便苦苦奋斗,修建了三间草房,独立维生。受“地主后代”的血统身份牵制,又因经济困窘、性格老实,此后终身未婚。1997年夏天,暴雨冲击,当时又没有稻草来盖房屋,他的草房突然倒塌。这房屋的所在地,在“团山坝”(地名)的山脚下,雨水通过小沟,从他的房屋后面冲击下来。最开始,只倒了一间草房,搬挪东西后不久,暴雨再次袭击,另外两间草房也倒了,罐、床等东西被倒塌的墙泥 砸烂,幸亏正在睡觉的张庭厚迅速逃离了危险。这一年,张庭厚所在的村还叫“许安村”,时任村长兼三组组长是周希贵,党支部书记是陈金华。张庭厚受此天灾,竟无人理会,无人关怀。他说:“因为我是地主的后代,国家是不会照顾我的。村上的人一直都很看不起我,就是因为我父亲是地主。”
   失去安身之所的张庭厚,连家中的东西也没来得及挪出。苦于无奈,他找到了与他相隔90米的大哥张庭训。这两兄弟虽然挨得很近,却经常闹矛盾,张庭厚在村中被鄙视,连他的大哥大嫂过去也经常瞧他不起,常说:“你没出息!”为此,两兄弟打过不少架, 也吵过不少架。张庭厚说:“当时要不是大嫂已经死了,否则我就是讨口也不会到大哥 家去!”他的大嫂叫樊世昆,1988年去世。张庭训膝下的家属有:儿子张见华,现年49 岁,在厦门瓷器厂打工;儿媳杨连英,43岁,现在厦门另一个厂打工;张勇,22岁,现在福建省另一个市打工;张华,19岁,现在重庆永川市第十二中学高中三年级(3)班 复读(班主任:樊老师)。2001年8月,张庭训去世,终年75岁。
   1997年夏天的张庭厚,确实是以“求”的姿态来到大哥家的。大哥已年老,家中真正说得上话的,是主管家中经济的杨连英。杨连英怜悯他的这位五叔,而张见华则无心答应,最终妥协下来,“管他的,就让他住”,遂收留了张庭厚。张庭厚本以为从此有靠, 不料结局并未好到哪里去,他说:“其实,我还是孤寡老人。”刚刚到大哥家的时候,张庭厚还算有力气,什么活路都干,非常勤劳,有时也煮饭、洗衣等。但如此勤劳,只有吃饭的份,却无零用钱,成了一个没有工资的帮工,连粮食也分不到。真正挣钱的机 会,是村长周希贵办起了砖厂,张庭厚、张见华、杨连英都去了,工资按计件计算。张庭厚在砖厂打杂,一干就是将近三年,东一天西一天地干,每天家中去两个人,轮流着 做。
   1998年,只有四间草房的张见华,决定修建占地120平方米的楼房主体(以基换基), 因经济紧缺,张庭厚在砖厂的工资也被张见华领去。房屋修好后,家中的商议是:张庭 厚每个月有20元—30元抽烟的钱。至于被领去的工资会不会还给张庭厚,家中则只字不提,张庭厚本人也不敢提。粗略算来,那被领去的工资约有12000元,实乃张庭厚多年的血汗钱!在修房屋的过程中,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批地基竟批了一年,其原因是:村 长周希贵不为之盖章。张庭厚说:“当年周希贵当村长,要办砖厂,因为我是地主的后代,所以让我把田土让出来,我不干。他这是报复我,扼着我。我们最后找外侄罗江富帮忙,请干部吃饭都请了两回,后来又经过了一些曲折,最终才批下来的。”
   家中经济紧缺,砖厂效益也不佳,有时要推延几个月才发得起一次工资。无奈之下,张见华、杨连英到厦门打工,回来后又在重庆永川市师范专科学校食堂煮饭,而后再次到厦门打工,直至今日。张勇、张华读的是住校,后来张勇也外出打工了,真正留在家中的只有张庭厚一个人,他的生活无人关注,成了地地道道的孤寡老人。每年缴税——包括张见华全家的税——,都是由张庭厚卖自己所做的粮食来缴。他说:“每年都没有收入,我没有喂猪,也喂不起。”2005年,他种的稻谷收成又不好,日子就更渐艰难。这么多年来,他只收到过他的侄媳杨连英的200元汇款,那是因为张庭厚打去电话说:“我已经连爬都爬不起来了!”这才得到200元汇款用于吃药。
   就在我调查张庭厚的前一天,这位68岁的老人还担着100斤红苕,从“滩子口”出发, 到朱沱集场去卖。这一天,红苕价格是0.25元/斤,他得了25元钱,这才有钱去看望他多少年都没见到的外侄女。他的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气力越发小了,他说:“晚上睡觉的时候,周身都痛,痛得说不出来,呼吸紧张,头昏,心慌。晚上要‘喊’,声音很大很急……。”68年以来,他从来都没有输过液,顶多是去拿点便宜的药。他相信农村的偏方,喜欢煎草药,“西药太贵了,吃不起”,他说。他的兄弟姐妹已经死的死,嫁的嫁,各顾各的日子,没有谁来担心他、照顾他,更没有人给他送过什么礼物。不过,他还是说:“六妹(张庭碧)对我稍微好一点。外侄女婿(梁如德)对我也不错,每次到他那里去,他都会帮我开车费。”
   对于今后的日子,他深为迷惘:“当时没想到今后的问题,不知道自己以后会难过。要是我动不得的话,会不会有人拿给我吃呢?侄儿这一家,从来就没有表个态。侄孙张勇、张华也喊不动了,他们已经那么高大了,随便什么都做得嘛,但就是不听我的话。我已经没有什么威望了,不会有人来重视我的。”目前,19岁的张华正在为上大学而冲刺高考,然而令人郁闷的是,身为哥哥的张勇竟说:“我不会帮他的。”理由似乎很充足:“我还没有娶媳妇。”弦外之音更直接——若是娶了媳妇,更不会帮。张庭厚说: “这孩子,经常说他的父母偏心,只喜欢弟弟去了,但实际上是他自己读不好书嘛,而他弟弟的成绩就确实不错。”
   多少个夜晚,他夜不能寐:“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过意不下。今后自己的生活是个什 么样子?今后如何死?会不会被虐待?会不会嫌我是个‘老不死的’?”他想到在侄儿家生活的八年多时间里所遇到的一些矛盾,“他们会批评我,没有说我懒,因为我确实够勤快了,他们只会说我哪里又没整对,哪里又不是这样的整法。但是,我想来想去,我已经这样做了,已经尽力了。有时,我就会想不开,心里堵。”眼看就要过年了,侄孙张华要回家过年,对此,张庭厚联想到自己的孤单:“今年收割稻谷的时候,张华到他母亲那里去了,我在家杂七杂八都要自己全部做下来,没有任何人来帮忙。”收割稻谷是件繁重的农务,一般的农户必须请人收割,并开工资和出伙食,但张庭厚哪有那个资本?
   张庭厚个人的田土面积,仅有0.7亩。然而,身体越来越差的他,连这仅有的0.7亩的田
   土也做不动了,只能做点算点。至于侄儿的田土,已经拿给村民杨海云做了。做庄稼已
   达六十多年的张庭厚是这样评价现今的农业的:“多少有一点赚,但算来算去,还是没
   有什么收获。我卖得最多的粮食是稻谷,最多卖千把斤,只值得起几百块钱,这些钱又
   要拿去缴庄稼。现在我身上就一分钱也摸不出来,永远没有经济。”他所知道的贫穷现
   实,有着“基本上,滩子村都算贫穷”的结论:“好一点的,都要出去打工。”据调查
   ,在滩子村,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情况稍微好些:第一家是龚其江,是个包工头;第二
   家是杨圆贵,此人的两个儿子之中,一人是施工员,一人是老板;第三家是周希祥、周
   希海,都是老板。这里的富人,多是以搞建筑起家。“人比人,比不得啊”,他说,
   “穷的、富的,大家都冷淡得很,虽然道理上讲不过去,但人家毕竟有那个能力,我们
   这些人是永远都没办法的。”
   现在的滩子村,合并了原来的三个村,村长是梁世海,党支部书记是郑怀军。对于村官
   ,张庭厚已看得太多,似乎只有一个村官在他心目中还算有些份量,那就是李世轩。他
   说:“那个书记要称职点。他对人态度不错,人要正直一些,又是当过兵的,可惜已经
   死了。我对现在农村里面当干部的人的评价就是,他死了,或者退下来了,只要别人还
   叫他是‘书记’、‘村长’,那么这种人就很不错。有的官就让人恨,很多人看到他都
   不愿意喊他。”他再一次说到了当年的村长周希贵,“这个人就没有人佩服他。他现在
   出来‘抓金花’(农村小赌博),他拿出来的那种旧的五块钱有的都已经发霉了,这些
   钱就是有问题的。他现在怎么样呢?钱是有的,但成了残疾人,脖子歪了,偏着颈子,
   人家都说他当年做得太过分了,遭报应。”
   据他回忆,当年周希贵的砖厂有“押金制度”,进厂者须押800元现金,张庭厚即是其
   中一位被扣押现金的人之一。这位老人家希望周希贵把那800元押金退给他,但周希贵
   迟迟不退,直到后来有人去逼周希贵,这才退了出来。张庭厚同样愤怒过,然而他深深
   的自卑并非来自个人能力的弱小,而是来自那个似乎永远也销毁不了的“地主后代”的
   身份。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年分阶级,现在已经没有分了,可为什么还是一次又一
   次地被扼住、被刁难呢?虽然他也曾说过:“从道理上讲,这是论出身,这是不公平的
   !”可他永远是那么惭愧,那是一种植于思想根子深处的惭愧。临走时,他说:“国家
   不会帮我这种人,政府更不会照顾我这种人,因为我是地主的后代。过去是,现在是,
   将来也是,这是改变不了的。”
   ⊙调查后记
   近日,对于其他还没来得及调查的部分孤寡人,我在民众之中特别搜集了一组调查线索。这些孤寡人分别是:71岁的谭美玉,家在朱沱镇滩子村许安一组,住两间瓦房,穿的衣服很烂;70岁的曾颜成,家在许安八组,现在吃“五保户”,最近这几年靠该组社 员以称稻谷的方式来援助之,但有的社员不援助;67岁的龚太华,家在许安三组,现在 吃“半保”,住草房,草房有立即倒塌的危险;66岁的周永江和59岁的“周赖子”(外 号),家在许安一组,两兄弟一起住,住草房;60岁的王纺遥,家在许安三组,有一个老婆死了,有一个姑娘嫁了,住三间瓦房;55岁的杜帮五,家在许安三组,此人内脏得 了重病,周身起疙瘩;62岁的罗长发和64岁的罗利轩,家在朱沱镇涨谷村四宝三组,两 兄弟分别住一间瓦房、两间瓦房;60岁的罗安福,家在四宝三组,以卖打火机、火柴、洗衣粉维生,房屋是侄儿罗太国的瓦房;60岁的罗永成,家在四宝三组,是哑巴。此外,尚有朱沱镇涨谷村四宝三组52岁的梁如爱和50岁的罗永久,以及朱沱镇新岸山村11组50岁的袁之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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