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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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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合同如何公之于众?
·SARS危机的背后——采访郑贻春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采访徐高金
·分化瓦解"政权上海帮"——采访郑贻春
·如何对待"四君子事件"?
·"黄静案"怎么不是政治案件——采访黄淑华
·沉痛翻阅李尚平日记
·反腐斗士惨遭杀害——追问到底是权大还是法大?
·信息公开与特权政治
·独立思考这场战争的巨大影响──采访郑贻春──
·反击中共旧政权
·为申办“弱势群体法律援助中心”鼓与呼
·我与《民主论坛》共同祈祷
·郑贻春采访录
·高呼自由朝鲜运动 ──采访郑贻春
·人城
·强制收容: 老年民工蒲政华访谈录
·请关注徐高金:一个中国老人的慷慨壮歌
·共产王朝与一党专政
·杨银波对话余樟法(东海一枭):政治的罪恶乃世间最大的罪恶
·【红朝谎言录·参赛作品】红朝谎言三百年说不完
·【某征文大赛·参赛作品】癸未十项建言
·在中国搞大一统是死路一条
·介绍《红史》:抗击红朝——2003年8月5日晚于广东某大学历史系的演讲记录,原题为《历史的惨剧》
·重建"中日索赔"的基本原则
·破除军政府呼吁书
·对当前民主运动的看法
·杨银波8月22日严正声明
·生 命
·书评天下,天下书评
·东升农场民工抗议拖欠工资纪实
·警言
·面对谎言与虐杀 ——推介《新世纪红朝第一谎言》
·惊乎!百万网友大签名!
·宣扬正派民主,重整海外民运
·关于当前中国的八项建言
·杨银波推荐:中国教育界的奇耻大辱(记实档案)——中国辽宁省营口市第五中学青年女教师李广艳控诉“恶魔校长”庞庆振
·杨银波加入"中国独立笔会"申请书
·疯狂之诗(九首)
·致重庆公民第一书 ——我们为什么要爱重庆?
·以斗志的力量——写给妹妹杨蓝蓝的一封家书
·第五权力:政论家的话语权
·致重庆公民第二书 ——重庆农民处于九天之下
·致重庆公民第三书
·柯特遗书
·致重庆公民第四书——重庆,请带头废止教育产业化
·我的四点看法
·致重庆公民第五书——杨银波明天就是被捕的杜导斌
·民间版《新闻调查》:湖南刘骏“6·16命案”调查报告
·杜导斌被捕大事记
·与《大纪元》共议杜导斌事件
·鼓励“民间自救”
·杜导斌被捕大事记[二](11月14日更新版)
·刘骏的在天之灵在飘荡——“6·16命案”舆论影响之大,蔚为壮观
·广东底层民工访谈录
·杜导斌被捕大事记[三](11月24日更新版)
·致重庆公民第六书——将公民维权冲出重庆、冲出中国
·《杜导斌被捕事件报告》简要提纲
·江山社稷之叹
·致重庆公民第七书——纪念重庆邹容慷慨赴狱100周年
·杜导斌被捕大事记[四] (11月28日更新版)
·杜导斌被捕事件报告
·杜导斌被捕大事记[五](12月7日更新版)
·致重庆公民第八书——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
·致重庆公民第九书 ——2003年:重庆·中国·人权
·致重庆公民第十书——2003年重庆民间人权报告(上)
·【真爱永恒】专辑:杨银波少年时期诗选(8首)
·致重庆公民第十一书——2003年重庆民间人权报告(下)
·二零零三年中国人权的五个现状
·2003年中国民间人权报告
·湖南女教师黄静命案记录报告
·中银前分行长狱中自缢案 家属质疑——采访前中银益阳分行长朱国勋之子朱浩杰(上)
·致重庆公民第十二书——狠狠记住这一刻:2003年12月23日22时15分
·中银前分行长狱中自缢案 家属质疑 ──采访前中银益阳分行长朱国勋之子朱浩杰(下)
·致重庆公民第十三书——乱世中国的选择:采访母亲梁如成
·2004年献词
·致重庆公民第十四书——公民们,我们要赢得这场胜利
·五十人言论集:杜导斌案抗议浪潮
·大陆独立电影《任逍遥》
·独立人的反击——摘自杨银波少年时期长篇小说《野草疯长》
·2003年重庆民间煤矿死亡事故报告
·2003年中国人权状况分析
·徐高金访谈录
·杨银波致《静水流深》作者的一封信
·2004年起跑:中国大陆民间知识群体简表
·1999~2003:中国民间村级罢免报告(一)
·张伟国:评杨银波《2003年中国民间人权报告》——“历 史 是 人 民 写 的”
·刘飞跃访谈录
·《1999~2003:中国民间村级罢免报告》大纲
·杨春光访谈录(上)
·大陆民间舆论:关于杜导斌案退回公安局
·杨春光访谈录(中)杨春光谈网络时代的新文化运动
·苦难的中国少年工——写给我年仅16岁的弟弟杨丰友
·杜义龙访谈录──对2004年中国 「文字狱」状况的预计
·王继海访谈录:民间网聚(上)
·杨春光访谈录(下)杨春光从红小兵到异议人士
·张玉波访谈录
·名片:一种值得重视的维权媒介
·顾则徐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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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我,与大家同行——贺《民主论坛》新年新前途


   三年前,对于大多数海外人士来说,“杨银波”还是一个陌生的姓名;三年后,这位兄弟似已形成独特的文风路数,走的路、说的话、写的文总算没有白费,总是有掌声,而且无论怎样挥洒人生,也总能获得理解和宽容。遥想三年前默默无闻的我,穿梭在眼泪、汗水和鲜血——乃至生与死的挣扎——的民工群体之中,我的目的在别人看来是打抱不平,可在我看来却是实实在在地为弱势者争权益,为中国人争尊严。我辛辛苦苦调查了三个月,最终有了结果——我成功了,民工们成功了!这就是我的人生起点。
   在知道这件事的人当中,有一位是当时尚在韩国教书的李槟先生,他是把我推荐到海外的第一人。上帝保佑,这位仁兄把他撰写的《一个中华热血青年的慷慨悲歌》发表在了《新世纪》和《大纪元》,这位“中华热血青年”即是在下。紧接着,我进入《大纪元》网站主编黄万青的视线。坦白地说,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当时的我犹如“愣头青”的孙文,对于自己要走的路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向什么媒体撰稿?究竟要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才能对中国前途有益?这些我一概不知,更不要说当一辈子的职业性的作家。
   当作家是我少年时期的志向,可真正把它当作一种光荣的、永恒的、拿生命去赌博的事业,却是以后才有的事。迷惘的我通过广东邮局向身在广西的东海一枭寄了一封信,我没想到恰恰是他的回信改变了我的一生。老枭的回信很简单,他给了我两个媒体(《民主论坛》、《议报》)的投稿信箱和主编姓名,并特别注明《民主论坛》对来稿的要求颇高。初出茅庐的我,还暂时没有什么勇气直接跟两位主编打交道,出乎意料地把第一篇采访郑贻春的访谈录发表于《观察》,紧接着陆续有文章发表于《议报》。
   第一次向《民主论坛》投稿是后来的事。我鼓起勇气,选择“等待接受批评”或者“干脆让它石沉大海吧”这两条路,寄去了采访郑贻春的又一篇访谈录。现在看来,那篇访谈录简直就是离谱:文章长达5000余字!不料,洪哲胜咬咬牙,居然立即分上下两篇连载之,我受宠若惊。当时的我,实在算不上是个熟手,对于海外众多媒体鲜有了解。洪哲胜曾数次推荐其它媒体给我,这包括《北京之春》、《民主中国》等旗帜性的媒体。从此,我一发不可收拾,文章流落得到处都是。
   再一次,洪哲胜推荐我接受台北中央广播电台采访,如此又是一讲不可收拾,从普通受访到专题受访,再到现场直播,直到主讲两套系列节目。我从中最受启示的是,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应越来越走向“共享”,而不是独吞,这一点洪哲胜做到了,我自己也做到了。在这个延续至今的过程中,对于台湾,我也有了新的认识,甚至在许多时候太清醒地明白自己与他们的差距,只能鼓励自己不断进步。别人若称赞我“你最好、最好、最最好”,我是一点兴奋感也没有的,倒是别人说“银波,你又进步了”,我才会感到很踏实。
   我对洪哲胜有很好的印象,他就是我说的“感染身边每一个人”的类型之一,是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不耍嘴皮子功夫。从能力来说,他的编辑能力,他的语言凝练程度,他对信息的敏感程度,他对信息的融合、整理、利用和推动能力,都很见功夫。他也善于交际,善于打气,为失落的人加油,为遭难的人说话,人情暖暖,言简意赅。对于沉默的大多数人,只要能与之相逢,他都能很认真地平等对待、换位思考,这些作为晚辈的我来说,都很佩服。同时,由于我也在主办刊物,所以在很多时候我都会留意到《民主论坛》的编辑风格和组织方式,从中也得到许多体会。这些细微的地方,是要用心才能领会到的,很多东西更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至今,我在海外媒体已正式发表的文章达160万字左右,节目达80余集,台湾有位叫陈柏达的朋友写过一篇《杨银波其人其文》,对我这种成绩有过很多称赞,如:时间虽短,路却走得很长。大家平时来邮来电,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银波是真正的自古英雄出少年啊!”我自己总结起来,认为这与许多人、许多机会以及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特殊时代都分不开,实在地说,这算不得是我个人的本事。大的方面,是时势使之。信息应畅通,意识应无阻,普适价值是潮流所向,各种敢言媒体揭竿而起,这是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的言论革命,我侥幸参与其中,成为当中一份子。小的方面,鼓励、批评、教诲、参照、反思,当然也包括实际的调查、采访、行动甚至是谈判、交涉,在行动中思索出事情的进程与改革。
   与很多志同道合者一样,我反对强权,反对压迫,又多一点独立和实际调查的追求,不附人骥尾,言人所不能言,这既是性格使然,又是职业操守,更是知识分子的使命。民国时期的记者有句行话,叫“见官大半级”,这不是指记者们胆子大,而是形容那个时代民间话语权之兴盛。今天的我们,面临内忧外患,其实直接针对的是特权,但又不止是特权,还有导致特权萌芽、形成、发展、膨胀、贪婪、侵略的各种人、事、物乃至制度本身。这就是说,知识分子争取话语权并非单一的职责,只是首要的职责。
   在过去的三年里,有许多人曾经给我发过恐吓信、警告信、侮辱信,我也见识过各种公众场合或者网络论坛中的肢体暴力、语言暴力,你不能否认当你潜下心去,看到的恰恰是一个比你原来头脑中想象得还要复杂的中国。你若要更深地挖掘下去,那么你就必须有相当的勇气和智慧来承担种种意想不到的恐惧和寒冷,这可不是写写文章、说说话、开开会那么容易。但是说一千道一万,做事情首先需要的还是信息,信息是一种可以无限地反复运用的资源;你若是一旦没有了信息,闭门造车、闭关自守,那么就只能永远保守下去,正如常言道:“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民主论坛》是搜集信息、提供信息、承载信息并让信息共享的媒体之一,有许多信息还是原创的第一手信息。它是一个导师,也是一个朋友。虽说一块电脑芯片就可以把它全部容纳下去,但若是要用自己的头脑去容纳,却是一件“接受再教育”的大工程。想当年,有朋友赠送我一盘《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历年以来文章存档的光碟,就是到今日为止我都还没有读完它。这不是因为时间不够,而是因为确实有那么多的精品嵌在其中,它们可以一次又一次激励你再读之、三读之。
   我是作者之一,我很清楚在写每一篇文章之前的那种准备工作有多么的艰辛——或许在海内外所有作家之中,我都算得上是熬通宵的年数最长的人了。真正耐读的文章,是要下大功夫的,有的人甚至为之付出了生命,付出了自由,付出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心血。恰恰可能因为一两篇文章,乃至当中的一两句话,你就茅塞顿开,解答了你几十年都没有弄明白的问题,令你的后劲骤时变足。我珍惜《民主论坛》,恰恰是因为这当中实在有着太多的牺牲,也有着太多的前途。这些文字来之不易,就是刻在印刷书上,也要相对沉重一些,因为那不仅有墨粉,更有倾注其中的呐喊、热血、正气乃至一条条正在备受煎熬的人命。
   真正为中国未来而打拼的媒体,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我们付出的还只是说真话的勇气和技巧,为的是真理。其实想想看,这也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只不过在如今这个看似一团死水其实危机丛生的时代里,做这样的事——并且一直都做这样的事——,《民主论坛》的确是个另类的角色,但也必然是个普遍的角色。大陆作者是这里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声音在目前这个世道也是另类的角色,但也必然是普遍的角色。他们讲自己心里想说的话,畅所欲言,无所禁忌,为的就是代言。
   读者的评价就是一张张的选票,谁被认可,谁被否定,是由大众说了算的。但在一个特殊的时期里,《民主论坛》的作者们却往往面临着两难的处境,一是当局的打压,一是民众的回避。他们被分化了,并被不断分化下去,直到被赶到最不能为人所见的那些地方,无法让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意志在实际生活中得到体现和实现。然而,他们真的被抛弃了吗?没有!历史上所有为真理而战的人,都能得到毫不吝啬的掌声,不管这掌声是先来,还是后到。
   假如没有《民主论坛》,当然也可能有其它的同类媒体出现。它的方向,狭隘地说是向大陆传播被压抑和禁止的声音,但广泛地说却是向世界宣告华人的意志。这些声音因“不同”、“异议”而备受关注,因“短巧、及时、直接”的风格而被迅速接受。我提醒大家,请不要错过这些声音,即使你在内心深处是反对它的,即时它刺激到的恰恰就是你自己的利益、名声乃至兴衰,可是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巨大的雅量来倾听它。
   它有时很疯狂,那是因为令人愤怒的东西实在太超过人的承受能力;它有时很哀伤,那是因为我们竟然损失了那么多真正的道义良心却不为人所知;它有时很欢乐,那是因为同样一个改变激起了众人的信心,满足了大家的追求和努力;它有时很幽默,那是因为老是古板着脸说着一大堆不需要任何技巧的陈词烂调必须被抛弃。它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七情六欲都有,你恨它可又想再看看它,你爱它可又不敢不顾一切地爱它。它,就犹如我这样一个还算正直、英俊可又有些另类、叛逆的青年人一样,受到那么多美丽的姑娘瞩目,却又很难收获得到了其中一个与我结伴终生、白头偕老的妻子(这个比方,倒是恰如其分)。
   假如没有《民主论坛》,不少优秀作者都将失去一个衣食父母。当然,吃饭靠本事,我认为许多作者都有这个本事,拿的是绝对值得起的稿酬。倘若没有了这个媒体,作者们还可以向其它媒体投稿,如今澳洲新办了《悉尼时报》,独立中文笔会新办了《自由写作》双周刊,今后还会有更多有酬媒体冒出来。然而,在心中我对《民主论坛》始终有一份留恋,它那么快捷,回复又迅速,排版又独特,就象面对一个交往很长时间的老朋友,倘若他突然消失了,你总想快一点见到他,一见面就要促膝长谈,担心这位朋友又要离你而去,再次消失于茫茫人海。
   我承认我是从《民主论坛》拿过不少稿酬的,敢写就敢拿,拿得起就用得起,而且鼓励别人都去拿,因为这样的声音太重要、太重要,需要的就是一个字——“真”!要是有读者投票,哪篇文章最受赞赏、最具价值、得票最多,依我看每个季度发稿酬时还应当补发奖金。最近几个月,我看见新的作者来了不少,又加之我常介绍一些朋友去投稿,把机会让给更多的人,自己反而少投了,发表的文章也少了。讲句心里话,我尝试过许多种文体,甚至创造过一些怪得不能再怪的文体,但对内容的要求我却是极其严格的,长期实际调查的习惯使得我对许多文章都有毫不留情的挑剔——我要求的是“实打实”的内容,反对重复和空洞。现在,由于《民主论坛》与《民主通讯》已经合并,字数限制也取消了,所以我故意把本文搞得这么啰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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