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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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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只为永不熄灭的希望— 《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第十四集


   杨银波
   主讲、策划:杨银波。
   主持、制作:黄绢。

   黄: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展望中国》,我是黄绢。《民工的钱与命》这个单元从今年六月推出以来,在这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主讲人杨银波先生为我们从民工的工资问题以及他们的生命安全的保障这两方面,和我们谈到了今天中国大陆农民工处境的艰难。在今天最后一集节目的播出当中,杨银波首先和我们谈到了他最大的忧心还是来自于政府的打压。
   杨:我们从去年的系列节目《中国农民工调查》到今年的系列节目《民工的钱与命》,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相对而言,《中国农民工调查》谈得比较概括、比较笼统,《民工的钱与命》谈得比较细致,它更多的是以一种务实的眼光来看待民工的经济、社会地位以及他们自身的本领问题,再有就是外界给予他们的压力,甚至包括了暴力,也就是我们很着重地谈的"民工与黑社会"问题。我在前几集节目当中,都把"民工与黑社会"当作一个重点,这是我当时故意安排的一个动作。也就是说,我要从浅延展到深——一种程度上的深。
   实际上,如果我们再有更多的时间,或者说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我还会把这些话题深化到一个更深的程度。事实上,民工的压力已经到了非常大的程度,这还不是民工自己成立黑社会或者说黑社会参与迫害民工——这并非他们最大的压力。他们的最大压力是国家力量的打击。当然,中国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程度,还没有集国家之力来镇压民工。但是,我非常担心的是,假如一旦到了非常时期,可能会出现的这种状况。如果说社会真的走到了这一步,也就是以国家之力、以军队的力量来镇压民工,真的出现这种行为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已经没救了。
   不过略为庆幸的是,现在还好,还没有走到这一步。在没有走到这一步之前,所有的弱势者都应该抓紧时间,抓住机会,提高自己的自身素质,锻炼自己的本领,扩大自己的选择权。另外一个更广大的层面,就是我们这些中间者,或者说旁观者、介入者,寄希望于我们能够更多地对之施以关注、帮助和团结。最重要的,还是立法、行政、司法,它们应当持以更有利于弱势者的立场、措施,来促使这些民工的生存和维权都能相对于过去容易一些,甚至容易得多。
   黄:接下来,杨银波从一个普通农民工家庭的争吵,来和我们具体谈这些农民工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压力,以及他们的辛酸。
   杨:做这个节目之前的几个钟头,我正好经历了一场我很不情愿看到的场面。我本来是怀着非常喜悦的心情去看望我的亲属,然而我刚刚走进门不久,一场愤怒的吵架就开始了(这两口子,都已经是40多岁的人了)。情节其实很简单,就是我和我的一个亲属坐下来刚刚要吃饭,另一个亲属走了进来,她发现她的老公已经要吃了,顿时气就不打一处来,发了很多牢骚或者说愤怒之言,主要就是担心经济问题。他们两夫妻出来都已经有八年了,但是存的钱总共只有24000块钱,现在每一年最多能够剩下2000—3000块钱。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一方面我要制止他们的愤怒,这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问题。哪家都会吵架,但是农民工之间吵起架来,尤其是民工夫妻之间吵起架来,总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回头一想又非常痛苦。我到现在都还在反思:这到底是为什么?钱的问题,实际上仔细想起来,包括很多方面。一方面,这两个亲属争论的焦点是:究竟要不要一天干12小时,甚至14小时?女方认为:要这样干,因为我们出来就是为了挣钱的,而不是为了享受。而男方认为:我自己已经累得不得了啦,你们女工做的工作还算是比较轻巧的,我们男工是干体力活,象洗铁呀、搬运呀,这些重体力活,很累。
   另一方面,就是女方一直在责备男方:你的工钱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包工头那里到底还有没有你的工钱?男方无数次地解释:包工头拖欠我的工钱已经三个月了。可是女方坚持认为:男方在外面买六合彩,或者赌博,或是从事其它什么活动,或者背叛她了。我在现场,感受到这完全是没有依据的猜测。最要命的还是他们的女儿,这个女儿给他们的压力也不小。比如说,女儿长大了,交男朋友了。可是最后发现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他们面临的局面就是:外面除了有被拖欠的工资外,还有女儿的前男友借了他们的3000块钱,快一年了,这3000块钱还没有还。女方说:那个借钱不还的男人,是个黑社会。
   这么一个小小的事情,就让这个三口之家产生了无限的"联想",到最后已经发展到讨论以后还要不要继续工作的问题了。女方说:反正这个家就是这样了,以后也不会有什么发展了,干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或者我们离婚,我就搬到另一个地方住,女儿我也不管了,反正她一个月也没拿什么钱回来,我等于没有生这个女儿。这是我举的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例子,这是个小例子,可是由这个小例子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大事件。这个大事件,从头到尾,却没有一个人做错,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如果展开来看,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他们辛辛苦苦八年之内却只有那么24000块钱?这两夫妻,加上他们的孩子在内(孩子已经出来干了六年),为什么到最后还是只有那么一点点钱?
   男方一直在边喝酒边流泪,女方也是边咳嗽边流泪,两人身体都不怎么好,两人又都在发牢骚,都在宣泄自己心中的不满、委屈。比如说,男方醉薰薰地追问:为什么这个社会有人一天到晚什么也不用干,而我们辛辛苦苦一年干到底能凑足 3000块钱都很困难?女方也在追问:为什么我会嫁给你这么一个没出息的人?我再说一遍,"我在现场",我在处理这些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时,就会自问:你要说它是一个悲剧吗?它确实向我们展示了在民工这样的一个群体里面,他们的辛酸和艰辛。可是,他们之间那么愤怒地吵起来,或者说打起来,你又会自问: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有没有责任?或者说我们的社会有没有责任?
   在民工中间,经常出现很多内讧,也会出现很多民工彼此之间互相欺诈、打压,甚至老乡骗老乡。不止一次地发现,他们为的是"生存"。前几天,我去一个工地,知道我过去的几个朋友出事了。这些朋友以前也是民工,近些年做包工头了,因为欠民工的工钱(欠得也不多,也就7000-8000块钱),结果有几个人跑了,有的被民工打伤住院了,因为这些民工要工钱,可是他们老是不给。这些民工是要生活的呀!可是,他们每个人每个月总共只能得到50块钱的生活费,这50块钱的生活费,无非就是买包烟。你想啊,50块钱买一个月的烟,一天才一块多钱。所以一想到这些,我就会联想到生活之于他们的重压,这样一级拖欠一级的现象,这样底层之下还有底层甚至还有更底层的现象,会把一个原本充满希望的民工变得绝望,也容易把一个原本很朴素的民工变得很坏很坏。
   黄:你会不会觉得因为这些民工都遭受到太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变得会互相指责,变得会怪罪别人?
   杨:在这种压力之下,是这样的。民工的资源本来就很少,甚至是一种"负债"情形下的长年生存。我最近在亲人圈子里做了一个《9个求助孩子调查报告》,相当多的民工子女,他们的境况真是让人忍不住掉眼泪。在很多网站,这篇相当长的文章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这9个孩子当中就有不少是民工子女,他们所处的生存状态是几乎每一个家庭都负债,负债最多的达到一万多,少的有几千块。他们长年累月地处于这样一种负债状态之中,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到21世纪初,长此以往,确实很多家庭经常发生激烈冲突。在这些冲突之中,一些人甚至会产生一些反社会的想法——他们不顾一切了。
   比如说,最近有个案子是非常可怜的,也是非常可悲的。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一个27岁的青年民工王斌余,这个人你说他应该判死刑吗?网上有很多人都在喊"刀下留人",这是为什么?这是被逼迫的!我们要想一下,这个人在没杀这四个人之前,他所遇到的被迫害、被羞辱的情况有哪些?统统把它们列出来,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一下!大家很同情他,甚至觉得他做得很对,现在这个社会有无数民众都有这样的想法。著名作家、政论家余樟法(东海一枭),最近写了一个论述《大复仇论》,他也是在提这种复仇情结,就是讲群众以暴抗暴。
   当然,这样的奇闻我也听到过很多。最近的沈阳就出现了这样的案例,是一个拆迁的人面对拆迁办的人,非常冷静地,就象一个人打一场仗一样,准备了许多汽油弹,也是搞死搞伤了个好几个警察。连公安部也发出通报,说最近在不同地区连续出现了严重的袭警事件。今年上半年,警察在执法过程中遭遇暴力阻碍而牺牲的有23人,负伤的有1803人,分别占牺牲、负伤人数的13.5%和56.1%。造成警察伤亡的原因,主要是警察在执勤查缉、处理治安案件和交通违章时遭到暴力阻碍。公安部说,要对袭警者要进行严厉打击。
   有人甚至要求立法增加"袭警罪"。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世洲建议通过四种途径增设袭警罪:一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增设"袭警罪";二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妨碍公务罪作出立法解释,将袭警行为明确规定为从重处罚的情节;三是由公安部提出修改《人民警察法》的建议,在其中增设"袭警罪";四是提请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专门就袭警问题作出司法解释,规定袭击警察是应当受到严厉惩罚的情节。在这种动向的背后,其实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的反面见证。看到这种动向,这说明东海一枭的《大复仇论》确实有其社会性的背景。
   黄: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警示。
   杨:我在想,这个社会确实已经走向了一种不同的状态。那么多公民已经不把国家机关、司法人员放在眼里了,因为他们这样的处境,处于这样一种艰难之中,就势必决定了这样的社会走向。以民工为例,当他们走入一种因工资被拖欠、因工伤难以索赔、或者因家庭矛盾而带来的困境之中的时候,他们做出来的一些事情,就会让你非常诧异,你想都想不到。虽然他们是农民,表面看起来很老实,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现在这个社会,有许多民工并不容易融入现有社会的秩序,尤其是青年民工。他们要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会,不是为了从农村到城市来,然后进入城市。
   从农民到农民工再到城市人,现在的许多民工已经不这样想了。他们考虑的是要维持或者建立他们自己的秩序,他们自己的习惯、风俗。因此,在不少的地方便发生了冲突,也在许多地方形成了独特的聚集群。比如浙江宁波市鄞州区的云龙镇,这个镇的李家村、甲村这些,都有这样的现象:有许多来自同一地区、同一省、同一村的民工,好象是举村搬迁,从四川、重庆、贵州全村都搬过去了,听说在那里发了财,就都过去了,结果搞得在那边过年比在老家过年还要兴奋,还要隆重。这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口流动,一个具体地方的人口构成,好象是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人都会给自己建立一种新的秩序。他们想突破,他们的心理被压抑得长久,他们想要改变。尤其是现在一些年轻人,真是没把你城市人看在眼里,他们已经不区分这个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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