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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腐败司法·可耻经济——《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首发稿)
   杨银波
   
   《民工的钱与命》第八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主讲、策划:杨银波。主持、制作:黄绢。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背景声音:“我们一定要把工钱要回来!这钱什么时候给?啥时候给我们?你这钱什么时候给我们?我哪儿有工钱呢?找他们去!走!走!”
   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展望中国》,我是黄绢。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杨银波曾经和听众朋友们讨论过民工工资过低,工资经常被拖欠,以及劳动场所不安全很容易发生工伤等等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特别着重地探讨职业病,也就是民工由于工作场所安全防护措施不够周全,或者因为其它原因而得到的职业病。根据中国卫生部在今年4月间发布的报告:由于对职业病的防治和快速发展的经济水平不相适应,现在职业病已经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就要从具体的案例来和我们分析职业病涉及的几个重大问题。
   杨:好,下面我们来谈中国劳工命运悲惨的另一个部分,就是职业病。中国的职业病按照相对不保守的统计,根据专家的估计:受到职业病威胁的,有2亿人。注意:中国有14亿人口,其中1/7受到职业病的威胁。根据中国卫生部透露:中国国内有毒有害的企业是1600万家,这是个非常准确的数字,1600万家啊。比方说制造业,象矿区,象搞建筑的,这些都是有毒有害企业的隐患之地,受威胁的人数是2亿。
   2003年的时候,全国发布的报告说中国各类职业病的发病数是10467例,其中尘肺病——下面我会仔细谈医学上的尘肺病的具体解释——的发病率达到80%,其中累计有58万多人,现在已经死亡的超过14万人,还剩下患者44万多人。这个数字相对来说比较保守,但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所以,我在这里故意采用它来说明一点问题。据比较权威的专业统计,尘肺病的患者有100万例。在这当中,我要专门讲到一种尘肺病,顾名思义,它就是尘土被吸入肺部而造成的疾病,很简单。这里我谈的其中一种尘肺病,叫矽肺病。
   矽肺病是因为一些极为细小的灰尘粒,沉淀在肺泡之中产生发炎的现象,从而引发细胞增生,或者说细胞吞噬尘粒,继而使肺部产生纤维化的反应,从而影响换气功能。这种病一般来说,会出现经常咳嗽、胸闷、胸痛,劳动的时候呼吸急促等现象,它一般在金银首饰、金矿、石矿、打石头、铸造、建筑、打磨、做搪瓷、瓷器、维修等行业的从业者中,患病者较多。他们就是因为在工作中长时间吸入大量的灰尘、粉尘,而造成肺部组织严重破坏的。一般这种病在初期是没有症状的,并会在潜伏5年—10年发病。
   以中国目前的医疗水平来看,矽肺病是无药可治的。我要向大家强调:矽肺病是无药可治的!一旦患了这种病,几乎等同于癌症,你可以想象,它就到了这么严重的程度。一般来说,患者很容易就会染上肺结核,容易促使病情严重恶化,导致肺部大面积纤维化,甚至引起肺源性心脏病,最后心脏衰竭而死亡。我虽然没有亲眼见过这种人,但是我知道这么一种病。比如:重庆的熊德明到浙江温州去维权就是一例,她是为几十个民工做维权,当时这几十个民工几乎就是面对死亡了。他们是无药可救的,所以只能等待死亡,因而他们想要赔偿。
   黄:事实上,民工在发生职业病的时候,要向资方索讨赔偿,经常是求偿无门的,而且即使是争取到赔偿也是杯水车薪,这和他们所受到的身心创痛和因此付出的生命与健康的代价,根本就是无法相比。刚刚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矽肺病,接下来,杨银波要从香港一个珠宝企业怎么样去逃避法律上的规范来和我们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杨:这个案例,涉及到一个公司——香港力奇珠宝公司。我们知道,金银珠宝是一种浪漫的象征,可是有没有人想象得到,在他们穿戴的如此美丽的金银珠宝的背后,却是血汗累累?我要指出它的成本。因为一件名贵珠宝,它的价格可能是10万、100万都可以,而其中民工的劳动成果报酬所占的成分却是极低极低的。那么这里还要提到,不仅仅是他们所获得的工资极低,还有他们所受到的损害极大。因为要做一件珠宝,必须要先找到这样一种矿石,那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也就是今天我们提到的这种病:矽肺病。
   香港力奇珠宝公司是全亚洲最大的“半宝石”加工厂,其中有一个分厂在广东的惠州,也就是广东惠州港力奇珠宝公司。现在有一个案例是说,由于珠宝制造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极多,没有防尘措施,导致粉尘浓度严重超标,致使47名工人严重矽肺中毒,并有多名工人已经死亡。现在代理这个案子的是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的著名律师高智晟。
   惠州本来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被誉为“粤东重镇,岭南名郡”。但恰恰就在这么一个风景秀丽的美丽地方,民工所遭受的,却和这个优美的环境远不搭调。原来这个厂设在深圳,名字叫深圳白泥坑力奇宝石厂,1997年搬到惠州,现在又在广东的汕尾海峰县新建了厂房,且已拥有几家子公司。为什么这个公司不断搬迁呢?表面上是由于公司不断扩大自己的规模,但是,一个稍微有点法律常识的人都能够知道,其真正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和赔偿,从法律当中钻空子。
   比方说,法院的管辖范围问题——确实,后来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高智晟为这些民工去打官司的时候,经常遇到一些推来推去的情况。他们去找深圳,深圳回答说这个厂已经不在我们深圳了,要找就去找惠州。而惠州又解释说这个厂的原注册地址在深圳,所以要去找深圳,就是这样互相推委的情况。而到了厂方呢?就更是辩解:这仅仅是一种职业病,仅仅是一种工伤。但是我想,矽肺病嘛,他会导致死亡,死亡就意味着要去医疗,医疗就会产生医疗费用的问题,那么有没有医疗赔偿呢?我想应该考虑这一点。
   一个快要死亡的人,难道就凭两三万块就要可以解决的吗?然而,事实确实是几乎是每一个民工赔偿的钱就是那么24000块左右,就这么一点点而已。这一点点钱,我想在中国的医院里面是根本不能医好的,是没有办法去医的。从2001年开始,这个工厂的工人就开始患上不同程度的职业矽肺病。刚才我讲到的47个人已经导致死亡或终生残疾,其中,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有26人,已经死亡的有3人, 18个一期矽肺病人大部分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了。他们到了走路都走不动的地步,一走路马上就出现胸闷、咳嗽甚至咳血,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这时候他们想到了打官司。这个官司打得很有色彩,很不一样,就是案件涉及到了香港。香港基督教会里面有一位先生叫石秉昆,是香港基督教工业委员会执行干事,专门维护工人权益,同时又涉及到韩东方主编的《中国劳工通讯》——高智晟所代理的案件的资料,就是从《中国劳工通讯》转接来的。我对高律师一直是非常敬佩的,包括在我和他的一些同事的接触中,我都认为:他被评为“中国十大律师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当时有一个记者问他:“你接这个案子,又看到这种景象,你的心情如何?”高律师是这样回答的:“毫无疑问,非常无奈。我非常痛心这些民工,我们国家保护民工的法律制度非常颓废,我们痛心的是这些。如果是偶然的错案,可能受害的是一批人。整个法律制度的腐败,我们所有的人都受害,而我们面对的所有人都受害这种局面。许多企业在国外,处理劳资关系没有不良记录,为什么来中国以后就变成恶魔了?为什么在国外牢牢尊守规则,尊重劳工权益,而在中国就漠视这一切?”
   这时记者就把矛头指向政府了,当然这个是肯定的。这个记者就问:“这个法律制度和政府有关系吗?”高律师的回答只有一句话:“这个答案是明摆着的,毫无疑问。”因为这当中有政府的不作为,同时法院在审理的时候根本不是法院判下来的赔偿,而是和解,我们称为庭外和解或者庭外调解。也就是说,本来是一个诉讼案件,变成一个非诉案件了,就是进行调节,想要尽早给些实体的正义——金钱。事实上高律师对这个不满意,他要法律上的判决。但是法律不认可,比方说你超出起诉期。
   还有一个,就是他谈到这是按照中国道路交通赔偿标准进行赔偿,好象给的比较多的是48000多块,那后续的治疗费就没有标准了。工人的其它要求,比如象精神赔偿这些,就更是没有了。所以一想到这些,高律师就认为这是政府价值的残缺,是本案的一个关键,它贻害的是伤残劳工者。当地的政府部门发展到最极端,是殴打向他们求助的伤残劳工。然后高律师就发出了让很多中国人都深有感慨的声音:“只是腐败司法者的无耻使这种刑法既有的价值荡然无存,令人痛心疾首!司法的过程竟完全成了精心否定这些伤残劳工群体法律利益的过程,这是中国公民的耻辱!”
   这个案子从几十个人出现职业病的过程,透视了一个司法腐败的问题。我在想,高律师代理这个案子,作为一个代理律师,这已经超出了他本身所应做的范围,但是我想他所发表的言论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或者说中国所有关注弱势群体的人来讲,都是非常非常有启迪作用的,他说出了我们心中想说的话。没错,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为它是一个国家无数纠纷、成千上万的冤假错案的一系列案件的最终的一条线,一个标准,一个裁判。但是如果这个底线、标准、裁判,已经不再倾向于正义,而是倾向于在这个国家掌握着权力、资本的强势者,那么,我在想:这个国家就会完蛋。
   黄:那么到底有谁会来为民工这个广大的弱势团体代言呢?银波你刚刚跟我们提到的矽肺病这个问题,我想它不只是呈现着现在政府对于弱势劳工的保护仍然不足,那么,接下来银波认为这个部分还应该做哪些努力呢?
   杨:我觉得,说到底,从更深层面来关注这些问题,实际上感觉象没有“解”的一道题目,因为在中国象惠州这样的企业不止他们一家,中国象这样有47名员工患有重病、已经死亡或者造成终身残疾的,也不只他们一群。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造成这种局面的最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这种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走入了一种多年以来完全靠廉价劳动力作为最大的吸引外资的策略。这是一种经济策略,一种非常可耻的经济策略。可以这么说吧,它伤害了无数的人。
   在这里,我想最值得深思的,应该是政府的经济发展策略,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员说出话来,好象是不长良心的。他们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去吸引外资!什么叫“不牺一切代价”?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代价”就包括了从外地纷纷而来的这些人,他们的低工资,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走投无路的境况。包括这个企业在内,它实际上也是受害者。如果这样说的话,只能说,这些受害者所遭受的迫害是比他们更受害的,是一级一级迫害下去而已。比如,企业本身要向政府交纳贸易税额及其它大量的高额税金,而且他们所获得的其实也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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