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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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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光明 尽管黑暗袭击着我们——《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作者:杨银波
   【大纪元8月23日讯】《民工的钱与命》第九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
   主讲、策划:杨银波。
   主持、制作:黄绢。
   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背景声音:“我们一定要把工钱要回来!这钱什么时候给?啥时候给我们?你这钱什么时候给我们?我哪儿有工钱呢?找他们去!走!走!”
   黄: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展望中国》,我是黄绢。在上星期的节目里,我们曾经和听众朋友们谈到了大陆民工所面临的职业病的威胁。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就民工在工作场所中的工作安全问题,来和听众朋友们做进一步的讨论。为我们主讲这个单元的,仍然是目前住在广州的青年作家杨银波先生。杨银波出生在重庆偏远地区,长期以来由于个人的生长背景,让他对民工这个特殊群体,有着比一般人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因此而促成了他投入民工维权的行列。在今天的节目里,杨银波要继续从1991年发生在广东东莞兴业制衣厂的一起特大火灾来和听众朋友们讨论:民工是怎样在大陆极力发展经济的过程当中,被剥削了他们应有的权益?
   杨:在这里我想政府应当注意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不唯独今天才有。我们追溯历史,回到10多年前,我觉得好象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我可以举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发生于1991年5月30日凌晨——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田边管理区盆岭村的兴业制衣厂。我回顾它,整整是14年过去了啊。14年之后,我觉得今天还是没有得到昨天的那个教训。这个案例,为什么我突然会想到它?因为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打击,以及对当时中国整个社会乃至高层人物的一种震撼,是难以形容的,甚至现在监狱里面还关着当时被惩罚的这些人。它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什么呢?基于经济发展、吸引外资,不惜一切代价,致使工人加班加点,超出负荷工作,工人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缺少安全培训、安全保护措施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在当时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到了今天就更为泛滥。所以,我不得不指出这个案子。
   1991年5月30日,兴业制衣厂发生了一起特大火灾,它的起因实际上和另一场大火——1993年11月19日广东省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火灾”——几乎一模一样。后者导致87名打工妹罹难,53名打工妹被烧伤,从遇难人数看,这是仅次于泰国开达玩具厂的亚洲第二大火灾。前者导致72人丧生,47人受伤。这一年的5月29日夜,兴业制衣厂加班工人梁某吸烟后扔下烟头引燃易燃物。次日凌晨4时20分左右,厂一楼突然起火,存放在楼层的大量生产原料PVC塑胶布和成品雨衣7万多件着火,火势迅速蔓延并封住了这幢四层楼厂房的唯一出口。该厂违反有关安全生产规定,楼内既无消火栓、灭火器等起码消防器材,也无防火疏散通道和紧急出口,还将很多门、窗都用铁条焊死,造成工人扑火无力,逃生无门。浓烟烈火沿着楼梯通道和电梯井大量进入三、四层楼的工人宿舍。当时许多工人正在该楼内熟睡,没等醒来或还不知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就被熏死或烧死,最终造成64人直接熏死烧死,55人从视窗跳楼逃生。逃生人员中,2人当场摔死,6人摔伤、烧伤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这个案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全国总工会派人到东莞去调查的时候,第一次向广东省政委和东莞市发出了警告,说:“投资者急功近利,为获取利润,不顾职工安全。地方政府片面强调改善经济环境、吸引外资,对安全生产、劳动保护工作不敢依法提出要求!”这场火灾后来被拍成了一部电影,内容是直接针对工厂里面的人,政府、企业、民工受到的心理压力和安全压力是不可想像的。因为,厂里是用铜丝来做的保险,条件非常的简陋。而且灯泡“啪”的一闪,电线就烧起来了,很多人背上、胸前都还有大量被烧伤的伤疤,有的被抢救活了之后又回到厂里面去。再看见灯泡一闪一闪的时候,心里就紧张得要命,人都好象要昏过去了,太恐怖了!这种感觉是我们这些没有被烧过的人所无法想像的。现在活下来的人当中,有一个叫小英。她大概从15岁就开始打工,在火灾中侥幸生还后,一直是使用拐杖来帮助行走的,而且这种状态将伴随她的一生。
   小英曾经提到,她们这些民工,一件衣服每个人大概能得到一两块钱的利润,而在香港却能卖到两三百块钱,这使她觉得非常吃惊,甚至觉得自己被欺骗!很多的民工,如果他们的眼光稍微开阔一点,了解一下他们所生产的衣服在外面究竟能卖多少钱,了解一下厂方及各种中间商在这当中所获得的利润,那可真是完全不是一个比例。须知,一个工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十四五个小时啊。按照小英的敍述,她从制衣厂出来以后,感到以前的工作就好象是每天都在战斗,现在回想起来仍是心有余悸。一个15岁的小姑娘,如今都成为一个快30岁的人了,现在只能每天拄着拐杖行走,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种心情。至少说,我可能会理解得多一些,因为我接触民工更多一些,很多人带着一条腿,或者一只残缺的手,或者一半是“可以看”的脸、而另一半却是“惨不忍睹”的脸。我回想到这一切的时候,总是不免心寒不已。
   黄:刚刚银波跟我们谈到那部电影,它拍得非常的写实。我想,在那个时候会让人无法逃避。火灾给人所带来的一种惊吓,或者说带来的非常可怕的残酷后果,它让你无法逃避。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不公不义、不可思议的事情在继续地发生着,人们一般都是用一种视而不见的很冷漠的态度去面对它,可是当有一天这些事情非常真实地发生在眼前的时候,你就再也无法去逃避它。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必须要去正视它。
   杨:对,人们去正视这个社会所存在的一切,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入世”心态的人所必须要做的事情。当然,更有“入世”心态的,是能够直接去面对他们的人,比如律师。在这里,我想提起一位我很佩服的律师,他也是我的老乡周立太,很多人对这个人都是极其熟悉的。两个多月以前,他接受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他仅仅是一个只有小学二年级学历的人,能发展到今天,操到这个份儿上,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他。周立太律师可以说是广东省的第一代“劳工律师”,或者说“工伤律师”。他从1996年5月1日开始到今天,其所代理的案件达到 5000起,其中1000起案件涉及到工伤赔偿。他专门做了一个统计:从工伤性质的确定,到提起仲裁,然后到进入诉讼的时间,是将近三年。这,就是外来打工者的维权成本!一个人断了一只手,还要等上三年才能得到赔偿,这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听起来有点象天方夜潭。
   高昂的诉讼成本,有些时候成了企业专门利用的法律空子,这种事情我们讲过很多次了。拖延时间的目的,就是让你跟资方私了,这样,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也不会找官方的麻烦。但是实际上现在的社会已经变了,周立太律师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以明确的这么说。他的时代,我是指他作为“律师”所处的那个时代,因为当时的他是很孤独的“一个人”。而今天,中国的律师已经开始大量集合起来,还是有很多律师是很令人佩服的。比如说,周立太律师当时的奋斗还是在深圳。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作为一个让世界都感到惊讶的一个如此高效率且如此廉价的生产加工基地,那里发生了那么多案件,周律师就去了那里。现在呢,律师们实际上已经大量转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是广东省东莞市。
   东莞市现在已经成了象周律师这样的一些“劳工律师”的集中地,最有出息的律师可能就是在东莞吧,因为现在的东莞在整个广东省的经济发展排名之中是第一位。但是如果从平均来算,把外来人员算在其中,它就只能排到第九位了,这说明这些外来民工的收益是非常非常低的。而东莞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现实,所以“劳工律师”在这里要是想找业务,便真是再容易不过了。这里是律师的一个好机遇,但它同时也是广东的一个悲哀呀!当然,这些律师去维权,工人去走通过法律解决问题的途径,不管怎么说,还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头。
   另外一种维权方式就是群体行为。关于这种事情,可能以后我会谈得比较多,因为罢工事件比其他的劳资纠纷解决方式更具有震撼性、公共性和政治性,它们会形成几千几万人的游行、示威、静坐等。根据统计,仅在深圳一年内发生的罢工事件就达到100起以上。高智晟律师发现这些人的罢工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组织,没有一个人提出草案来通过有关部门审批的过程,所以,很多工人在游行、示威、罢工、静坐之后,就面临违法和被监禁、劳教的危险。美国的“中国劳工观察”、香港的“中国劳工通讯”也经常关注这些问题。同时,我也想到那些辛辛苦苦出来打工的人,他们为了得到自己的一点工钱,大家团结起来,共同发出一点声音、一个正当的声音,应该是很受周围人的同情的,而绝对不会认为他们是扰乱公共秩序,甚至会觉得这种声音早就应该发出来了!但是,这些人却面临被解雇、警告、劳教、判刑等等一系列涉及深层制度礁石的问题。
   根据高智晟的说法:有的工人已经进厂两年,资方从未告之其应该签定劳动合同,虽然再三解释,一些工人仍然没有弄明白“工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这等于说,工会形同虚设。我突然想起我曾经调查过的一个厂,这个厂的厂长平时剥削工人工资,但他竟然同时也是工会主席。多年以来,这个厂从来没有开过职工代表大会,也从未集体讨论过工人权益的问题,但他又确确实实是一个工会主席呀,而且还是把“工会主席”印在名片上的,搞得工人都不知道这个工会到底是干什么的。这让人想到:黑色幽默,在中国实在是无处不在呀!
   黄:在刚刚的节目当中,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即使是在今天恶劣的环境之下,在大陆仍然是有一些律师义无反顾地帮助民工这个弱势群体。另外,这几年兴起的非政府组织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杨:我们谈的这些东西,既有背景也有个案。在个案之外,我想给大家一点希望,就是中国正在维权的这些人。现在,中国确实有些人想为民工做些事情,想为底层民众做点事情,所以就催生出了一些组织,这些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劳工NGO组织,它们真正开始有规模的,最早诞生于1998年。在那一年,有一个英雄式的人物叫廖晓峰,他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仔,1993年到广州番禺打工。第一次是一个老乡因为手指断了,找他帮忙,他就查法律书籍,帮这个老乡讨到了6000千块钱。第二次是他告了一个老板,最后为一个工友讨回了10800块钱。两次加起来是16800元,也就是这些,促使他走上了帮助外来工的维权之路。1998 年8月1日,当时的廖晓峰在广州番禺成立了一个组织,即现在的“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这是在我心目之中非常敬佩的一个组织。它的总部现在还在市桥—— 番禺市桥光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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