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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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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明的失踪与记者的命运——《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作者:杨银波
   【大纪元8月20日讯】 《民工的钱与命》第七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
   主讲、策划:杨银波。
   主持、制作:黄绢。
   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黄: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展望中国》,我是黄绢。刚刚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发生在民工身上的两起案件(阿星杀人事件、刘长青严重伤害事件),接着杨银波要和我们谈下一个案件。
   杨:这个案子来自河北省定州市。有一个民工,他是一个举报人,他举报了“包身工”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有20多天都没有找到他——他失踪了。这个案子牵涉的面非常之大、非常之广,涉及到了媒体,涉及到了公安,涉及到了政府,涉及到了企业,同时也涉及到了我们还没发现到的更多人。这个民工叫陈忠明,是四川人,今年42岁,左腿打有钢板。6月18日,他从河北定州一家砖窑想办法逃出来,到了北京。之后,他去找北京的员警,打110,可是北京警方告诉他:“这是河北的案子,不归北京管。”
   陈忠明不敢到河北找员警,他不但担忧砖窑老板,而且担忧河北警方在这当中可能存在的包庇行为,更担忧员警成为迫害他的帮凶,等于说,他对政府不信任。然后,他去找报社,可是被报社推了出来,报社根本不管他的事情。接着,他在一家店里打电话的时候,碰上一位好心的店老板,而店老板恰好认识《新京报》的主编李列。店老板向陈忠明推荐了李列,李列就想介入这个事情进行调查报导。李列派了两个记者,一个是刘炳路,一个是张涛。
   6月29日,刘炳路、张涛、陈忠明来到河北定州,去的时候居然没发现情况。大家一商量,就在定州“大世界宾馆”开了房间,记者住313 房间,陈忠明住308房间。他们三人决定第二天向定州警方和劳动部门报案。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早上8点,两位记者打开308房间的时候,突然发现:没人了!而且更糟糕的是,当记者拨打定州110半小时后,记者的房门被推开了,来了10多个人。这些人包括定州市北城派出所副所长胥立军,北城派出所民警马建华,还包括不明身份的三个人,其中一人拿着摄像机,对着记者摄像。
   而且,还有一个人跟员警一起出现了,这个人就是被陈忠明举报的砖窑窑主 ——高保义。这个高保义是这么“冲”着对记者刘炳路说话的:“你,把那个陈忠明找来,你找来我们可以吗?你看看我们有没有这种情况?现在搞得我们怎么样?”就这么一个报导之后,以后就被莫名其妙地压下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新京报》还是终于把详细报导发出来了。这个案件,使很多记者——尤其是《新京报》记者刘炳路、张涛——心里非常难过。
   我估计:这个陈忠明有可能已经遇害。为什么呢?陈忠明这个人啊,真的是下定了决心要举报这个砖窑,我都能估计到他当时的那种急切的心情和坚毅的意志。他找到《新京报》主编李列的那种兴奋,那种寄讬,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要从定州逃到北京的那种冲动,以及心里所想到的那种周全的考虑,我特别明白、特别理解,因为他从河北定州逃出来是极不容易的。6月18日,陈忠明向砖窑提出理由,因为他在四川老家出过车祸,腿伤发作,要换药。当天,工头亲自把他押送到定州火车站,花了156块钱买了车票,到成都。这个工头,亲眼看着他走进候车室,并威胁说:“如果报案,后果不测。
   ”
   还有一个背景,就是陈忠明在逃走之前,有10多位遭遇相同的工友将身上几毛几毛的零钱凑给他,要他出去之后,一定要想办法解救他们出去。所以,陈忠明的每一刻,都实实在在地载负着、填充着很多人的性命。你可以想像得到,那是“救”出来啊,已经不是一个“监狱”的概念,而是可能一辈子“死”里面的严重后果。这里面的民工,是“的的确确的奴隶”,非常黑暗的一个状况。关于“包身工”,其实河北媒体、中央电视台,以及《中国青年报》都曾揭发过这样的事情。河北的“黑砖窑”,向来不是什么新闻,比如你推一车砖,突然砖倒了,车翻了,人走不动了,然后皮鞭就“啪啪啪”上来了,打得很惨,皮开肉绽。
   黄:哎……
   杨:这样的事情,在中国不是新闻,只不过当它突然出现一个人们自认为非常和谐、非常稳定、非常美好的社会的时候,就会突然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人们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它的的确确“已经”存在了,“已经”被证明这就是真相了,不容任何自我安慰的人去怀疑和自欺。
   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展望中国》,我是黄绢。继续为您进行的是由大陆自由作家杨银波先生为我们主讲的《民工的钱与命》。刚刚杨银波和我们谈到了发生在民工身上的几起案件,这几起案件当然不是偶然的,它们带来的反思又是什么呢?杨银波继续说——
   杨:刚才讲到了阿星,讲到了刘长青,讲到了陈忠明,这三个人:一个是杀人了,现在等待的是一个判决,一个很可能非常残酷的判决;一个是伤人了,正在逃逸,生活在躲避法律制裁的恐惧和不安之中;一个是出于一种正义,举报了,然后有可能已经遇害了。他们三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当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最终没有选择政府,也没有考虑到什么法律维权,也没想到搜集什么证据——其中两人(阿星、陈忠明)共同选择了记者。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有了一种很普遍的心理 ——对官方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
   黄:应该是其来有自。
   杨:成了间接原因,是一个导致悲剧发生或者说导致一系列悲剧连环发生的间接推动者。当矛盾已经产生,甚至刑事犯罪可以预料地出现的时候,员警,以及劳动监察工作人员(我们称为“劳动员警”或者“监察员警”),这些人却没有具备实效结果的作用。比如说,陈忠明失踪这件事情,和砖窑窑主高保义一起闯入记者房间的派出所员警,他们是立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个情况我不清楚,但我想他们自己是心知肚明的。而且,他们和那么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起闯进来,拿着摄影机,表达这么一番话,是什么意思?是威胁,还是办案,抑或某种交涉?
   在这里,我向《新京报》记者致敬!记者的命运啊,他们是高危险的职业群体。有的记者朋友私下里跟我谈:“杨老弟,你不要以为你们的工作有多危险,我们这些打头阵的,才是高危险呢!”比如有个《南方都市报》的记者,他到一个普通的乡政府去采访,结果那个乡政府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指着这个记者大骂:“你们算什么东西?我们跟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都打过交道!”
   再比如,《新京报》记者最近在北京市朝阳区豆各庄雅居二期工地调查到一个事情:6名民工爬上30多米高的塔吊讨工钱,记者拍了照片,然后工地负责人就安排了三四名保安跟踪记者,并交代保安说:“不行的话,就打他们。”有一个女摄影记者在工地附近的车内拍摄,被保安发现了,三名保安就把她手中的数码相机抢走,并把女记者的右臂给抓伤了。另一个记者去索要相机,又被工地负责人踹了两脚。记者随即报警,但是十几分钟内打了六七个电话,110还是一直无法接通。下午的时候,记者再次去索要被抢的相机,工地负责人把相机存储卡取了出来,又把相关照片删除,然后才将相机还给记者。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这么严重啊,我想请黄绢谈一下台湾的记者情况,就是说如果他们受到威胁,那么记者是如何回应的?民众又是如何反馈的?
   黄:我想刚才银波讲到的,在大陆愿意为底层人代言或者愿意帮他们去传达事实的这些记者们,他们所遭遇的一些威胁,两地两相对比,反映出了问题。当然这样的事情在台湾并不多,那么为什么在台湾发生的比例会比较少呢?我想,基本上是因为这个社会的人对法律的遵守程度,就是说他知道他要守法,如果他不守法,那么他面临的后果会是很严重的。可是,如果说你所处的社会,“不守法”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当法律没有它的尊严,当公道、正义、公理都不被人们放在心目当中,这个时候他(她)就可能会采取威胁人的手段,采取暴力的手段。现在大陆的记者经常受到威胁,我想是因为这个社会还很习惯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去解决问题。但是在台湾,如果记者受到威胁的话,通常记者就在他(她)的媒体公开来了。当然,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当事人——威胁他(她)的当事人会受到非常大的压力。这个当事人也不可能再继续去威胁这个记者,我想这个事情其实是蛮简单解决的。
   杨:听你一说,我确实很羡慕目前台湾记者目前所处的社会环境。不过,中国大陆的记者、新闻人,就我接触的人来说,我还是很敬佩他们的,因为他们都是真正有新闻理想的人,尤其在广东。虽然广东的情况如此恶劣,但是这样恶劣的环境同时也催生出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智慧、有勇气、有职业素质和道义担当的新闻人、媒体人。这就包括《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南方农村报》、《21世纪经济报导》、《新快报》,以及已被封杀的《21世纪环球报导》;北京还有《新京报》、《中国青年报》。我想,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背景并没有黑暗透顶。真的是“时势造英雄”啊,哪里有黑暗,哪里就有黑暗的另一面。
   刚才我们谈的一些案件和现象,看起来都有些极端,它们在我们这个看起来还和和美美,可实际上却是一塘死水的社会当中,确实让人感到不寒而栗。真挚这几天我做梦的时候,都在想这些人杀人之前的那种冲动,想到他们在遇害时那种惨不忍睹的无奈、无助和冤屈,我的身后、梦境,好象总有无数亡魂飘来飘去,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很压抑,很沉重。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就明确提出这几个案子,既有出于舒缓内心压抑的目的,也确实想让历史记住这个时代所承受的种种灾难和罪恶。
   另外,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人们去正视那些看不到的、想不到的,或者不愿去看、不愿去想的事情,因为它们确确实实就是这个社会的真相,有的已经被有新闻理想的部分记者揭露了出来。我觉得,大家应该投入一点必要的时间,来关注这些问题。我的目的,不是向政府施加什么压力,不是向海内外展现中国那些见不得人的一面,而是基于一个最起码的信念:一个国家最基本的“国格”,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人权!
   黄:听众朋友,刚刚大家听到杨银波今天和我们谈到的几个案件,包括刚刚银波在敍述当中,我想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感同身受”。银波刚刚跟我们说,他谈这些案件的目的,并不是在揭露中国的丑恶,而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身边的人们的苦难可以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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