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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剧变之下的劣根—《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大纪元8月11日讯】节目:《民工的钱与命》第五集(周六早八点、晚八点)——台北中央广播电台《展望中国》。
   

   主讲、策划:杨银波。
   
   主持、制作:黄绢。
   
   我们的节目口号是:从中国走向世界,从世界展望中国,我们给您在大陆听不到的声音,我们给您跟官方不一样的观点。
   
   背景声音:“我们一定要把工钱要回来!这钱什么时候给?啥时候给我们?你这钱什么时候给我们?我哪儿有工钱呢?找他们去!走!走!”
   
   黄:今天的《民工的钱与命》节目,与以往有些不同。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杨银波主要是从外部大环境来谈民工,今天银波要从民工的自身来谈这当中的矛盾和思索,专门针对民工自己必须检讨的几个问题,所以他选择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民工的劣根性”。在过去的五集节目之中,杨银波从“民工工资过低”这个最现实的问题谈开去,揭示了民工在大陆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其实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地位、待遇和遭遇,这是就外部的大环境而言。而就民工自身呢?促成这种艰难处境的原因,是否也有民工的成分?所以,杨银波从“民工劣根性”这个话题着手,直接触及了这一重要问题。
   
   杨:我们最开始的思路,是以“工资”为最基本的切入点,从这个切入点出发,透过种种现象矛盾,展示的是一副悲惨的民工画卷。然后,直接进入“如何维权”的主题,以及这种维权的种种外在背景。在这些外在背景之外,还有一个很内在的背景,也就是我今天必须要讲出来的——“民工的劣根性”。对此,之前我们有所提及的是:这确实是一个一盘散沙的群体,比较顾及私人、顾及个人,可是这毕竟还是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冲突、矛盾,尚不是自己与自己之间的这种冲突、矛盾。坦率地说,民工确实有很多矛盾,很多麻烦,很多让你很不愉快和不可思议的地方。
   
   当你一步又一步地感受到他们苦难的同时,你也一步又一步地看到他们自身的缺陷和弊病,犹如这个社会的任何群体一样,他们同样是复杂多变的。他们以他们特殊的个性、特殊的习惯、特殊的习俗,在一个规则性、程式性、秩序性比较强的陌生的地区,恰恰是把原来在农村家乡的种种特点,几乎是100%地照搬到了城市、郊区、外地。因而,也就与这些地区发生了冲突,也同时因为这种冲突,与自己也发生了冲突,与自己的亲人、自己的朋友、自己的老乡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甚至已经达到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的程度。这也跟民工的“钱”与“命”有关联,所以我才选择这样一个题目来讲。
   
   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生存、发展,你自己的主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丧失了主动性,丧失了本身的资源——须知,这些资源将提供给你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家相对平等的地位和机会——,如果这些资源你本身是没有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你在社会竞争之中必然处于弱势,而且你自己就已经把自己打败了。民工也是如此。我们经常习惯于把外部的大环境作为导致社会悲剧的主因,他们确实工资低,当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无人保护、无人援助,这些苦难是否仅仅因为政治、制度,或者是否仅仅因为无人能够有力地保护他们,或者是否仅仅因为有人能够做到这一切但却没有做出行为和其他种种努力?
   
   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基本认识:在社会逐渐冷漠和残酷的同时,没有一个人是幸运的,那么民工也不例外,他们同样在这样一个社会大酱缸里受到了“薰陶”。民工自己究竟在给自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这里,我又要坦率地说,这种角色的悲剧性在于:民工在社会剧变的同时,缺乏了自我反省和追求进步的努力。也就是说,他们的意识趋向于保守,他们的变革意识、改革意识、革新意识,相对而言要低得多,主要是求一个安稳,求一个稳定,求一个平安。民工的流动性很大,这意味着他们生存的机会是一次又一次地失去,也同样意味着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各个工厂门外排队等候“招呼”的人,在劳动力市场,在各个招聘点,这些人寻求生存和发展的那种寄望,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那一股股强烈的求生欲望和发展愿望,逼真至极。
   
   我们试问一下:一个每月都有2000元或1500元收入的民工,当他离开这家工厂的时候,他还能不能找到一个在他看来工资并不低而且条件更加宽松的工作场所?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自信心的缺乏,才使得他们的生存总是充满了悲观的心态和迷茫的神情。他们太急于求一个安稳和稳定的环境,这又从另一面反映了他们应变心理的缺乏,或者更干脆地说,这是一种任何人身上都会出现的“本领恐慌”,他们缺乏这样的应变能力来抵御和改变这个社会随时都可能发生的千变万化。这是涉及“安全感”的领域,属于第一方面的问题。
   
   第二方面,也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他们从穷乡僻壤的农村来到一个可供他们谋生和发展的地区,这不是一列普通火车、一辆普通汽车就能完成的过程。他们涌入这样一个在文化、语言、交通、气候、习俗、秩序乃至于地方政策、制度等多方面都有明显差异的地区,不但地点发生了变化,而且身份也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农民变成了实际上的工人。可是,他们没有变化的东西仍然在大规模地阻挠着更积极的变化。
   
   黄:是的,银波所说的这样一种身份的转变,本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但是民工们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将同时伴随着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的转变,而这就导致了许多问题的发生。接下来,杨银波谈到的民工的劣根性,第一个就是:赌。
   
   杨:在进入“赌”这个话题之前,我想说明一下:我接触的许多民工,有这样一种特性,既有奴性,也有皇性,更有令人感动的人性光辉。你若比他强势,他百依百顺;你若比他弱势,你就成了他的侵略对象。当然,这并不是绝对。我想,任何一个并没有看清自己位置的人和了解社会大势的人,都会存在这样的性格,因为这确实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常常使人不可理喻的特殊国度的一种“变态心理”。
   
   下面谈赌。在农村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人们一般是如何休闲呢?没有农活的时候,看看朋友,走走亲戚,然后坐下来打打牌。嗯,这个“打牌”啊,常常是赌的代言词,农村的赌风很盛啊,越穷的地方越爱赌。那么,在外地怎么打牌呢?经常是这样的:赌小钱的话,那可真是趋之若骛;赌大钱的话,反而没几个人敢去。到这边赌博,一般是怎么赌博呢?
   
   我跟你讲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在离我住处不足10分钟路程的地方,有一个老乡,我就不提他的名字了。这个老乡原来也是一个民工,同我父母是在同一个厂里面干,这个民工非常聪明,他先找了一个当地人,开了一个店。这个店原来的生意呢,就是接电话。因为那个时候(大约是2003年之前),民工的身上一般是没有手机的,他们要打电话只能到店里面去打。那么,如果家里打电话给这边的民工呢?这个工作,就是店老版的考虑了。这时候,店老板就跑到厂里面去叫人:“喂,陈某某,接电话!”这么一叫,手续费就是两块钱。
   
   可是后来民工慢慢有了钱,加上手机降价,他们开始买手机了,手机大量普及,这个时候这个店老板就没有生意了。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他想到另一个办法:开赌场。这种“赌场”是比较隐形的,你怎么看也像是完全搞娱乐的,不是那种澳门赌场式的气派、设置和牌具,按他们的说法,就是老乡之间“聚聚、乐乐、玩玩”。可是就是这种“聚聚、乐乐、玩玩”,看上去虽然普普通通,但是只要有空闲的时间,每天起码都有两三桌,多则七八桌。要是过节,尤其是过春节,那更是大赌特赌,从腊月二十五、六赌到大年十五、六,说不定还没完。
   
   这个店老板赚的主要是抽“牌头钱”,一般每天有几十块,稍好一点有一两百、两三百,过春节每天有一千多。我们就要问了: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民工要在这里赌,而且赌得很烂很烂?光是从我手头上借出去的钱,有多少呢?起码有七八个人了,有的是一两年都没还我钱。我说这个,不是说要这些人还钱,而是要指出这些人的基本品性问题。老是这样一种习惯:昨天没钱了,有人逼他还赌债。然后就是这种:“银波,借我点钱。”多少?“50块。”干嘛?“我那边有点急事,需要用点钱。”什么急事?“哎呀,反正你甭管了,你帮个忙。” 他不告诉你是为了什么。
   
   那我就说:好,这样,这钱什么时候还我?“明天!”明天什么时候?“明天中午!”好,反正你和我父母关系不错,再说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这钱就借给你吧。第二天中午,这人又来了,我以为是来还钱,没曾想:“银波,再借100块!”那一套又来了,实在推不过去,我只好说:那就打个欠条吧。“哎呀,打什么欠条?我保证今天晚上还你!”这时间一过去就是半年,人影都不见了。有的民工啊,在这边真是输得一蹋糊涂。在他们当中,有的是1993年、1994年就到这边打工了,有的是1989年、1990年就来了,打工打到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家里的房子还是那个房子,孩子呢,是初中没有毕业就被逼着出来打工。
   
   关于赌博,最近我旁边还发生了一件事,也是我的一个老乡干的。这个民工有两个孩子,其中男孩是我同学,女孩是我校友。这个男孩今年24岁了,他原来在重庆一个摩托车厂做工,然后又到我这边来,找不到工作,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女孩呢,20岁,她非常讨厌她的父亲,因为这个父亲是一次又一次地赌,在外边欠了一屁股债,没钱了就逼着他女儿的工资,等于是让他女儿替他还赌债。这个女儿就非常讨厌:“这是我自己打工挣的血汗钱啊,我孝敬你可以,但是你总得给我一个数目限制吧,我也得生存啊。”结果一到这个女儿发工资的,她父亲就又要去逼她的钱了。她实在是忍受不了这种来自父亲的压榨和剥削,最后离家出走,到现在也没有和家里联系,也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这样一个发生我身边的真实的案例,说明这种来自个人的一些问题,导致了家庭的破裂、家庭的分裂。
   
   注:本文系《大纪元》首寄[首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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