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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之死:脆弱的生命—未必比现实更残酷的不似小说的小说

   
   
   【大纪元7月12日讯】周兴柱,继父亲、大哥、二哥之后的又一个死亡者,生于重庆,活于天津,死于河北。
   ——题记
   

   (一)背景
   
   天津市武清区王庆坨镇,一个天津与河北交界的既平凡又知名的小镇(交界处是一个收费站),距离天津市中心有30公里。天津是当年河北省会,如今的天津武清区与如今的河北廊坊市安次区,均归于当年的廊坊市管辖。王庆坨,一个从河北过渡到天津的小镇,摆脱了如今仍旧贫困的河北廊坊,在渐渐知名的天津武清立足,被称为“自行车王国
   ”。
   
   在这个3.8万本地人、3万外来人的小镇,据估计:有正规的自行车制造厂120家,非正规的自行车配件厂 180家,这300家工厂有着每年生产100万辆自行车的能力。在这种自助型经济的全面带动下,来自王庆坨的自行车远销亚(韩)、非、欧;需要量巨大的中国大陆,更是它的最大市场。然而,在经济繁荣的躁热表像背后,一个普通民工的死亡却犹如一股刺骨的寒流,把我带回底层的真实。这个民工,他叫周兴柱。
   
   (二)周兴柱的一生
   
   周兴柱,重庆人,1971年出生。这个人的命运非常悲惨,悲剧情节颇具典型:第一,他是未获补偿的长江三峡移民者之一;第二,他以及他的家人被无数次拖欠工资;第三,他死于矿难。他的具体形象是这样:1.55米高,体态略胖,目光呆滞,表情木纳,一直说的是地道的重庆话;性格:懦弱、自卑、善良,说话声音很小,也有重庆人的特殊性格,遇大事时有火气,有宿命情结,信命。
   
   周兴柱有两个哥哥,即周兴盛和周兴隆,还有一个妹妹、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原本是六个人的家庭,在周兴柱死亡之前只有三个人:周兴柱,周兴柱的妹妹,周兴柱的母亲。贫穷,是这个可怜家庭的最大敌人。周兴柱的父亲活着的时候就说过:“你们每天都要吃恁个多的箩卜,我到哪里去找箩卜嘛?”箩卜,一种让这六个人继续活命的资源,它的紧缺已经让这个家庭的每一个孩子都感到“不可能活着长大”。然而,庆幸的是,大家的命还是终于保住了。不料,1998年的冬天,在河北邯郸某煤矿做工的周兴柱父亲却突然死于矿难。
   
   一场为了生存而外出务工的惊心动魄之剧,从此上演。周兴盛、周兴隆开始到河北邯郸寻找父亲,但昂贵的路费和花销逼着这两兄弟停留于邯郸搞建筑。工地的活儿做了,工资却不发,活不下去了。周兴盛愤怒了,自杀;周兴隆也随后自杀。1998年,周家就这样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死掉了三个男性劳动力,只剩下27岁的周兴柱。得悉噩耗的他,也从重庆赶到河北邯郸。临走之前,母亲曾有一笔贷款,周兴柱跟母亲借走其中的千分之五,作为路费远离重庆。然而,邯郸等待他的,不但是见不到父亲、兄长的尸首,而且是多日做工却仍然不能拿到100%的工钱。命运,在周家总是如此重复。
   
   时间来到2000年,一件雪上加霜的重大事件发生:长江三峡移民。作为千千万万涉及者之一的周兴柱一家,却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补偿。还未出嫁的妹妹,失去丈夫的母亲,几乎成为周兴柱100%的抚养物件和赡养物件。在万般无奈之下,2000年年底,周兴柱从邯郸流浪到天津武清区王庆坨镇。当然,他没有任何亲人陪伴,不过据说在死亡之前周兴柱曾经跟别人一起娶过一个老婆,时间长了,与人吵了一架,从此就再也没睡过女人。
   
   在王庆坨,有一个仗义的人收留了周兴柱,此人名叫肖鸿飞。肖鸿飞,如今已是40多岁的人了,原来是开粮铺的商人,1996年做自行车,此人一生行走江湖、义字当头,是一家自行车组装厂的小老板。2000年年底的时候,该厂有 30个员工。肖鸿飞是个屈指可数的从来没有欠过任何工人一分工钱的老板,周兴柱视之如亲人,视该厂为家园。已经走投无路的周兴柱,在这里当上了自行车组装工。他的待遇是:计件制,每组装一辆自行车得6元,货干完之后,想休息就休息。若工厂正常营业,周兴柱的工资最低可得1000元/月,最高可得2000元 /月。这是周兴柱此前所不敢想像的,所以周兴柱常说:“不管到了哪里,我都想回到这个厂里来。”
   
   好景维持了将近一年半。2002年2月,由于肖鸿飞贷不到款,自行车组装厂经营不下去,停业了。周兴柱只好离厂,来到天津市东丽区一家烤漆厂当烤漆工。他的命似乎再次回到噩运,这一次,他没有碰到像肖鸿飞那样仗义的老板,却遭遇了这样的工作情形:每天工作18小时,一个月以后发工资,亦即做一个月、压一个月。这是个超强度的工作,没有多少员工能够坚持做两个月。身体还算强壮的周兴柱也不例外,他做了一个月,然而结局却是:按厂规办事,工资压一个月。周兴柱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扔掉一个月的血汗钱,重新回到王庆坨寻求肖鸿飞的帮助。
   
   旗下又有10余名员工的肖鸿飞再次收留了周兴柱,时间是在2002年3月。然而,历经苦难世事的周兴柱,目光已比以往更为呆滞,更为疲倦。2002年5月,自行车组装厂再次遭遇经济危机,在肖鸿飞手里结完工资的周兴柱无奈离开了王庆坨,回到河北邯郸某煤矿——在同一个地点从事与他父亲当年同样危险的工作。没想到,父子命运竟也如此相同:2002年11月,周兴柱死于矿难,一个年仅31岁的中国人从此永远消失于这个社会。
   
   也许,上天对于他的死,所恩赐的唯一安慰就是:后来,他的母亲嫁人了,生活还是有靠了。
   
   (三)周兴柱死后
   
   2005 年7月,想到这个普通的重庆家庭从六个人口迅速递减为两个女人的悲剧,我平静不了。我想,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能够深深地记住这个“周兴柱之死”,那些大街小巷可能仍然充溢着躁热的狂欢和冷酷的漠然。周兴柱的确是死了,在他死去的近三年之后,我决定告诉大家这样一个残酷事实:中国人的生命竟是如此脆弱!
   
   在周兴柱活着的31年时间里面,如果没有遇到肖鸿飞,他的生存就必须借助比“组装自行车”更为繁重的劳动。然而,据悉:有3万外来人口(尤其以四川、重庆民工居多)的王庆坨镇,仍然有为数不少的成功者。有一个叫苏贵双的民工,在当地结婚,并开办了一家自行车烤漆厂;此地最著名的“环球自行车城”,也都是凭藉外来人口的投资才得以建成。周兴柱离这些人的成功相距太远,他只是勤勤恳恳地打工,唯有期盼多寄些钱回家,让妹妹和母亲生活有靠。
   
   而我的观察角度则不止于此。我想深刻地知道在王庆坨这样一个“差不多城市化了”的小镇,在经济繁荣的背后,究竟带来的是什么?谁才是真正的获利者?从某种角度讲,周兴柱当初从河北流浪到天津的选择是正确的。尤其是在王庆坨这样一个交通网密布的小镇:112国道从镇中心穿过,东边有津保高速公路,北边有京福公路(北京——福州),虽是偏僻小镇,却有独特优势。然而,周兴柱在6万人当中遇到的恩人,却唯有肖鸿飞一人而已。在著名的112国道旁,全是高级饭店、洗浴中心(约30多家),这些地方全然不属于周兴柱,周兴柱与之似乎永远无缘。
   
   我们从周兴柱这个横截面看过去,还继续发现:普天之下,并非只有他一人不幸。那么多王庆坨的本地人此时此刻正在为土地补偿费抗争,以至于形成群体性的抗争。更为荒谬的是,户口名簿上标明“农业人口”的无数王庆坨人,多年以来竟鲜有分配集体收益。土地到哪儿去了?钱到哪儿去了?在政府、村委会和村民矛盾激化的背后,究竟是谁在主宰着这3.8万本地人的命运?这里的百姓说: “他们那些官儿呀,‘你有钱,我帮你花!’”
   
   从这个角度看来,周兴柱命运的悲惨几乎已经是注定的了。因为,这里的人几乎没有基于户籍的缘故而受到怎样的照顾;相反,无论外地人、本地人,他们都是一群被权力活生生的践踏的只能称为“老百姓”的老百姓。在经济的躁热之下,留给我们的是社会的混乱和不安,更有人说:在这里,打伤一个人、杀死一个人不是什么新闻!那么法律呢?那么多人有了纠纷,却从来不去法院起诉,宁肯私了,哪怕拖它十多年,未予决断,仍旧无妨……。试问:这算是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吗?退一步说,这里的经济是不是真的发展起来了?那300家自行车厂,有几家在真的赚钱?如同肖鸿飞一般——“赔钱,还有钱花;没钱,就没钱花”,这个道理可是多少王庆坨商人的普适哲学啊!规则,即是“潜规则”。
   
   对此,我已无话可说。我想,我只能充满祈祷的留下这最后一句话:
   
   “再见,周兴柱;再见,王庆坨!”
   
   
   注:本文系《大纪元》首寄[首发稿](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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