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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经济帐目


   
   郑万贤、吴婉琴、郑忠杰,一个来自四川省自贡市小镇的普通农民工家庭。数十年以来,三人含辛茹苦、彼此扶助、相依为伴,从自贡到贵阳、昆明、南宁、厦门、宁波、北京等地,再到广东佛山打工,现暂住于佛山市南海区郊区。
   郑万贤,1953年出生,系建筑民工,工资没准儿,有活干的时候30—35元/天。吴婉琴,原籍贵州,1958年出生,因病暂停务工四年,做家务活,无任何收入。郑忠杰,1980年出生,职业中专学校毕业,17岁出社会,其后学会开车,目前在为一家生意不错的花生油厂送货,工资加上奖金、外水,一个月的收入能维持在3800元左右。
   在南海区郊区的老乡里面,郑万贤一家是颇有些威望的。他们的伙食标准不亚于本地城市居民,也经常资助生活困难的老乡,为人正直、随和、大方。由于结识一些本地朋友,他们连房租费都免了,许多人对此羡慕不已。然而,一个偶然的饭桌机遇,他们遇到了我。通过一番深入的调查,我见证了众人羡慕之余的民工生存危机。吴婉琴记录的家庭经济帐目,是我发现这种危机的重要证据。
   (一)巨大的支出
   郑万贤一家2004年的支出:
   1月,生活费468·9元,煤气费60元,水电费52元,医疗费566元,外用169·5元,共计1316·4元;
   2月,生活费457·7元,煤气费60元,水电费36元,医疗费304元,外用102元,共计977·7元;
   3月,生活费521·6元,煤气费65元,水电费31元,医疗费473·9元,外用1900元,共计2991·5元;
   4月,生活费841·2元,煤气费137元,水电费32·5元,医疗费445·5元,外用352·6元,共计1808·8元;
   5月,生活费710元,煤气费82元,水电费41元,医疗费620元,外用557·7元,共计2010·7元;
   6月,生活费554·1元,煤气费80元,水电费47·5元,医疗费577元,外用883·8元,共计2142·4元;
   7月,生活费540元,煤气费21元,水电费39·7元,医疗费289·5元,外用1212·9元,共计2103·1元;
   8月,生活费568·7元,煤气费87元,水电费46元,医疗费394·5元,外用284·1元,共计1380·3元;
   9月,生活费778元,煤气费90元,水电费44元,医疗费240元,外用367元,共计1519元;
   10月,生活费888·6元,煤气费103元,水电费44元,医疗费279元,外用724·6元,共计2039·2元;
   11月,生活费737元,煤气费103元,水电费37元,医疗费144·5元,外用951·9元,共计1936·4元;
   12月,生活费722·5元,煤气费98元,水电费39元,医疗费257元,外用450·5元,共计1567元。
   合计:生活费7806·3元,煤气费986元,水电费452·7元(三项相加,总生活费为9245元),医疗费4590·9元,外用7956·6元,共计21792·5元。这里的“医疗费”特指吴婉琴的医疗费。郑万贤、郑忠杰的医疗费,计算在“生活费”之中。
   郑万贤一家2005年(截至6月9日)的支出:
   1月,生活费561·7元,医疗费190元,外用478·3元,共计1230元;
   2月,生活费794·1元,医疗费122元,外用657·5元,共计1573·6元;
   3月,生活费620·8元,医疗费222元,外用307·7元,共计1150·5元;
   4月,生活费689元,医疗费305·5元,外用1297·4元,共计2291·8元;
   5月,生活费670元,医疗费995元,外用278·3元,共计1943·3元;
   6月1日—6月9日,生活费211元,医疗费174·5元,外用790·5元,共计1176元;
   合计:生活费3546·6元,医疗费2009元,外用3809·7元,共计9365·3元。这里的“生活费”包括“煤气费”、“水电费”、“郑万贤、郑忠杰的医疗费”在内。
   在这两笔合计支出(21792·5元、9365·3元)之外,另有一笔特殊支出:资助费。郑万贤一家乐善好施,救济穷人,无数小额费用的资助和人情客往,均没有上帐,其它一些相对较大的帐目有:2004年2月,资助贵州民工周宏生250元;2004年4月,资助四川民工秦海350元;2004年5月,资助重庆民工蒲元进300元,资助贵州民工王昭华250元;2004年7月,资助四川民工肖玉莲200元;2004年8月,借助郑万贤的六弟郑希贤3000元;2004年10月,借助四川民工曾庆良2500元;2004年11月,资助贵州民工李新宝200元;2005年1月,资助郑万贤的侄女郑佳慧600元,资助河南民工王顾忠400元;2005年3月,借助吴婉琴的八弟吴江4000元,资助吴婉琴的外侄儿吴晓东450元;2005年4月,资助贵州民工刘培德250元;2005年6月,资助重庆民工陈辉300元。资助费共计:13050元。
   综合以上所有费用计算,2004年1月1日—2005年6月9日(17·3个月),郑万贤一家的总支出为:44207·8元,即2555·3元/月,85·2元/日。
   (二)沉重的负担
   从帐目本身来看,还能看出其它三个具体情况。
   一、郑万贤一家的生活安排得不错。他们每日都有蔬菜、肉类、水果、营养食品、小吃,有时也有鸡蛋,家中准备了40公斤/ 桶的“怡宝”矿泉水和24瓶/箱的“纯生”啤酒。所挑大米的价格是1·5元/斤,一个月三个人共吃50斤大米。他们非常好客,因而伙食开支也很大,以2005年为例:2月4日,肉类34·5元;2月10日,肉类75元;2月12日,肉类71元;3月20日,肉类29元;4月12日,肉类49元;4月27日,肉类48元;5月29日,肉类28元……。而附近的民工,则大多是另一个状况:几两肉,几两烧酒,黄瓜、芹菜、茄子、藤菜,三个人的家庭,顶多10元/天的伙食。
   二、郑万贤一家的医疗支出巨大。2004年1月1日—2005年6月9日,吴婉琴的医疗总费用是6599·9元,即381·4元/ 月,12·7元/天。吴婉琴说:“我的病很麻烦,现在又准备在一个湖南医生那里医治,五天拿一次药,每次都是300多块钱,一共要医三个月。”如此算来,三个月之后,吴婉琴的医疗费用又要增加将近6000元。体重只有80斤的她,不敢到大医院治疗,这让剩余积蓄不多的郑忠杰很为难。2005年6月1日—6月9日,她这最近九天的医疗费用分别是:12元,39元,6元,12元,18元,60元,12元,15·5元(6月6日,无医疗费)。合计174·5元,即19·4元/天。
   郑万贤、郑忠杰也时而生病。其中:
   (1)郑万贤的医疗费用。2004年:4月4日,15元;4月6日,6元;4月7日,20元;4月10日,20元;4月19日,3元;5月3日,12元;5月23日,57元;6月1日,30元;8月30日,32·5元;9月1日,10元;12月1日,12·5元。2005年:2月7日,15元;3月24日,13·5元;4月14日,15元;4月30日,40元;5月7日,11元;5月9日,60元;5月31日,50元。合计:420·5元。
   (2)郑忠杰的医疗费用。2004年:3月21日,8元;4月11日,8·5元;5月8日,46·5元;5月12日,40元;6月5日,14·5元;6月6日,14·5元;6月13日,14·5元;9月1日,32元;10月3日,36元;10月4日,38元;10月6日,56元;10月28日,10元;11月7日,83·5元;12月1日,2·5元。2005年:1月1日,5元;1月2日,5元;1月5日,14·5元;4月11日,8元;4月12日,13元;4月13日,20元;4月15日,36元。合计:496元。
   三、郑万贤一家资助支出最大,其次为生活和外用的支出。2004年1月1日—2005年6月9日,全家总支出为44207·8元,其中资助费(13050元)占29·52%,生活费(12791·6元)占28·93%,外用费占(11766·3元)占26·62%,医疗费(6599·9元)占14·93%。在资助费当中,其实还有一笔费用没有上帐,那就是对郑万贤的父亲郑泽泰和母亲郭云素的赡养费(注:吴婉琴的父亲吴承海和母亲罗祺太已去世)。这笔赡养费包括赡养本身的费用,以及父母的医疗费用,他们每次汇款都是由父母平均享用。2004年:2月5日,寄去500元;6月7日,寄去300元;9月29日,寄去600元。2005年:3月22日,寄去400元。6月3日,寄去500元。合计:2300元,即132·9元/月,父母每人66·5元/月。
   (三)家庭的背景
   这是一个极有实力的农民工家庭,25岁的郑忠杰是家中最大的经济支柱。2002年10月,当时年仅22岁的郑忠杰从北京一家工厂车间退出,来到佛山从头开始。他的一切经济收入,全部交由母亲吴婉琴保管,身上从来没有超过100元现金。郑忠杰说:“我在家中实行的是绝对的公有制,父亲是私有制,母亲是股份制、救助制。”之所以选择这种规则,他说:“父母都是50岁上下的人了,从个人来说我是报父母恩,从家庭形势来说,负担越来越重,我必须先扛重的一头。” 有多重?我问。——“起码占90%以上吧。”经调查,事实确实如此。
   2002年10月—2005年6月,郑忠杰辛辛苦苦挣的金钱总额共有11·6万元,即3591·3元/ 月,119·7元/天。而现年52岁的郑万贤则是有钱则花,又好赌成瘾,广交酒肉朋友,几乎是入不出敷。2002年10月初—12月底,郑万贤在佛山市南海区几个建筑工地负责打水泥,本来应有2940元工资,但最后拿回家的只有460元(这将近三个月的车费还是全由儿子郑忠杰负担)。2003年3月中旬,已无事可做两个多月的郑万贤又到广州市白云区负责建筑打杂,干了15天,又回家休息。19天后,又到一个厂房当看守员,干了44天。这总计59天的工资本应有1960元,但最后拿回家的只有320元。这样的例子很多,几乎次次如此。一年12月,郑万贤真正在做工的时间不超过8个月。按照他自己的技术实力和人缘脉搏,即使一年只做8个月,也应有1万元的剩余钱。然而实情是,2002年10月—2005年6月,他真正拿回家的钱只有3430元,即106·2元 /月,3·5元/天,等于挣一包烟的烟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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